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懂 所以犯忌

凡事讲究技巧，处理中美关系这么大的事情，更不能直截了当、一厢情愿、想当然。毛主席当年：把对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和美国人民身上。访问美国未果都没有计较，冷战高潮、想方设法请来美国总统，打破了中美僵局。世界局势能有今天，中美关系从完全敌对、逐渐正常到“战略伙伴”，是基础之一。这样的关系，建立在恩恩怨怨、变数多多基础上的。小心呵护、锦上添花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就像大病初愈的人，要的是加强营养、积极复健，若是驱赶他去劳作、甚至给他引入感染源，岂不南辕北辙？

 

病后调理是一门学问：饮食有宜有忌、运动慢慢增加；后遗症也得分步骤治疗，副作用大的药掂量着用。别像《红楼梦》里“胡太医乱投虎狼药”，耳聋没好倒给治成了瞎子。应该做的事不等于能够做的事，需要选择时机。中美两国，是一对欢喜冤家：事情是该做的，我想让你这样做，你说那种方式才是我的习惯；熬过了“七年之痒”，又经历“风雨十年”。三天吵一架，五天一翻脸；狠话全说过，家暴未曾免。但是谁也离不开谁，还得搭帮过日子。

 

既然两国关系那么重要，双方性格又那么不同，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应该很清楚：说话做事讲究效果、避免“触霉头”；与其磕磕绊绊、修修补补，不如把时间精力放在提高交涉成功率上。利益交换，看似达成协议的不二法门；除非能直捣对方“死穴”，挑起政治争端，很难博取中方的让步。因为，政治问题牵连信仰，信仰是一种感情，不在摆事实讲道理之列。比如西藏问题，如果是比较单纯的政治、民主、人权议题也就罢了；西藏问题，政治与民族交织，文化和利益一体，贸然触动，得罪的不仅是中共，中国民众也要起警惕的。因为政治之外直接关联着国土、资源、历史、文化等等。以外国人的立场身份，介入中国民族利益问题，本身已经令人反感，怎么婉转表达和低调安排都是“动机可疑”。

 

“疏不间亲”，在中国是常识，欧美的洋人却不在乎，也许是“民主”概念的外延吧？而且他们常常分不清“中共”与“中国”。有时为了反共，把中国人一并得罪了。比如他们邀请、庇护的形形色色人士；资助、鼓励的各种各样运动，其中不少是中国大众毫无兴趣或者并不赞同的。这类人士和运动的一个共同点，是外国势力背景、外国力量介入。也许他们是好心，但是很难让中国人领情。中国文化对“外”极端警戒，把几千年的外敌争斗史，总结成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凡与外人政治合作，都不敢公开进行。远的不说，就连共产党自己，至今讳言建党、夺权过程中的“苏联作用”。民间极端的例子，则从古代“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到“日寇占领北平，陈三立绝食而死”，代不绝书。

 

靠支持依附或者利用外国之力的中国政治人物和团体，给中共施压，迄今不仅看不到大的效果，而且使自己与中国民众对立了起来。诚然，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但那不是外国人的功劳，而是中国内部的要求、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各国，政治交锋则关系疏远，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则互利互信。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欧美政治家、学者看不到吗？看到了，但是没看懂。文明文化的隔阂所造成的误解和偏见，很多源于自卑或优越感。

 

从文献上看，文艺复兴之前，欧洲盛传中国强大、遍地黄金；马可孛罗前后，欧洲人知道一点中国的实情了，所记传闻还是错的离谱；明朝来了利玛窦，不仅懂中文、还在华长住，应该对中国有深刻的认识。可他写回意大利的书信，对中国的描述仍然肤浅得令人无法卒读。但其优越感已经毕现无疑。因为，他是唯一真理“上帝”的代表，以怜悯之心俯视中国的芸芸众生。从那时开始（走马观花者不算），《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的李提摩太、其他在华一住几十年的欧美传教士、外交官，富有学养者不在少数。偏远至喀什、内蒙；乡土到山东、河北农村。但无一例外地居高临下看中国。所以，他们关于中国的著作，社会学意义和史料价值都不足观。就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一部《大地》，看得下去的中国人能有几位？

 

然而，他们就是提供原始资料的中国问题专家了；欧美的学者教授凭借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评介中国；政治家再根据那些隔膜、粗浅的“中国学”制订对华政策、选择交往人物，难怪“开口动手便错”。在这个过程中，惟一的受益者，是那些利用洋老板的无知，为自己谋取经费、知名度和扩大活动空间的人们。当他们被白宫、国会奉为上宾的时候，心里会暗暗嘲笑那些被愚弄的民主人权捍卫者吧？

 

其实，对于中国的事情真正有所了解的西方人士也是有的。比如，《在华五十年》的司徒雷登。在驻华大使任上回到美国之后，地位有、著作也有。却正逢“麦卡锡主义”，成了“红色嫌疑”，美国国务院给他下达了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即便他有心传播一点中国的实情，亦属不能。另一位如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抗战末期到中国，从美共转为中共，延安时在新华社工作，解放后是广播事业局专家；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交往；文革中带领红卫兵造反；还坐过两次、共十几年的中共大牢。1980年回到美国之后写了《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不料，因对中国与中共的述说，与一般洋人此前的阅读内容不符，而不被接受，传播有限。

 

没有传播干扰、不违反西文读者印象观念的美国头号中国问题专家是费正清。据传，在哈佛大学为他举办的荣休会上，他说：我把研究中国四十年的全部所得，都写在了一本书里。现在，我把这部书献给哈佛。随即捧出了一部装帧好的大书交到校长手上。校长翻开一看：从头到尾，未著一字------把实话当笑话说，是美式幽默的一种哦。

 

言归正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改变，使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对政治号召兴趣阙如；加上资讯封锁，海外各界针对中国的政治活动，知情面很小。海外煞费苦心组织话题、安排会谈所起的作用，看似：打着“为了别人国家民主人权”的旗号，迎合本国的意识倾向，展现自己的理念、为自己造势；付代价的是国家关系、民族感情，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