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买票坐车”一事，很难让年轻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因为免费乘车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这里主要指火车票）：先是“大串连”，别说车票，许多地方还包吃住呢。后来大一点的孩子上山下乡，免费火车送到祖国四面八方；小一点的随着父母去“干校”，不但火车是专列，路过毛主席“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停下来参观浏览（“受教育”）连吃带住，一分钱也没花过啊。
实际上，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旅游”这么一说。别说吃饭要粮票，粮票只限本省市流通；根本就没有长假期。即便你有“全国粮票”、“军用粮票”，有假期，也没有那笔闲钱。只有出差或到外地探亲的时候，可以顺道“旅游”一番。遇此机会，要是能把车票钱省下来，不是就能玩得舒服一点吗！
于是，出自“习惯”、因为“需要”，我们多半有过逃票蹭火车的经历。此举在那种时候还有发泄对社会不满、游戏人生的成分。同伴均以潇洒视之，可以公开交流经验。有过来人炫耀地指点：遇到查票，则脱掉外套、手持一杯热水，假装刚从前面车厢接水回来，大大方方地迎着查票员过去，嘴里莫忘善意地提醒着“劳驾劳驾、小心烫着”。查票员会以为你的座位在他身后。还有人理所当然地说：“一看查票，你就进厕所，多呆会儿再出来呗。”
其实，这些办法都不好使。“手持热水、念念有词”云云完全是想当然，人家都懒得盘问，直接就是一句：“少来这套！回去等着！”当即戳穿。至于躲进厕所，则查票伊始，第一个动作就是锁厕所门。所以，蹭车能否成功，全凭运气-----车上有时不查票。
据说，“特快”车上不查票。因为列车员会在车门处看了你的票才让你上。于是就有了：趁列车员离开时纵身跳上法；让里面的人打开窗户，直接钻进去法；跟随老弱假装帮他们拿行李、送上车法等等，完全都用不上。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买一张短途车票，经检上车。
一次，我们一行两人，从北京去郑州探亲。访得特快列车第一站是保定，票价约三块，买到郑州就十好几块了。便持保定票无障碍地上了车。车行十二小时，以为可以一觉睡将过去。不料，一进河北地界就开始查票。人家一看我们那副灰心丧气的样子，就明白了。我们也从列车员揶揄的眼神，看到了自己的下场。怎么办？同伴只大我两三岁，还不到二十。却颇有决断-----跟他们实话实说：我们是插队的北京知青，父母下放到郑州了，队里挣的工分合不了多少钱……如此这般，打出了悲情牌，打动了列车员。
插队回来，我上中专，他分到山西铁路上。再一见面，那仁兄兴奋地跟我说：知道吗，在我们那儿，铁路员工坐车买票是个耻辱！我有铁路工作证了，咱们还得去（蹭车）！那年头，微薄的薪水之外，人们完全没有办法从正规途径博取一钱一物，普遍具有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游民意识”，或曰“自助意识”。诚然，上纲上线、故甚其词起来，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时值我放暑假，他回家探亲，凑在一起机会难得。于是我们就出发了。同行增加了一位天津朋友，从天津出发、目的地是避暑胜地北戴河。去的一路，畅行无阻。有成功逃票助兴，不亦乐乎地游玩了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此处略去4478字）。然而，回来车上又碰上了查票。由于没买票，上车各自找座，三人分散在两个车厢。我们俩个“路外人士”坐位接近、躲避无由，一举被擒。而且刚一被抓车就进站了，员工朋友还不知情，未及施展也许他从同事那里学到的某种功夫、解救我们，我们就被赶下车了。事后他说，贵为铁路员工的那位，一没穿制服、二没戴徽章。查票员竟然没找他要票就过去了。
下车一看，站名芦台。乘警把我们交给站上的铁路警察，人家只问了一句话：“有钱补票吗？”答曰：“没有。”就不搭理我们了，任我们回到站台。虽然被抓，我们只觉好玩，一点刺激也没有，此次出行不就太平淡了吗？出点这样闹不大的事，恰似锦上添花。这时，又有客车进站，我们相视一笑，随即登上列车。回头一看，刚才问话的警察就在下面，列车已经起步，我们朝他挥手：“再见”。他还是那付面孔，无动于衷、视而不见。
经此一役，我们以为不会再有事了。不曾想，车行不到天津又查票，我们再次落网。行前，那位铁路员工朋友嘱咐过，抓到之后问你到哪儿，你就往远处说。他们会就近把你轰下去，不会让你在要去的地方下车。例如：下站是天津，你正好要去天津但是得说去北京，不然，他会把你拉到北京再赶你下车。因为事情不大、不能把你怎么着，就给你增加点麻烦。而这次，我们要去的是天津，便说成去北京。果然，要进天津站时，乘警过来押我们下车。天津下车的人多，人多一挤，我们与乘警之间就夹了一个人。再一看，站台上那么多人，事情一下变得简单：一下车，我们就消失在人群里了。连警察喊没喊“给我站住！”都没听见。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失败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蹭车也是一样。靠碰运气玩不了几个地方，须争取尽量“合理合法”。还是那位不想“蒙受耻辱”的铁路朋友，发现了大幅提高蹭车成功率的办法。铁路员工出差、看病、探亲等等需要坐火车的时候，单位会给他开一张写明起止点、说明事由的介绍信、代替车票，只是不保证座位。
这就是捷径了！对于他们而言，工作证是现成的，介绍信则凭人缘、拉关系，好歹也能弄来。我们那位铁路职工就这样，走遍了内地十八省。回到北京，见我羡慕的样子，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拍了拍大腿：“你想去哪儿？”我说：“桂林。”他爽声应道：“好吧。”我得寸进尺、察颜观色：“而且带着女朋友。”他也面无难色地应承了下来。
下次见面，一个工作证、一封介绍信拍在我的面前。我有所不解：“她呢，她怎么办？”我问。朋友指着那两样东西道：“你看，介绍信都是过期的，名字和工作证上不一样，要去的地方也不桂林。就别让女孩子跟咱们冒险了。”无奈，我们给她买了一张票。历险、刺激还没了出发就打了折扣。
上路以后，果然又被查票。列车员到他面前，接都不接他递过去的东西，就查别人了。到了我这儿，拿着那两样东西看了又看。我心里打鼓、强作镇静，下意识地伸出右手，列车员可能以为我不耐烦了，竟顺手还给了我。其实，我手心都出汗了。
昔日的民风：按照规定做事，似乎愧对组织、愧对自己。其心气有点像周作人所言：“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还得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