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有默契 窃听故事多

像英国的百年老店《世界新闻报》宣布停刊这样的事，要是其它原因，社会大众可能有所挽惜，若是窃听，就无人不恨了。窃听，本是取得新闻素材乃至一切价值资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因其属于间谍行为，从而具有政治意义，令人爱恨交加。古往今来、在朝在野，窃听一事演义了多少成功和失败的悲情和喜剧。

 

窃听可以是搞笑的。北京大放内部电影的时候，看过一部欧洲片子，一群私家侦探参观窃听器展览，一个装置是这样演示的：一男子有点紧张地：“你丈夫什么时候回来？”一女子轻松地：“没事儿，他去看窃听器展览了。”

 

窃听可以教育人。前几年获奖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东德克格勃特工被窃听对象感动，挺身相救。据说，这个故事“源于现实生活”并非杜撰。

 

广义地说，在现场暗中观察、记录，据此做出对明处一方不利的行为，都可以视为“窃听”一类，比如破译密码。二战中，美军破译了日军的通讯密码，成功伏击战争狂人山本五十六。这类行为算是壮举，是非无人置喙。但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小三”跟闺蜜炫耀其“战绩”的录音，则因手段不当、动机可疑，不具法律意义。然而，伤害已成、仅次于致命。如果克林顿知道一点中共党史中的窃听事件，定会私下羡慕“还是极权好啊，吃亏的是他！”

 

毛泽东是个喜欢说话的人，有时不免信口开河甚至出尔反尔，让手下难以为据或者不可琢磨。那时，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无奈之中，有人提议把毛的讲话录下来，以便深刻领会、贯彻执行。此议呈报，毛也同意，具体负责人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杨尚昆。不料，后来毛在布置文革时，认为杨可能有碍战局，遂指录音为窃听，可怜杨某顿时下野于文革开打之前。

 

也有主动录音弄巧成拙的，比如理查德·尼克松：入白宫时，为了显示其史料感和坦诚，令人把椭圆形办公室录音设备的开关去掉，自动录下室内的全部谈话。“水门事件”发生后，法庭发现，录音带上出现了十八分钟半空白，莫不是总统先生与幕僚研究对策时，忘了录音机伺候在侧，说了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话、然后给抹了吧？如此，录音变窃听，老尼说不清，最终黯然辞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一职。

 

其实，不只是政治家，任何人都经不住窃听。幸好法律、社会舆论和道德观念都保护隐私。因为每个人都有不能曝光的思想和言论、不宜外传的行为和历史。容忍存在、限制打探是人类文明公约、人际关系默契中的条款之一。如果凡事一无遮掩，则国家无秘密、商业无绝窍、个人无私密；还谈什么竞赛、竞争和智斗。没有神秘、无需推测、毫无悬念的世界与人生，也就没有多少乐趣可言了吧？

 

所谓“阳光之下无秘密”，说的是：真相披露不过尔尔；在此之前呢，大家不是都愿意把聪明才智和资源，投放在挖掘真相、刺探实情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