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书，是我不可离去的伙伴。
它使我发狂
它使我悲伤。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登天梯，
书中自有黄金账。
啊，托尔斯泰
果戈里
司汤达（斯丹达尔的旧译）
巴尔扎克
我为他朝思暮想，
我为他流成泪行。
啊，索黑尔（斯丹达尔《红与黑》中的于连）
梅金斯公爵（托斯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男主角）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中的女主角）
欧根·奥涅金（普希金的长诗体小说，又译叶甫根尼·奥涅金等）
你伴我共赏多少春花秋月，
我与你共度多少日短夜长。
《决裂，前进》全文，只此一节略有文学气息。北京的“顽主”能看一点外国名著，是有渊源的。中共领导，层级越高工农出身的越少。毛、刘、周、朱、陈、林、邓等，多少都念过点书。即便纯粹的老八路、延安时期才扫盲，进城前后，多半也会挥别老家的“小脚媳妇、封建婚姻”，另娶一个洋学生。加上“政策倾斜”，文革前，好学校里，高干子弟比率很高。此其一。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欧美名著，确实比“无产阶级新文艺”好看、耐看、有深度。尤其适合经历过社会变革、人世沧桑者。
文革伊始虽曾焚书，十年之中一直禁书。怎奈书籍的印刷量大，漏网之鱼就多。许多图书馆藏书还在，书经各种途径流出。总之，与商品规律相似，有需求就有供给。那时私下传看着许许多多外国小说。等到文革结束，重新印刷出版那些书时，大多我等已经看过了。
名著也者，不仅故事好、文笔好，还要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人生哲理。所以，许多著名的小说很严肃、很说教，颇为累人。比如，喜欢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人还算不少，看得下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的人就不多了。确实，列夫·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罗曼·罗兰、雨果、哥德、狄更斯、德莱塞、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就是如此。比起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三人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萨克雷的《名利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沉重而艰涩。所以，最受男女青年追捧的，是纯粹谈情说爱的篇什，例如莱蒙托夫的《时代英雄》、莫泊桑的《俊友》、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梅里美的《卡门》之类。
文革时期，中央对意识形态作品的传播实行的是“双轨制”。一面在社会上禁书，一面内部发行“灰皮书”、“黄皮书”。需够级别者持“购书证”前去选购。反映西方社会科学概况和动态的学术类书籍，多为灰色封皮；供了解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概况与动态的小说，多为黄色封面。不用列举书目了，一看类别就知道“灰皮书”不是“顽主”的“口儿”。他们能看看“黄皮书”里苏修的小说《州委书记》、《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落角》等就不错了。无庸置疑的是，美国人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在他们中间流传最广-----故事全由欧美上流社会一个个宴会串连而成。
看来，读小说与学数理化完全不是一个劲儿。识字、有时间可矣。省心、省力看故事，可供朋友聚会中炫耀、小蜜共处时“神侃”。所以，喜欢看小说不能算“好学”。按说，虽曰禁书，小说也不至于直接导致青少年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文革时期的说法是：“文学艺术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所以，《闲书杂忆》里记载了这样一幕：
插队时一次回北京，在朋友处借到巴金的《家》，已经没头没尾破烂不堪了。我带着它回村去，在火车站候车时打开来看。很快就被值勤的解放军盯上了。他们把书要过去翻看了几下，对我说：“这本书不能看，没收了！”我心知此书早被批判，欺他们是土大兵，以为容易糊弄，便嘴硬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书吗？为什么不能看？”谁想那当兵的毫不示弱，用手拍着那书，理直气壮地说：“你看看，这里边不是大少爷、就是二小姐，突出毛泽东思想吗？”我自知理亏又心有不甘，想再试试，因说道：“谁规定的这书不许看？”那当兵的一听更气了，厉声道：“想知道吗？跟我们走吧！”事情不妙，此一去，轻则挨训斥、写检讨；重则敢关我几天，让生产队派人领我回去。当即改口：“我还得赶火车呢，书不要了。”值勤的战士走了，我则生怕上级领导差他们回来抓我，连忙躲到别处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