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坏兼备 希望存之

有人说，与目前的世界局势比起来，给艺术家无穷素材的一次大战到冷战，显得单调而无生气，因为主题多半围绕“生与死”，难怪年青人兴趣不大。而后人看中国，把1840年到1980年所有的故事加起来，恐怕也不如最近三十年这么节奏紧凑、色艺双全。但评论家们批判现实的居多，比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经从17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典型地代表了海内外华人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

 

我想，无论支持这篇文章的论点需要多少例证，分分钟可以信手拈来。同时，说当前中国方方面面“为有史以来之最好”，也能举证千条。要求双方都以“铁的事实”为据也非难事，而且既互补又共存。事实上，无数正反事例和理论阐释，现成地存在于社会上、刊物中，否认不了、封杀不尽。虽然某名人早有冷语揶揄：“以往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幸好，振疲起衰和锦上添花之法也不少于千条，并且极具可行性。既如此，我们就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议题了。

 

其实，时代虽然不同，相似之处却不少。细看汉代的光武中兴、唐朝的贞观之治、前清的康乾盛世，也充斥道德沦丧、危机四伏的讥评；国破家亡、浩劫当前的年代，也曾充满希望。赞美与批判的区别在于标准定在哪里。既得利益者不一定满意，因为捞钱无止境；疾言厉色可能另有原因，或许是想“吃葡萄”？。《茶馆》里有一句名言“我爱大清朝，我怕它完了！”生动地反映了大多数批评者的心态，适用至今。惟一需要区分的大概只是：爱国还是爱党：政党如浮云，国家民族常常在为执政党的错失和胡作非为买单哦。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查尔斯·狄更斯撰写了《双城记》，讲的是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小说是这样开头的：“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也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人们心想事成，却又一无所有；他们在直奔天堂，也在奔向地狱……”。狄更斯落笔时，法国已经经历了那场腥风血雨，封建专制变成了共和，整个欧洲被其带领、人类文明加快脚步。只因狄更斯是以英国人的眼光、站在伦敦写巴黎、感情距离相对稍远，我们才看到这样的历史写法；也因为事件沉淀了半个多世纪，才让狄更斯看到“一个美丽的城市和一个灿烂的民族从深渊中升起”。

 

看来，虽然古今中外向有许许多多思想家、政治家为社会发展制订蓝图，安排了和平、理性、秩序的大纲和细则。但是，没有哪个朝代、哪个国家，能按部就班地在和风细雨中实现变革。就连美其名曰的“颜色革命”，也是血染街头、冒死抗争。在连续暴力革命百年的中国，能像今天这样，停止政治运动、不再斗批改、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算是举止文明、党性向善了。至于贫富差距拉大、贪官污吏横行、社会问题处理失当、乃至道德沦丧云云，是实行市场经济、积蓄私有财产、容忍社会多元的副作用和必付的代价吧？

 

好在中国定会往前走，不会在今天的水平上踏步。既然不公平、不合理已经揭出披露，就不能任其无拘无束地存在和扩展。社会公正只嫌欠缺、不容搁置。本着“成绩讲够、问题说透”的原则，发扬民主社会监督约束政府职能的精神，中国需要忧心忡忡、吹毛求疵的孙立平们。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各行各业，他们的论点充斥媒体街头，才有足够的压力让黑白两道收敛行迹，才能教育芸芸众生，才能诊疗社会疾患、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