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有必要 分寸难拿捏

 

关于爱因斯坦成名有一些说法，一个是：年轻的爱因斯坦遇到老迈的弗洛伊德，互致敬仰后，老弗语带酸楚地对小爱说，你成名比我容易，你的相对论谁也不懂，无从置喙；但是人人都敢对心理学说三道四。另一个是：爱因斯坦和卓别林见面了，爱说：你没法不成名，你的喜剧人人都懂啊；卓回敬：你出名才顺理成章呢，全世界不是只有12个人懂得相对论吗。政治就是喜剧和心理学，懂的人太多了，都能在报刊杂志和博客论坛上发表见解，但是不可能逐个实行，所以非控制不可；谁让理论物理太难，只能敬而远之呢。

 

“政治”也者，公众事务、众人之事。经梁启超把顾炎武的理论简约成口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操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就成了所有人的义务。中国人多见解就多，到底听谁的？毛主席说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共产党则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太多，得选一个中央委员会，由大佬组成权力核心“政治局”，统筹党内党外。既如此，一个中心就只能配一付喉舌。不然，鸡一嘴鸭一嘴地，吵吵嚷嚷、混淆视听，什么事情也没法开展。不服？有想法？属于干扰党的事业、破坏国计民生！封！

 

在适当的范围、对思想和舆论进行适度的控制，当然有其必要。问题出在“度”上。用模糊的标准对应模糊的概念、处理模糊的问题，是人类文明文化的千古难题。政治中人有时候需要操纵舆论加快历史的脚步。如戊戌变法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称，联署变法条陈的在京士子有三千多人，给清廷造成巨大压力。其实，梁启超率80广东考生发起的上书运动，只征集到342人签名。辛亥革命也是这样：武昌首义的次日，就把象征十八省的18面星旗插上了蛇山（那时，清廷把全国直接掌控的地区划为18个省），并在报上大造“南北附议”之势，隆裕皇太后退位后才知道，到了11月，正式宣布响应的省才上十个，黄河以北尚无举动。

 

这是史有定论、算蒙对了的事。要是操控失误功败垂成，那就不是“顺应民意”、“政治手腕高超“，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看来，“顺应”与“砸脚”不论现实意义还是历史评论，都是一个立场问题。就说现在吧，控制舆论者打的是“和谐、稳定”的旗号；争取资讯和言论自由的，用的是“人权、民主”相抗争。各有所护、各有所图。控制的分寸恰当与否、争取的范围出没出圈，得到下一个历史阶段才能定案了。当局者的历史风险是“延宕了中国全面现代化”，自由派也许要负“搅乱了社会稳定发展”的历史责任哦。

 

“身后之事谁管得”？毛主席只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老人家在全体中国人中实行“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时候，说的也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祖国”。结果呢？现在的人，怀念毛时代什么的都有，就是没人想重温思想舆论全被钳制的旧梦。不让人说话、不许人表达、限制资讯和思想自由的做法太招人恨、太不符合人性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有见解；“不自由、毋宁死”要的就是交流与表达的渠道和园地。哪怕言多语失得罪亲友、哪怕夸夸其谈误了赚钱。因为，自由地思想、痛快地表达，是人生最大的享乐，是生命的最高价值，为此不惜前仆后继。

 

大概他们也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设定好了：真不让说话会把人憋死。所以现在国内科学、文化、艺术、生活……什么都随便说了。只有不同政见“限制中”。开放风花雪月、怪论奇谈，为的是分流、是移情，那么多话题还不够你议论、发泄吗？不够。别忘了人性中的好奇与叛逆，别忘了，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其实，论政一自由也许倒没多少人参与了。西方许多人就有“两不谈”-----不聊政治，不聊宗教。

 

噢，我知道了。常言道：真理越辩越明。他们封锁交流园地、限制言论自由，是胆怯心虚，知道他们那点说辞不经推敲。不是真的为了同心协力建设国家，而是怕输了理、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