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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年逾百岁，同钱钟书先生一样，一生不愿接受采访、不愿被人宣传。要说他们是“大隐隐于市”吧，也不像，知道他们的人太多；倒有点“富在深山有远亲”的意思-----可望不可及、被人惦念，可惜用的不是他们夫妇乐见的方式。
据说钱先生拒绝打搅比较直接：过年了，社科院某副院长亲自给一些德高望重者拜年，敲到钱宅的门，钱钟书开了条缝就不动了，副院长一行赶紧申明来意，钱氏听罢一声道谢，就把门关上了。有洋人来电话盛赞《围城》，要求采访，钱说：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就行了，何必非要认识下那个蛋的母鸡呢？杨绛先生也首选清静，拒绝来访的方式婉转一点而已。
其实，与他们二老有私交的人说，钱、杨二位喜欢与朋友漫谈，尤其是年轻人。回忆文章里这么说的不止一处两处；甚至有中年人说：我去时，若钱先生正在和某老年人闲谈，就会笑对那位说：你走吧，我这儿来年轻人了。按理应该是这样：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而他们研究的是文学、文学史、文学评论和比较文学等等，需要与人交流观点、角度，而谈感受正是调理思路的好办法。当然，对方得听得懂钱、杨在说什么。
果然，细看和他们深谈过的人之所言，道古说今都是学问上的事。学问也者，不包括小说故事噢。但是上网一搜，提到钱钟书的，开口《围城》、闭口《人、兽、鬼》至多言及《写在人生边上》；极少提到《谈艺录》、《管锥编》；甚至有“钱学”研究者不知道他出版过一套十二本的《宋诗纪事补正》，竟感叹钱钟书晚年没写什么东西。杨绛先生的遭遇也差不多，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干校六记》和深情款款的《回忆两篇》被提起的频率，远远不如其它的“游戏之作”。
“当时年少青衫薄”，是钱、杨二位对自己昔日所作小说、剧本的评价。相当于“人不轻狂枉少年”吧。作为专家学者，后来的老成之作才见他们深厚的学力。“粉丝”们视而不见等于“买椟还珠”。每谈触不到兴奋点，应付文学青年“小儿科”的问题成了浪费时间。 就像一位不擅书法的画家，用心作画一幅、随手写了几个字在边上。展览会上，观众大多赞美题款、没几个人跟他讨论画的内容。画家见状，哭笑不得之余，心里还会轻视那些热情的知己。
书载，是夏志清“发现”并推介了钱钟书。但是钱某并不怎么领情，问夏道：你怎么拿我和张爱玲相提并论？甚至有杨绛说张的作品是“下三滥”的传说。此事确否待考，他们完全不是一路则无庸置疑。张爱玲是通俗小说家，文字水平与杨绛不相伯仲，品味则大异其趣。张主张：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而钱杨夫妇是淡泊名利、甘愿坐冷板凳的。不然，钱钟书不会用文言写书；杨绛的散文集也不会寥若晨星了。
杨绛百岁华诞，有文章感慨他们稿费上千万，印量之大可以想见。要是能举出哪本书印了多少就好了。因为，他们同时有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的人不多，从其著作的读者分布上，可以看到当今社会学问与娱乐的关注比例。文革后，先出了《管锥篇》，那是1979年的四册本，初印万余，读者更少，久卖不动、新书就沦落到旧书店去了。到了1982年，可能是夏志清在海外宣传有方吧，《谈艺录增订本》出来了，首印两万多部。有香港人专程到北京去买，发现该书“凭票供应”！当时，还给副部级以上人等出了一种洁本《金瓶梅》，也是发票的。结果发生了“以金换钱”的史上奇迹。但是，再版就长驻货架了。令人疑惑：杨绛不屑去领稿费，怕是觉得“已悔之少作”那么值钱挺没劲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哦。
传说上世纪二十年代，相对论刚出来的时候，欧洲物理学界有“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懂得相对论”之说（一说是三个人，而说得出名字只有两个）。但是，理论很快就启动了技术飞跃，科技有了今天的局面。清末，“开谈不讲《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此风不知“腐蚀”了多少“乾嘉”学者，少出了多少钩沉考据的著作。《围城》之受青年追捧也曾有过相似的地位。国人的文学热情越百年不减并不是坏事，但是治学之风未见提升，得算一种失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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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读文学作品是情绪的,情感的,是小学生也可以做的事情，而学术研究是理智的,需要调动理论，大量长期的积累，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它的门槛是高的，进去也是寂寞的。所谓文学热情和治学之风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简单容易（读几本小说号称文学爱好者，写几篇散文就是文学青年），而进入后者领域，这些青年纵有天大的才华也得傻眼。在中国这个肤浅浮躁，教育水平低下，而且以不读书为荣的社会里，普通人完全无法了解人文社科学术研究是怎么回事，对待学问家，自然也只能用一种看明星，看热闹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