一言堂
此一言堂非彼一言堂也。此一言堂，乃是万言堂中之一分子。无此一堂之言，便无百家之争。故君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
总理是外交大师，似乎并无异议。
总理第一次率团参加的关乎世界和平的重要国际会议，就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会前美英法代表都以为中国不过是苏联的附庸，会议开始才发现是总理殚精竭虑，努力和英法代表会谈，提出各种建设性的动议，反而是苏联的莫洛托夫（Molotov）经常附和总理的建议。英国代表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后为英国总理）和法国代表乔治·皮杜尔（Georges-Augustin Bidault）变得和总理很友好，在大多数的表决中都站在中俄一边，让美国觉得很孤立。
艾登会说流利的德语和法语。他发现可以和总理用法语交流。法语对于中英双方是中性语言，用法语交流不会降低任一方的国格。但他说在所有正规场合出于外交礼仪双方还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
大家都知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极其敌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不但拒绝和总理握手，而且明令美国代表团所有人都不许和总理握手。有为杜勒斯洗地的同胞常说杜勒斯是反共不反华，不和总理握手是他反共的体现。是真的如此吗？显然不是。在和总理见面之前，杜勒斯正在和苏联代表团握手寒暄，相谈甚欢。一番亲密之后，双方道别，杜勒斯转过身来，发现正好和总理面对面。总理微笑着伸出手，杜勒斯却一回头，一溜烟走了。
杜勒斯对苏联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的不同态度，可见其为人之势利。希望那些为杜勒斯洗地的同胞能对事实有所认识。傲慢不会带来胜利。杜勒斯的傲慢，让美国先失一城。
日内瓦会议的各方交流的文件如今都大部分解禁（declassified），在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存放最全。大家不但可以看到各国代表彼此交谈的详细记载，而且能阅读总理和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无数电报来回。
杜勒斯已经死去多年，我也不想在这里数落他的不是，只想提一下艾登和总理的交流。艾登说他和杜勒斯除了语言相同并没有其他相同的地方。艾登是个政坛上的老油条，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他实在很讨厌杜勒斯这个自以为是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艾登和杜勒斯在会谈之初就大吵了一场。结果杜勒斯在日内瓦不到一个星期就一个人回国，以后的近三个月的会谈都是由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Undersecretary of State。当时没有副国务卿一职，所以Undersecretary of State是美国State Department的第二号人物）代表美国参与会谈。
其实沃尔特·史密斯也觉得杜勒斯对总理的态度难以理喻。为了缓和关系但又不打破杜勒斯给美国代表团定的不准和总理握手的规矩，沃尔特·史密斯想出一个办法。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总理面前，伸出左手抓住总理的右胳膊摇了几下，也真算是煞费苦心了。
美国人对会议的记载也很有意思。好几次说英国代表艾登在当会议主席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地就站到总理的立场上，都是在沃尔特·史密斯当头棒喝之后才回过神来（regained his footing）。
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要让美国对印度支那出师无名。印度支那包括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六个小国，即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和缅甸。原是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但法军在奠边府大败后，只能撤出，而美国却巴不得马上取法国而代之。总理的努力，让美国没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出兵越南。虽然美国后来还是悍然出兵越南，但已经得不到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开支持。
1955年的万隆会议，杜勒斯极力破坏。先是让那些亲西方的亚非国家抵制，拒绝参会。但在会议即将开始的时候，又突然让这些国家参加会议，希望能达到两个目的。其一是让会议的组织者措手不及，二是让这些亲西方的亚非国家成为参会国的大多数，可以决定大会的走向。会议刚开始，那些亲西方的亚非国家便纷纷发言，谴责共产主义。为了减弱中国的影响，这些国家又提出动议，说所有决议都应该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须知那时中国在联合国还没有席位。这样的动议，貌似公正，但无非是想把中国排除在外。（其他如令人发指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因为众所周知，这里就不多说了，只想提一下那时候美国CIA 的director是国务卿杜勒斯的弟弟Allen Dulles。两人把持美国政坛多年。）
其后总理发言。总理其时已经是西方媒体的焦点，特别是美国媒体的焦点。所有的美国记者，都想在总理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找出一些破绽，以证明他和斯大林是一丘之貉。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从长征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共匪头子，竟然是个风度翩翩的谦谦君子。几乎是一夜之间，西方便兴起周恩来热。据统计，西方媒体在万隆会议期间提到名字最多的是总理，其二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但提到总理的次数，是尼赫鲁的几倍。
总理开宗明义，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存异找朋友的。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求同存异找朋友的基础。大凡能接受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都欢迎成为中国的朋友。总理最后将了美国一军，说如果美国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也希望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并开启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谈判。这一招让美国很为难。亚非国家几乎马上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赞同，所以美国不能批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美国显然不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循这些原则意味着自废武功，放弃世界霸权，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所以绝对不能认可。最后只好让蒋介石出面发了个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无权和任何国家谈判，国民政府也绝对不会和大陆政府坐在同一个谈判桌上。
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和各国首脑会谈时，尽量求同存异，既没有刻意渲染亚非国家曾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同“，也没有强化各国对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的认识的”异“。其实“异”有多种，有的会直接影响两国的争端，如国境线的划分。而有的“异”却是几乎中性，如东南亚人民吃饭时给人夹菜的习惯。即使夹菜也有区别，家宴夹菜很多，而正规场合下夹菜很少；给亲近的人夹菜很多，给不是很亲近的人夹菜很少。当然在一个大餐桌上只能给左右的人夹菜，不易给对面的人夹菜，等等。国际关系中经常有些几乎中性的“异”，有时却成为关系恶化的导火线。大凡热爱和平的人，都应有宽容之心对待各种的“异”，而不是利用这些”异“来分化别的国家和别国的人民，挑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对立。即使有理，也不应该得理不让人。总理的温文尔雅，和风细雨，让各国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识，变得很正面。万隆会议后，和大陆政府建交的国家增长迅速。
西方媒介关于万隆会议的最后的结论（consensus），是中国大胜。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如果国内能把XXX外交思想换成周恩来外交思想，天下就未必会有所谓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据说总理关于”给亲近的人夹菜很多，给不是很亲近的人夹菜很少“的论述，后来让礼宾司很伤了一些脑筋。如果总理给外宾A夹了菜，而没有给外宾B夹菜，那外宾B会不会觉得总理和外宾A比外宾B更亲近一些？所以对坐在总理左右的客人，都有一些斟酌。而后来总理在正规场合都不夹菜。）
有阁下这等人物，也难怪有战狼外交了。我也想骂你一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怕投鼠忌器，就算了。
总理认为中华民族不能闭关锁国，应该走出国门，广交朋友，以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但是走出国门谈何容易。一个五亿人口的大国，却是一穷二白，连一架能飞出国的飞机也没有。租了一架飞机，却还有美蒋特务候在国门，虎视眈眈。所以陈毅在万隆会议之初，便对中国代表团说，（因为总理是敌人暗杀的主要目标）我们都是总理的卫队，我就是总理的警卫员（当然陈毅能否做一个合格的警卫员另当别论）。
克里米亚公主号事件国际上最后定性为恐怖袭击，因为美蒋特务都知道总理要到缅甸会见经过缅甸的印度的尼赫鲁和埃及的纳赛尔，不会乘坐克里米亚公主号，但美蒋特务依然决定要炸克里米亚公主号，目的是吓唬中国官民，让他们不敢出国。正是因为杀害无辜，该事件才定性为恐怖袭击。我说美国是恐怖袭击的祖师爷，应该不会有很多人反对吧。
台湾现在天天说大陆政府打压它的外交空间。它可记得当初是如何打压大陆政府的外交空间吗？两相比较，大陆真是仁慈极了。
为了向国外传递一句“与人为善求同存异”的信息，却要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来换。中国的外交成果来之不易。所以我忍不住在另一篇博文中说“崽买爷田心不痛，可怜爷田剩几顷？”
都没有得过清华大学法律博士学位：）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万隆会议参会的29个亚非国家，只有六个国家（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其他23个国家和台湾的中华民国保持外交关系。
2.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弟弟艾伦·杜勒斯数次计划过谋杀周恩来的计划，但艾森豪威尔不喜欢这些鸡鸣狗盗的伎俩而予以否决，于是杜勒斯兄弟将任务交给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由美国提供引爆装置。总理事先已风闻此等暗杀计划，多次要求港英当局保证飞机在香港停留的时间内（一个多小时）不会被被破坏或被安放定时炸弹，等等。但周驹（香港机场负责飞机清洁的工人）在飞机上安装定时炸弹时并无一人监视。1955年4月11日克里米亚公主号爆炸后，总理派熊向晖到香港指挥破案。美国CIA迅速于4月18日用CIA的飞机将周驹运到台湾。港英当局迅速“逮捕”44名和克里米亚公主号事件有关的台湾特工，将他们“驱逐出境”（即帮助他们离开香港）。总理抗议无效，于是熊向晖失去所有破案的线索。试想在这样的中美关系的背景下，还能指望大陆政府拥抱美国的“自由民主”吗？希望中黑和粉红都能与人为善，求同存异，不要动辄无端发难，恶语相向。
艾伦·杜勒斯于1961年在古巴发动反政府武装暴乱，失败后被肯尼迪炒了鱿鱼。
（下次有时间再补充克里米亚公主号事件的细节）。
我正想问“来将通名”，你倒已经自报家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