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创世记》里有个巴比伦塔的故事。大意是,先民的语言本来是划一的,一次,人们从各自家乡来到巴比伦,动工修建一座丰碑(通天塔)歌颂自己。上帝不喜欢这个倡议,略施小计就彻底破坏了这个工程。他老人家念动真言咒语,各地的人们就用起不同语言、操起乡音了。语言一不相同,沟通就出问题,误解、猜疑不一而足,伟大的计划也就半途而废了。
人们都说“标准化”是现代科学概念。其实,古人早就不胜“各自为政”之扰,着手制订统一规范了。暴君秦始皇就对中华文化有“车同轨、书同文”等垂范千古的贡献。中国的文字是早就统一了,但天南地北的人们一直各操一种语音,字典上是四声八调,民间则声、韵、调变化之大,纷繁杂沓几与外文无异。北客南人碰面交流不畅,只能像遇到韩国、日本人那样“笔谈”为助的,不是没有所闻。一次在某全国性会议上采访一浙江嵊县人,他语速缓慢、吐字清晰,我还是听不大懂他之所言;便要求道:您说普通话好吗?不料对方说:我这已经是普通话了呀。不禁相视大笑。
据说,古代中国因文字读音相差太大,诗词歌赋的韵脚就以字书为标准。好像没听说哪代帝王下诏颁行“国家官话”。直到毛皇帝临朝,才设“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全国范围推行普通话。不止提倡,是有行政措施的哦。个中需要之大、之迫切,即便反共不分青红皂白者,也少置喙。但几十年下来,还是有许多人不能流利地讲普通话。一次,旅行到美国中部某小镇,看到居然有一家中餐馆,不免进去解决晚餐。老板看到华人罕至之地来了同胞,遂热情招待。因知道这种做洋人生意的馆子,口味一派甜酸,就请他做几个“开饭菜”(餐馆中人自己吃的)的菜。他是广东人,普通话是“识听唔识讲”。最后,我们只能讲英文。同胞之间用外语交谈“感觉怪怪的”。那次,我们相对苦笑。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之不易被替代,绝不只是“狭獈的地方主义作祟”,肯定有其不可替代的原因。说起来,“中国文化”不就是“地方文化的总和”吗。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语音是文化的主要表达方式。所谓主流文化、高雅品味,都生长在地方文化的土壤上、被地方文化烘托着。“诗三百”,是周代中原及周边15个地区的民谣,后世楚辞、汉赋、魏晋古诗,唐代乐府、宋词、明曲……都起源于它的启发和提示,是为经典。在这个过程我们还可以看到,地方文化与“标准文化”互相渗透,展现着蔚然大观、多元多彩的中华文化。
有人说,地区文化特性与其先人生活方式直接相关,所以出现了海洋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等等。乱点一次鸳鸯谱:乍尝麻辣,味蕾不胜刺激而舌头发硬,说出话来语速稍慢、昂扬顿挫,显川话之风;“酸能软坚”,醋放多了吃得舌体发软,语调柔和,现晋言之美。侯宝林每演《戏剧与方言》,包袱里都带着五味瓶呢。那是笑谈。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地域生活、地区文化之不同,生活的某些内容、感情的某些比喻、民间的某些智慧非方言不能达意。比如闽南话里的“挺”和“赞”;广东话地方性极强,感染力也不差,现在下馆子人人都会说“买单”了吧,等等。
至此,我们已经说到方言的扩散了。语言最大功能是应用。既然大家都被潜移默化了,就说明有需要、被认可。既如此,行政命令就摧毁不了地方文化,方言也不是官话可以取代的。而且完全可以相得益彰。就象现在这样,根本不需要改变:在家说方言,正式场合讲普通话;语言是最重要的生活工具,不但一点将就不得,还得准备几套系统,如同上班穿西服,回家换便装等等。
其实,普通话也好,乡音方言也罢,一直都在变化。普通话不断加入了变了调的乡音、改了形的土语;各个地方语言的内容也在丢失和增加。因为生活在变化。前些日子,大陆出版了齐如山先生的《北京土话》,齐先生是“随国军赴台”的,书中所辑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北京土语。现在拿来一看,我这样的“老北京”能看懂的、还在用的词语,不到一半。可见语言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新陈代谢最快的工具之一。
行文至此忽发奇想,上帝对通天塔建设者的动功之旨,是不是被他们理解错了,也许悲天悯人的上帝原意是:世间的芸芸众生,这么多人只会一种语言,岂不枯燥而又单调?根本不值得树碑立传,教你们一个丰富人类文化的方法吧……enjoy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