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日记·延安档案”之：文娱活动 经济生活

 

冼星海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1941年写过《赤色中国的究明》一书，其第六卷为《延安水浒传》，曾经作为“必读文件”在侵华日军中发行。以一百单八将的顺序，排列毛泽东（呼保义）所部诸将，并有简要的人物介绍，给日军指挥官做参考。因为，在日本人眼里：以延安为中心，纵横二十余县，人口二百五十万的“陕甘宁边区”约等于“红色梁山泊”。

 

其实，毛泽东等虽以“匪”称，但其格局岂为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称，喝酒、吃肉，平均主义。陕甘宁边区则制度罗列、等级森严-----党政军，分系列、按部门，相当完整、俨然国中之国。历史上，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现实则需要制造这样的规模，与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分庭抗礼。对于根据地内部，如果没有煞有介事的这么一套，只怕不能收编、安置、教育、训练、差遣、控制、改造……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居心叵测前来投奔、输诚的各色人等。

 

过去的延安书籍、回忆文章给读者的印象：好像那时的延安是个大军营，虽然吃的是小米加黑豆，人们却士气高昂地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而百万字的《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告诉我们，红色延安的居民基本上过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有市场、用货币，图书馆、展览会、电影、戏剧、演出，学校、医院、幼儿园……，司法也有“三级三审制度”（上卷P11）。而其举办舞会的频率，直到改革开放才被超越。在延安“过日子”，一样既很无聊也有诱惑。他们呼朋唤友聚餐、喝酒，也会逛街购物，下馆子；幽会女友，串门聊天；花园散步、河畔练声……把延安生活细致地写到这个层面里的，此前可能只有冯凤鸣的《狂飙时代》（香港新潮出版社1967）等极少几部吧？

 

文化生活贯穿萧军的延安五年，星罗棋布，散见于《日记》全篇。读者的印象是，地处偏远的延安不时举办艺术展览，内容除去苏俄也有欧洲题材。不言而喻，画展只能是聊胜于无的照片。
 

 

王大化、李波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鲁艺创作并演出的歌剧《白毛女》

延安评剧院在中央党校演出《逼上梁山》

 

戏剧，则新旧并存、中西参半。革命题材的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已出现。名剧如白毛女、茨冈、第四十一都不成熟，至少是令萧军扫兴。经典平剧（即京剧）曲目与粗糙的秧歌戏同台献艺，郑律成、符律衡（阿甲）、杜矢甲等在这里崭露头角、摇曳生姿……。

 

如果说，囿于条件所限，延安的艺术生活还算多彩，那么，延安的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之丰，更差强人意。身为作家的萧军，素有博览群书之需，延安生活诸多不顺，唯有读书，好像没有给他造成太多困扰。《延安日记》有大量读书笔记，这样的书目琳琅满目：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柴霍甫（契诃夫）、希勒（席勒）、歌德、服尔泰（伏尔泰）、莎氏比亚（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巴尔扎克……；欧洲哲学著作、战国诸子百家，中外文学理论……。所以，这部日记，文学评论、作品解析、艺术见解、素材准备，占有很大篇幅。萧氏视野之广、见识之高，也不多见。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前排中为毛泽东，后排右二为萧军
 

 

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萧军建议下召开的一事，《萧军日记》也有记载。从萧军的审美情趣、文艺思想、创作历程上看，当初的提议，看似意在请中共明确一下自己的文艺立场而已。而毛泽东竟在后来的日子里，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动员一切政治资源，让“无产阶级文艺”取代所有文学艺术形式，为人始料不及。

 

要是没有书看，萧军恐怕早就不顾而去了。因为，延安的物质生活实在贫乏。市场不大，酒肆饭店不多，物价却堪以“腾飞”喻之。可想而知，设机关、办活动、养军队……都要花钱。钱是边区政府发行的“边币”。而“大生产”开办之前，花销大多征自边区的乡间吧？其它的财路则如1942年2月6日所记“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听了很难过。‘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去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他说。”（上卷P399，据指出，此君即为南汉宸）萧军随手记下日常开销和家常用度的价格波动，也足令人吃惊。

 

先看待遇：1940年9月26日“这里的作家共分------1、特等：如茅盾，小厨房，双窑洞，男勤务和女勤务，开销不限。2、甲等：每月十二元津贴，不做正常工作。3、乙等：八元。4、丙等：六元。5、工作人员：四元。”（上卷P56）萧军没说自己是“几等”，从“日记”中的一首诗看，似为“甲等”，间有稿费，如1941年1月14日“下午去新华书店把16.8元的《八月的乡村》版税拿到。芬去门诊部为小孩看病，请她了一顿馆子。”证之1941年2月20日“借了十元钱，准备给张棣赓和高原寄去，……”（上卷P125）可见那时边币币值尚可，十块钱不仅能帮助两个人，还可以买两只下蛋的鸡。（上卷P152）

 

 

到了1942年，支取和花销就成百上千了。如1942年3月24日“上午去南市场把旅费1500元取了，仅是买了几支铅笔，簿子等就费去了三百元。”（上卷P427）4月2日“北门外买了一斤肉回来----已长到十二元……。”（上卷P435）又过了五个月，“20元买了半斤羊肉。”（上卷P594）

 

1943年5月，伙食费已经涨到450元。（下卷P121）后来，物价上涨不但没有得到遏止，反而加快了速度，1945年夏天，一万八千元稿费，只够买肉吃了。（下卷P721）

 

 

诚然，早已有人披露过，如李建国在“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中指出：“八路军没来以前猪肉比菜还便宜”，“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但那学院式枯燥、冰冷的数目罗列，怎比跟随一个具体的家庭，在父母的艰辛、孩子的成长中，看到收、支给他们造成的困扰，来得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恰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经济细节里学到的东西，比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多，《萧军日记》中的其它史料亦可作如是观。

 

所谓“官兵一致”当然是谎言，仅从《萧军日记》摘取一例即可想见一般：1941年6月24日“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1）李伯钊自己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2）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3）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十几元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是四元或五元。”（上卷P200）

 

1937年12月延安政治局会议：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日军排列“延安一百单八将”，颇有几位也见于《萧军延安日记》，如：朱德（玉麒麟）、周恩来（智多星）、陈绍禹（入云龙）、林彪（小李广）、彭德怀（大刀）、贺龙（花和尚）、王明（公孙胜）张闻天（豹子头）、叶剑英（双枪将）、林伯渠（美髯公）、徐特立（扑天雕）、乃至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杨尚昆、凯丰、周扬……等等，处世为人各擅其趣。

 

[蒋大公子]

八年抗战，毛泽东等人在延安日子过得何等的悠闲，毛泽东他1.再一次的换了一个老婆。2，搞了一次整风运动。3，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4，还写了一些文章。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伟大诗人居然连一首抗日的诗词也没有写，可能是他忙于和在延安的女青年们幽会吧。

[京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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