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之赐 曾几何时

时代真的是变了，国内学者不时公开“高调批评中共弊政”、并且也能见诸报导了。曾几何时，报导中的座谈会都是一个模式：歌颂党的政策路线、畅谈大好革命形势。各行各业概莫能外。细微区别也是有的，工农兵学商，“活思想”较少，多半人云亦云；知识分子则能在歌颂“主义”之精深、“形势”之喜人时，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越高级的知识人士，领悟越深，阐述越详，有时还对中央有所启发呢。

时移世异，两大社会阶层，对政治的参与向相反方向走去。平民百姓对于时政基本不闻不问；有“社会良心”之誉的知识精英，则从鼓手、轿夫变成判官或医生。政治就是这样改革的，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从一盘棋到多元化，从信仰马列到自由思想。文化和科技知识普遍提高，民众可以常识评判政治主张的社会适宜程度；旁征博引、深思熟虑，学者或可提出中肯的社会改造方案。

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社会改革时不我待，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什么代价都付过了。今天的局面是以往一切努力的结果和延续，既留有昨天的遗迹，进则上天、退则入地的前景也绰约可见。“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朝野学人，当然会有急迫的事业心和危机感。仿佛“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系于他们之手；政府官员则不是茫然失措、就是忙于殃民祸国。

现实责问国人：改朝换代之后，“社会进步还是后退了”，已经不止一次。百年前，帝制被推翻，若干年中，国家既未强大、民生也未改善；各地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孙中山曾沉痛地说：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标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并重新考虑救国救民的道路。二战日本投降，立即开始大规模内战，知识分子忙于奔走呼吁和平。“共和”取代“民国”，统购统销，一切都是配给；政治运动，惶惶不可终日。改革开放又是一个历史阶段，却弄得：贫富差距，大到社会动荡临界点；道德滑坡，为五千年之未曾见。看似孙文百年前的革命目的都未实现。

其实，中国社会确实进步了。不过，不是按照设计好的步骤走的。令知识精英不能容忍的另外一点是：社会的发展居然那么不理性、不顺畅、不合规范。然而，民族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跌跌撞撞、代价高昂，损益参差、似非而是。近代中国之崛起，几代知识分子不畏强暴、犯难进言，给予统治者的揭发、批评、监督，对制约他们胡作非为、促进社会向好、向善，贡献良多。

专制，原为人性本能。中国的专制制度长达两千多年，谏官言臣制度从来徒有虚名。拜时代之赐，终于可以公开批评时弊了。无论发言者何种居心、所说是偏是全，至少其讥讽的事是有的、字面道理是对的。响应他们、传播他们的主张，对督导政府、净化社会，都有必要。

出于相信我们民族的优秀素质和文化活力，对于批评者的声嘶力竭、义愤填膺，可以视做“居安思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还在改变，并且不会直线发展；无论好的势头还是错误走向，都不会从一而终，到了某个程度就会有因素出来制约。知识的作用是提早辨别、抑恶扬善；学人的义务是条分缕析、不厌其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