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慈善 与虎谋皮

比较国内与美国的慈善事业现状，不免令人扫兴，不久前的统计数字如：中国人均GDP与美国比较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额差7300倍；中国每年募集到慈善资源不到GDP的0.1％，美国慈善公益团体掌控的资源高达GDP的8％－9％；中国募集的慈善款物大半来自海外捐赠；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各种基金，85％来自民众；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到1％；至于接受救济者，中国的好像叫“低保户”，其生活状况无法想象，美国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则相当于七十年代的中产偏下……。

 

中国慈善事业欠发达的原因固然有许多种，目前这个阶段，政府作为不当是主要症结。据报，现在仅有的100多家公益慈善机构，绝大多数为“官办”。在国外，如果官办慈善活动，个人与民间团体多半不愿捐款。因为人对官僚主义不放心，担心所捐款项是否真的用于慈善。这种心理，在贪官污吏横行的中国，自然有过之、无不及。

 

其实，中国文化不乏慈善精神：“有钱出钱，没钱出力”类，是舍己为人的层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类，是寄托信仰的高尚；“好心有好报”类也是恻隐心动、授益于人。若是放手让民间主办慈善事业，则民众虽然不够富裕，但爱心人士不少，人口中那10%等待救济者的日子会好过得多，社会仇富心态也能大降其温。

 

可惜很难。在中国，一谈到“组织”，政府就要紧张、就要关注、就会不辞劳苦不厌其烦地亲自管理。此事也有悠久的传统。学者所举中国现代社会出现迟滞的原因里有这么一条：宋明之际，中国商业经济高度发达、具备长出资本主义的基础条件。而欧陆各国的资本主义理念萌芽于城市的商会活动。同一时期，开封、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也有同样的组织。区别在于，中国的行会是官办的，既少自由何谈创造？

 

而中共，以成功运作多种社会运动起家，深知民间组织的规模与功能必须严控。非止慈善，所有一呼百应的理念、迅速扩展的事业、跨越阶层的组织，都不能放任自流。因为他们的理论会与政府分享民心，他们的人气会超过党团工青妇，他们有可能提出政治诉求，这样的组织很容易转变成政党……，风险太大不可小觑。宁愿自己想办法解决社会需要的慈善救济，也不能让他们建功立业-----反正解决不好时，忍受煎熬的是平民百姓。

 

好在社会在进步，中共也在变。现在就找几个慈善事业的参考模式，早晚用得上。比如，国家立法、民间经营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英联邦国家和美国实行。以崇尚“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为例，政府给公民和企业两种选择：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交给政府，然后通过“税收—财政—公共支出”的途径用于公益和福利事业；或者将收入的一部分捐献做慈善（从而少交所得税），通过“社会捐款—慈善基金—慈善事业”的途径用于公益和福利事业。美国政府对非营利组织接受社会捐赠的鼓励也体现在法律上，归纳为“一疏一堵”：疏，捐助慈善和公益事业有减税优惠；堵，用高额遗产税和赠与税限制资产转移。所以，美国的慈善捐款甚至超过政府的公共支出。

 

而“欧陆”模式则重视福利制度的建设。国家在制度层面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权利性”取代了“施舍性”，“制度化”取代了“随意性”。因为，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的区别在于：前者建立在人类恻隐之心或宗教信仰基础上，而“施”与“受”的关系终究不平等，慈善常带“恩赐性”和“随意性”。所以，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履行的是国家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责任，强调助人自助、科学助人的社会工作，并以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服务将社会政策落实到每一个政策用户身上-----是为“福利国家”。在那里，“慈善”一词反成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