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望月镜中花

对采群居为生活方式的人类来说，“信任”是物种生存繁衍的基础，涉及所有形式的人际关系。这个层面上的专有词汇是“诚信”。中外古今，“诚信”都是道德号召、社会难题。因为，自私的本能、生存之竞争、猜疑与误解……，在在导致失信、需要骗局、制造背叛……。充斥人类文明史的悲剧莫不根源于此。

 

贵为君王的，可能为了某种“可怜而自私的欢乐”，滥用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协议，失掉江山。如周幽王之烽火戏诸侯，教训啊。统治阶层这类的事情做多了，想要改恶从善、正经为社会干点事，都没人相信。如商鞅帮秦孝公实行变法，上当受骗惯了的民众无人响应。不得已，商鞅“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之北门者，予十金”；一向只顾横征暴敛的政府居然这么大方？没人敢信。商鞅只能把赏钱加到五十金，并予兑现，而且没拿回扣哦。可见，信用也者，破产容易挽回难。官僚阶层以权谋私造成的种种社会恶果，也在此列。《论语·颜渊》“民无信不立”一语，通俗地可以解释为：如果民众不相信政府和官员了，国家也就快完了。

 

中国民间深知“诚信”重要，童子启蒙就能读到：《论语》“民而无信，不知其可。”《孟子》“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墨子》“言不信者,行不果。”《荀子》“虽有仁智，必以诚信为本。”等等。浅显的则有故事，如“曾参杀猪”说的是其妻出门办事不能带孩子同去，便哄孩子说：在家等妈妈回来，杀猪煮肉给你吃。不料，曾参为了育人、真的忍痛把猪杀掉烧给孩子吃了。而不是欺负弱小追究之力。再如北宋晏殊，殿试时发现考题是几天前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皇帝报告了。皇帝给晏殊一个美差，因为别人游冶的时候，只有他在家读书。晏殊谢恩后说：“其实我也喜欢游玩饮宴，在家看书是因为没有钱，不然早和他们一起去了。”而不是庆幸自己交到好运。美国不是也有乔治·华盛顿勇于承认错砍樱桃树的故事吗。现代社会如曾参、晏殊、华盛顿者能有几人？

 

其实，哪个时代、哪个国度，诚信都是稀缺的珍品，不然就不需要世世代代地灌输、不厌其烦地宣传了------君王能如其标榜地治国爱民，怎会频繁改朝换代？社会风气端正或沉沦，则与政府、官员的品质互相感染、恶性循环。区别只是在于诚信的标准和失据的表现、随时代改变各不相同。比如，以平等博爱基督教立国的欧美国家，经历过黑暗中世纪、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等愚蠢、血腥和野蛮；至今远离国际交往一视同仁、国内阶层同享贫富。礼仪之邦如中华帝国也不遑多让，细说令人气馁，不提也罢。

 

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一国一朝无论乱自内起，还是灭于外敌，“礼崩乐坏、诚信堕落”都是主要因素。重建道德体系大半止于理想，新的政党、派别掌握国家权柄之后，都曾真诚地克己复礼、向真善美推进。却多不免逐渐背离诚信理念，在朝侫臣与在野刁民沆瀣一气，把国家民族推向苦难的深渊。因为社会是人组成的，而人三大本能：食欲、性欲、防御，易向顽劣痴愚倾斜，经得住权力腐蚀和利益诱惑的能有几人？

 

人们无奈地发现，社会变革往往是场悲剧，就像杨绛先生说过的：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了。而革命家也多不能落实初衷，正如钱锺书先生所指出：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言必信、行必果”恰似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然而，夜半心静秉烛细读，人类的社会文明还是缓慢、螺旋式地向上提升的。许多过去天经地义的不平等、不公平现在不合法了、被监督了……，说明社会道德标准被普及、价值观念在提高、行为方式趋一同。不然，贪官污吏捞钱就不用巧立名目了，红男绿女胡作非为就没人在意了，诚信缺失造成社会乱象就不会成为共识了。

 

但是，这个无处不在、变动不居、关联一切的“诚信”，将是人类永远的议题，用上古今未来一切的科学艺术、经济人文方法和手段，只能看到诚信问题新旧替代，不要奢望最终解决。作为“人类原罪”，它既是文明文化新陈代谢的动能又是产品，直到世界末日闪亮登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