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的名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传诵了两千年,近来不大有人再提。也许是时代变了,这个法子不适合商品社会,现在的商家,产品放在那儿,不事张扬就有人络绎不绝前来光顾的例子,好像还没听到过。
中国自古有讲“隐”的一派,避开尘世,隐居山野田园或遁入空门。理论上讲,不为人知才叫隐。但是,那些隐者名气却都很大,比如严子陵、陶渊明乃至民国时候的李叔同等人。看来,“隐”只是手段,“显”才是目的——“不言”是为了“成蹊”。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等于某种高超的宣传方式;用文言来讲,可能与老子的“将欲取之,固必予之”相当,可以说成“将欲显之,固必隐之”吧?
还有一种宣传自己的广告用反讽的办法,效果也很好。比如天津小吃里最出名的包子,居然叫做“狗不理”。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引申出来,惹人注意。那包子果然好吃,为快朵颐的人日日挤破门坎,没人深究包子铺招牌的含义。
“广而告之”不仅用于兜售商品,也有用作宣传法规信誉的。小时候看“战国的故事”,有一则大意是,一个向来令不行、禁不止的小国,忽然任用新人改行新法。为了让老百姓相信政府的诚意,他们在城门上贴了一纸告示,说是,这里地下放着一截木头,谁要是能把它从东门扛到西门去,就奖励谁一大笔钱。人们看时,那木桩子并不很大,两个城门间的距离也不远,都与那笔奖金不成比例,加上过去官家的信誉不好,久久没有人去碰那根木头。当最后终于有人扛走了木头、领到了赏钱的时候,新政倡导者的好名声才不胫而走。
我想,商业社会里人不能太清高。像郑桥题画竹诗中的一首道:“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今天不宜仿效。即使不是为了推销什么而牟利,有时为了澄清自己的理念、价值,也得善用“广告”这个公众习见的宣传手段,来纠正一些误解。
比如仙逝不久的文史大师钱锺书,“以生知之资,治困勉之学”,成就空前,却大半辈子不为民众所知。我们知道,一个学者的名声若不与他的造诣相当,一定不利他学术思想的传播。到了八十年代,有人意识到这件事,开始向社会介绍钱锺书。后来,钱氏之名妇孺皆知了。不想,因为宣传不得法,人们多半只知道钱锺书是《围城》的作者、笔调幽默的小说家。其实钱氏对自己的少作并不满意,他的主要著作是文史哲荟萃、中西学贯通的《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和《七缀集》等等。所以,有人说他虽名满天下,其实还很寂寞。就像一台最先进的计算机,却只被人用做游戏机,岂不可惜?
当然,要为钱锺书“正名”,不能采用大做商业广告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