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富，因为有人气、社会追捧，才这样层出不穷。惟有郭美美因此名声大噪，是歪打正着地让“躺着”的红十字“中了枪”。两造都自食了恶果。
每个时代都有些特产，我们这个时代，盛产肤浅的人、可笑的事。郭美美是个孩子当然随波逐流。虽说每个时代炫耀的东西不同。但是“藏拙”是古今通例、人之常情。财富是能力的标志之一，穷人无不有几分自责。过去有个误解，说中国曾经有过“以穷为荣”的年代，其实不确。文革前后的“穷光荣”为的是表示“政治可靠”，日常生活中，谁也不愿示人以衣衫褴褛，三餐不继。不用说物欲横流的“旧社会”，即便“革命圣地”延安，在“穷人的队伍”共产党里，说家里穷，也是个没面子的事。
贫穷与富裕是一种客观存在，意味着很多东西，不宜拿来炫耀。“炫耀”一词偏于贬义，中性一点的是“展示”。人多顾盼自雄，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不同凡响。于是就“展示”。展示功绩、技能、禀赋之类，或可鞭策自已、榜样社会。若纯粹显示财富，就是“贻笑大方”了，至少是“蓬门未识绮罗香”。还有一种用炫富报复歧视和弥补缺陷的。比如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夫人黄惠兰，出身南洋糖王之家，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于是大肆挥霍，吸引国内外名流注目。在北京买200多间房屋、占地10英亩的王府，在上海与犹太地产大王沙逊比试翡翠。可是她那本书的名字却是“没有不散的筵席”。
古老民族尊崇“世家”。侧目而视暴发户，不能说没有妒忌的成份，主要是因为正统道德观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加上世代积累，其所有拥有，应为正当。近代中国，社会制度更迭无常，没有世家，一代而成的巨富都是暴发户。“暴发”，多半不是贪赃枉法、就是巧取豪夺。所以，“仇富”也者，仇的是不正当的敛财手段，至于“钱”，确实无人与它有仇。
北京有一句老话：树小房新画不古，此人定是内务府。清朝的内务府，主管采办皇家用度，是最容易捞钱的部门，大量涌现贪官。这些人钱来的容易、花的大方，买地盖房、玩收藏，看似阔绰，但是院落新、不够厚重，骨董假，没有品位。本意是花钱赚面子，结果还是被人讥笑。斗财露富，还会引起有关部门怀疑“巨额财产来路不明”哦。
手机段子有云：贪官污吏多到什么程度：如果让官员集合站队，悉数处斩，可能有冤枉的；要是一三五、二四六地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大批漏网的。这个笑谈因郭某一跳，应在红十字会上了。郭美美用了个什么名号，把红十字会给扯进来了。看似红会遭了池鱼之殃，其实不经一查，公布的帐目被人指出许多漏洞。此事并不意外：当今之世，哪个部门能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谁被她捎上都一样。
看来，此事不是一个浅薄女子和某家机构渎职这么简单，而是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出了毛病。根子出在生活方式上：享乐依赖商品，重商必然拜金；与高尚的道德不两立。要是想超越这个道德与欲望纠缠不清、互相折磨的时代，一个办法是降低道德标准，普及他们那种行为方式，顺其自然到末日审判；要不就痛下决心，牺牲一些物质享受，博取一个简单平实的生存环境。想在全社会范围内，为高消费和高情操找到平衡点，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