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南韩经常发生渔业纠纷，有的年份多至三四百起，还出过人命。主要原因是“中国渔民越界进入了南韩的经济海域”云云。总之，是典型的资源之争。背后的层层叠叠的前因后果、处理方式，也都不太简单。
有人指出，国家间的冲突、战争，宗教、意识形态等其实是表面因素，仔细看去，多半具有争夺资源的深层原因。比如以阿之间争夺水资源、美国需要中东的石油等等。先是历史学家指出，人类历史上、世界范围内，许多战争的起源都是为了占有资源；后来，政治家接受了这个概念，发展出“地缘政治”理论，解释国际冲突比“意识形态”好使；继而，科学家也携带具体数据，加入了呼吁和平、设计缓冲方案的行列。然而，开采资源为的是生活，资源不可再生，提升生活水平却没有止境，提示：冲突的根源是人类的生活方式。
以东海渔业资源之争为例：国人餐桌上的海鲜。四成来自东海；韩国人对于海鲜的喜好也随经济一同增长，遍地老饕。人们的营养与食疗知识也比过去提高，海产品不但高蛋白低脂肪还滋阴壮阳；味觉更发达得一吃就知道是不是人工养殖、入口够不够滑软。市场需求膨胀，追求富裕的渔民不免摩拳擦掌、一展所长。先是小船疏网，资本积累起来，就买大船、下拖网；近海鱼虾捕捞殆尽，便扬帆远航、冒险犯难。护渔需用武装，争夺剧烈可见利益之大。
海洋生态之破坏，捕捞方式只是技术层面，市场需求才是幕后黑手；海上和平发生危机，人类生活的价值观念是终极主导。按理，人类生活水准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应该是削足适履；但是，事实上只能竭泽而渔。这是现实与理想之间，无法调解的矛盾。所以，民间对政府的期望是：动用国家力量满足市场需求、迎合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事有涉外，政府应该竭力为本国争取权益，而非息事宁人。做到什么程度，与国际条约签成什么样直接相关。比如东海海洋资源之划分，有《中日渔业协定》和《中韩渔业协定》等。据报，这些条约生效之后，中国渔场作业面积缩小，以致船多鱼少、渔业生产能力过剩，等于把中国渔民赶到外海去谋生计。那么多扣留事件、死伤时有所闻，反证了渔民的无奈。
显然，海洋资源之争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执行有关。该公约规定：沿海国家对从其领海基线起、200海浬海域内的各种资源拥有主权。名曰“200海浬专属经济区”。这里，“领海基线”是一个关键概念，此线越远，海洋资源越多、捕捞面积越大。经查，“领海基线”有“正常、直线和混合”三种确定方法，无论哪一种，都要“在海岸或近岸岛屿上选择一些适当点”，作为起点外延200海浬。这就是那些随波浪出没的岛礁惹起归属争议，各国增加军费，发展远洋投放能力的原因。
市场所需、渔民生计当然是国家的重要利益。不知何时、不知为甚，中国把海域签小了，资源算成人家的了。发生纠纷只能声低气短地表示：“采取措施，加强对渔民教育和对出海渔船的管理，制止越界捕鱼和违规操作现象发生。”被动之极。
有一个相反的例子，虽然可能不合适，说说却也无妨：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顶不住林的压力，只得让英国的鸦片烟贩交出烟土，许诺政府按成本给他们补偿。英国商人和印度种植园主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后，要求英国政府兑现义律的承诺-----因为我们是纳税人，政府有义务保障我们的利益；并且要政府对华采取军事行动，以免再次发生类似情况。于是，首相迈尔本提出了一个计划：设计有效路线，短暂交战，迫使中国赔偿损失，作为中国没收英国商人鸦片的赔偿。但是，当时的英国政府财政紧张，拿不出这笔庞大的战争费用。朝野却不耐烦久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