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和平集会”、以物易物，交换的纪念章和半导体元件都是小东西。大的也有，而且是房子。那时，当你路过某房管所的时候，就会看到门前有一些人，和颜悦色地认真倾谈。与换毛主席像章不同，人数少得多；与交换零件不同，不仅都是中年人，竟有女子点缀其间了。聚集的方式也不是几十上百人摩肩接踵，而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探讨互惠互利、你情我愿的可能性。
如果说“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住房就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住房在北京人之“金贵”的程度，从来没有降低过。据说，有南方人到北京出差，惊讶地发现：北京个个是能人欸，你要是想当副总理他都能给你找到路子！且慢，虽然北京以出产吹牛大王声动神州，可是，一旦你顺势提出“帮我找套房吧”，保证没有任何“侃爷”胆敢接茬。
分间房子有多难，居住条件有多差，“伤痕文学”虽有骇人听闻的描述，其实不及实际惨状之万一。几乎每个家庭的搬家史，都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商品房市场出现之前，住房的来源几乎只有单位分配。就北京而言，大机关有可能盖房、分房，这是指中央部委、各军兵种总部，市属机关、大中型工厂等。区级以下机构则基本没有分配住房的可能。因为盖房子是个大工程，非够相当级别、能量者莫办。小单位偶尔也会风传“上边给了几间住房”，但是普通职工想都别想。因为房子是跟着职务走的。
所以，房管所门前的换房者，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大多住在区属房管处辖下的胡同大杂院里，机关的房子是不能与外界置换的。所谓换房，以小换大自不可能，换房多半为了上班近一点；或者墙角能搭个小屋、屋檐下能围个厨房；家有病人、牺牲面积以求朝向也是有的。至于学区，不是目标：反正学校不上文化课，毕业之后得下乡。
世事纷扰，机会闪现。文革期间，平民百姓倒是有过两次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一是初期大抄家，上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至“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住房都会遭到剥夺，迁居进去的全是“革命群众”。可是僧多粥少。不久，“战备疏散”，市级以上机关单位全部开办“干校”，很多职工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高举红旗上山下乡去了。机关宿舍顿时空了一半。但是，敢于利用这个机会的人不多：向组织伸手、贪图享受、诋毁社会主义等等大帽子等着你呢。
待到下乡的人陆续回来，机关的房子恢复紧张。政治成份不够好的，常常两家挤住一个单元，邻里纠纷蜂起。一个著名的故事是：钱钟书夫妇携女儿与一对年轻夫妇同住一套楼房，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两家关系不睦。一日，钱媛被隔壁女人訾骂，那家男主人及杨绛立即卷入其中，钱钟书则“老夫聊发少年狂”，手持木棒从屋里冲将出来，劈头向人家打去，伤及邻居男子手臂，送医治疗云云。钱氏夫妇则收拾起卡片和笔记本，搬到学部，住在办公室里编写《管锥编》了。然而，钱杨夫妇是何许人，名归实至只在早晚之间。果然，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的部长楼一落成，他们就迁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