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是孔老夫子的教诲。对此,我第一次有具体的概念是文革后期,在家里。一次父亲见我看雨果的《悲惨世界》,对我说:我在看和你一样的书。其实,他读的是英文版。我问他:你过去没看过这本书吗?他说:上一次看是高中时代,那时候太年轻,现在经历阅历广了,再看这样的书,对里面的人生哲理有了不少新的体会。但是那会儿外国小说还是禁书,想温习旧学要费一点周折。幸亏我父母是外语系教师,于是他们以“教学参考书”的名义,从图书馆借出来半公开地看。
我姐姐也读了不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美文学名著,第一次读这些书是她的知识青年时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等在年轻人中间秘密传阅。到美国之后,不仅可以公开地看,而且很容易借到英文版了,不料,她重读了几部之后有点失望地跟我说:印象中,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书里有不少精彩的文字,现在看的英文本那些好句子怎么少了好多似的?我们讨论了一番的结论是:二十几年下来,她的学问长了,与那些作家的距离缩短了。
类似的体会我自己也有。比如第一次读《管锥编》,大概是1982年或者1983年,书是慕名买的,拿回家一看,简直不知所云。书的体例很少见,每则长则两、三页,短的一、两行,钱锺书先生写的是文言文,与他大量引用的“古人云”联成一气,书里用得最多的是引号,引号套着引号,文言连着文言,还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夹杂其间,钱老先生的译文也是文言。这书是钱先生读经、史、子、集的笔记,所论有考据、 有训诂、有批评、有阐述,如此体大思精、举世无匹的巨著,不学如我当然看不下去,只得束之高阁,却一直耿耿于心。时光荏苒,大概是1993年的时候,我有了一份上班可以看闲书的工作,一日,我又乍着胆子打开了钱著,这次我读的本子是舒展先生选编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内容以《管锥编》为主,分类编排,还有简短的导读。加上经过这些年,潜移默化的知识了有些许长进,居然能看懂一点了。但是,平均要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才能翻一页。看得这么累,又不是作功课,于是又放下了。直到最近,我第三次拿起《管锥编》,慢慢地读,才觉着有所体会,还写了两篇札记。
过去没看懂,现在还是不懂的书也有。我一向爱看周作人先生的散文。 一次看到有人在谈周作人晚年时提到,20世纪60年代,周氏为北京的人民出版社翻译了“希腊对话集”,并在1965年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此事不能不引人注目:知堂素常不喜欢说客气话,他这样著作等身的人竟把译作看得高于自己的创作,这“希腊对话集”该好成什么样儿呀。后来我得知,1991年人民出版社将“希腊对话集”以《卢奇安对话录》的书名出版了。我对书心向往之,怎奈人在美国鞭长莫及,直到1995年夏天回国才能开始寻访。这书只印了3290本,上市四年之后,哪里还见踪影?然而,我此生偏是与书有缘。一日,我去看一位朋友到早了,办公楼下面是一个摆摊卖菜的自由市场,里面却有一间是书店。我于是信步走去消磨时间。不想,一眼看到《卢奇安对话录》赫然站在架子上,赶紧买了下来。路上翻看,见知堂老人为每一篇写有提要,还逐节注释,全书48万多字,下的功夫可谓大矣。回到家细读。谁知,一点看不出好来。因心有不甘,前些天我还又试着看这部书,仍然不得要领。看来,只能用“学无止境”来解释了。
托尔斯泰曾经说,每一位作家都应该反复读普希金的那四个短篇:《棺材匠》、《暴风雨》、《村姑小姐》和《射击》,以学习写作技巧。我想,对读者来说,书要反复读,才能尽可能多地从中汲取识见;而文章能不能禁得住一读再读,像莫札特、贝多芬、拉赫马尼诺夫等人的成名作,让人无数次欣赏、传于后世,就是对作家应有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