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续看到好几篇以思乡为主题的文章。作者之中,大陆和台湾的人士都有。年轻的时候,没有离开过家乡。读王维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知道是一种典雅﹑细腻的思乡之情,却毫无同感。中年迁居美国,新鲜劲儿过了,隐约有一种惆怅之情,不知从何而来,这里一切都很好呵!转念一想,才意识到,这不就是诗人们所谓“淡淡的乡愁”吗。
家乡的什么惹我们思念呢?很多很多。它一定包括了:早餐的豆浆和树上的脆枣,喜庆节日的庆祝场面和规矩,邻里亲友的古道热肠……如今﹐我们离开它们了,生活得更好了,但是若有所失。过去我们也搬过家,却没有这种感觉,现在是怎么了?
细想一想,这回搬得太远了,远到搬出了熏陶我们长大的文化圈。几十年养成的文化习性,渗透在我们的血液中,已经成了生理上的一种机能,一旦失了温煦,就会像烟瘾一样发作起来。所以,原已淡忘了的故乡琐事,才会常常油然升起在心头。因为,那一切有一个总称,叫做“文化气氛”。
一般意义上的思乡、乡愁,不会惹出怎样严重的后果。还有一种在国思乡,思其文化之乡的,就不同了。有的人虽未去国离家,但是突然间世道变了,虽然社会制度改善了,物质生活提高了,而新的社会与那个特定的、其人不可或离的时代和制度下的文化环境,大异其趣,也会引起他深深的乡愁——他失去了惬意自如于其间的家。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就是这样的人。
王国维有成就、有地位、有事做、有朋友,到处受人尊重。他却不看重这些,在任何人都无查觉的一天,他离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到颐和园,投进昆明湖自尽了。这事本来是个谜,社会上做什么猜测的都有。直到与王同任清华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所做之《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发表了,王国维的死因才算有了定论。
陈作的大意是:“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因为那种文化,“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今,社会经济制度起了疾剧之变迁,“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其实,王国维早就说过,他的思想“在道光﹑咸丰之间”。只是,常人不像他那样,感时愤世,又重精神于物质,不能理解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