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尴尬与无奈

虽说人类千差万别，细看却有共性。比如，“财富占有与对国家的贡献比例是否合理？”就是一个兴奋点普遍偏低 “一点就着”的话题。无论是经济标准还是社会效应，这笔帐都很难算。题目约在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出现不久就提出来了，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给出的解法或“输机运算”，证明此题比所有未解的科学、历史、文化之谜都更深奥、复杂，折磨人类百余年。

 

最近一次大爆发，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集中地抖出了固疾的症结。如，“99%”们质疑公民的社会责任、财富的分配制度、政府的调控能力，事实俱在、理由充足、苦大仇深，自不待言；“1%”也有说话，功劳苦劳、有根有据、愤愤不平。比如：鲍森避险基金说：收入最高的1%纽约客付的税，占所有所得税的40%以上，对于就业和福利贡献可观。还有自称银行家者，派发传单：我们努力工作才有今天；示威者巴不得自己是那百分之一！还有人指出：抗议者穿名牌衫、用iPad，大部分人不愁生活，用意可疑。一位开豪车者路遇仇富人群时表示：是真汉子，应该勤奋工作，就也买得起。更有股神巴菲特，呼吁向富人增税，因为“我秘书的税率都比我高”。

 

那些感觉、那些说辞、那些数字之说不清道不明，恰好证实美国的社会制度存在极大缺陷，不然不至于此。资本主义早期，充满了残酷的压榨和野蛮的掠夺，民众抗争不已、社会动荡飘摇。此中派生出两个东西：一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工人农民；一是欧美社会改良，致力培育出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维持和平稳定。于是，美国就建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把贫富人等捆绑在一起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以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相互照料-----富裕阶层领导社会、中产阶级配合、顺从，整体提升生活水平。

 

但是，个中分寸无法拿捏掌控。因为社会由人组成，人有不肖贤愚。富者贪得无厌，想过呼风唤雨之瘾。政治经济制度由他们主导，打造而成“易守难攻”之势。就像这次“金融海啸”，华尔街的大佬玩儿过头，堵窟窿用的却是纳税人的钱。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纳税人开始也没说什么，理由是各种各样的基金里，大部分是他们子女的教育费、自助的养老金、买房子的首期款……。今天不救，昨天、前天的血汗钱将全部化为乌有。这就是美国富人设计、并让全国人民接受了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制度。

 

中产人士：才能智力均有余裕，按理则“晋身机会人人平等”；走上社会才知道，整套制度实行到如今，车库创业一举成名而暴富的，乃凤毛麟角，没有普遍意义。跻身富豪，远非本小利微者可为。经过金融海啸，富豪略知收敛倒也罢了，不想，景气低迷他们仍然大派奖金。中等收入人士，方才无奈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多么尴尬：就像保罗·福塞尔在《格调》里说的，美国的中产阶级工作最辛苦、生活最少保障，他们也最软弱、最虚荣，平白给人家托底当了垫背竟无方讨还，只能虚张声势上街呼喊。

 

而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衍生产品的策划天才，习惯于政府照顾、法律倾斜、民众仰望，其任意而为，早晚让美国刻意培育中产阶层的国策，异化成灾难。首先是中产阶级的灾难。至于控制贫富差距的高额累进税制，对于中产阶级意义几希：金融帝国，没有巨额投资几乎不可能获得大的创收。例如有良心如巴菲特者，年入约6300万，只缴联邦税9%。因其投资用的是“抵押贷款”所付利息可以减税。类似避税之道是国会为投资家预留的，中产阶级只能望着敞开的大门兴叹。他们的年收入为6万至20万，税率在10%-20%之间。

 

世有名言：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什么是准备？准备就是占有多少社会资源。在美国这样一个一切都可以换算成金钱的国度，有钱多少钱就调动多少社会资源。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设计成这样，等于“吃定了”中产阶级。欧洲有福利制度；美国有济贫方案。在在保证了中产阶级不至于忍无可忍变成革命的有生力量。道德标准、行为方式如此，那些不合情理、不尽适宜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只能在中产阶层微弱、单调、散乱的呼吁声中，缓慢地调整、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