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延安作家俱樂部
篆刻大家陈巨来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琐忆》。其在沪上艺术圈交游广泛，所涉亲知之溥心畬、吴昌硕、吴湖帆、赵叔儒、张大千等等，多为后人敬仰的一时之选。文中内容却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么专门揭人隐私啊？却不知，陈著的史料价值恰在于此，亏他不吝道出了亲历亲见，我们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面、才见真实的他们啊。
《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谈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称“边区文化艺术人物史料大观”。他们是解放后身居各级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协、报社、出版社、大学、剧团……担任要职，构成党和政府文化艺术干部之骨干、具体运作宣传工作。上网一查，人均一部光荣史。如：艾青、丁玲、罗烽、舒群、张仃、陈布文、曾克、黑丁、李又然、朱丹、张仲实、杨松、柳湜、阿甲、魏东明、冯兰瑞、周文、寒十坡、师田手、鲁藜、张石光、崔斗辰、金紫光、白朗、匡亚明、陈唯实、欧阳山、草明、王匡、苏镜、吴伯萧、陈凡、吴奚如、刘雪苇、何思敬、薛尔、邓泽、张如心、杜谈、王天铎、岳平、赵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刘披云、李一云、石林、徐敬君、徐懋庸、闫达开、杜矢甲、郑律成、金默生、高阳、王大化、塞克、周而复、江丰、王禹夫等等等等。萧军记述了他们生活里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于今来看，弥足珍贵。间或也记录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另一面”。
延安时期，这些“党人”中的大多数年纪还轻，不仅信仰未坚、斗志不强，其为人也还未臻圆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当职务地位，无需装模作样，接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萧军随手描记，我们得以知道这些“党的文艺战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颇有助于认识后来文化艺术领域风云如何变幻、事件如何发展、人物如何作为的部分缘由、原理。略举几例，锥指管窥，以喻一般：
“雪韦原来是那样一个无正义感怯懦的东西！他袒护‘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面前竟不肯说一句公正话！庄启东原来是那样一个卑怯的小动物，他竞不敢到洛甫那里给我送个信！他们还要革命，他们还要从事文艺吗？死亡了吧！”（上卷P28）
“新来的党员草明，她第一关心的是这里的待遇、津贴，接着她就争津贴、多领馒头，支使小鬼吵着送孩子……。另一些党人们，----如刘白羽之类---充大作家，装病，进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上卷P187）
“欧阳山来谈了一些闲话。我回来他又到我的屋子来，提议给我们四人----艾青、罗烽、舒群----每月每人五十元钱，算作《文艺月报》的编辑费，我拒绝了。1、边区无此例。2、我们是食住在公家。3、有坐地分赃之嫌。……”（上卷P229）
这样的文化人，对“革命圣地”的态度，也很暧昧。“日记”中基本见不到他们因投身革命而热情、忘我乃至亢奋。常见的是气馁、失望、抱怨……，如：
丁玲：“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么样火的心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并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变得冷酷了。”“作家到这里，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上卷P60）
“赵文藻告诉我，她初来抗大时，抱着怎样的光明理想，结果她被偷……被欺负……她背地里去流泪，现在她说，她已经懂得了革命法了。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上卷P171）
“夜间作家俱乐部开观摩会，吃了酒。每个人全疯狂了，在地上跳着、叫着、滚着……这是人性和兽性的倾泄！李又然几乎成了狂人，他凄惨地叫了又叫，他因会上遭了凯丰的评论，黑丁底谋害而痛苦了！ ”（上卷P302）
至于以个性乖张而不为人们所喜的王实味，这部日记也颇提到了几次。其实，萧军不仅并不认识他，也未因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假以颜色。不顾安危地为王实味辩护，完全是打抱不平、对事不对人。
诚然，萧军比较熟悉的“延安人”多半隶属文化艺术圈，军队和机关中人较少涉及。而大凡革命队伍，参与者中最狂热的部分多为文化者、艺术人，他们的兴奋点较低。这个圈子氛围不过如此，其他单位和部门中人的政治热情恐怕也高不到哪儿去。然而，边区有着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大环境。很难想像，把宣传的作用看重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程度的毛泽东，怎能容许其麾下一部士气如此低落？此处，再次触及一个历史命题：乌合之众能成大事吗？看来，只要他们手段够狠、敌人够弱，就能得胜利。历史的进程一再表明，正义、纯洁、高尚均非推动历史所必备，就像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烧杀抢掠两百年，没所向披靡哦，还歪打正着地铺垫了文艺复兴呢
文化人的平均素质，平日及运动中不如人意的表现，党中央当然了然于心。其后不断地整顿、改造、打击这个圈子和圈子中人，毛泽东更以“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一语讥讽他们，也有他们咎由自取、不争气的成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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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平均素质再差也比“党中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