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朋友，你曾经那样的英姿飒爽。
黄军装、红袖章
在金水桥头，
在长安街林道上。
可是今天……
答：今天又怎样？
同样是英姿飒爽！
这头上，是“四联”理发师的精创。
开士米的围巾更使我风流高昂。
告别将校呢、
我换上雪花呢的中式服装。
阔步长街
为市容增光。
这鞋，请你仔细看：
它尖、
它扁、
它亮、
它翘、
它窄！
五寸裤腿的线条，
正显我妙龄正当。
我把它熨得像刀刃一样。
它使我在人流中穿行，
所向无敌、无人敢挡。
这段对话，明白告诉读者，他们曾经是“老红卫兵”。“黄军装、红袖章”驰骋北京街头，是文革初期的时尚。起初那样装扮，不是为了新潮，而是表明出身和政治立场：革命者的后代，红色接班人。
因为，文化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内部把其范围掌握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部门。中央发出明文“军队不搞文化大革命”。事缘，中共入主北京之前，就分成“军队党”和“白区党”。“白区党”以刘少奇为首，其手下平均文化水平较高，建国后盘踞各地、各部委要津。所以，文革军兴，瞬间扫荡殆尽。军队的高级将领，被触及者很少。再则，宣传多年的“革命传统”，也围绕枪杆子打江山的汗马之功。其子弟当然要在一切方面突出地为父兄张目了。
然而，毛泽东、林彪心里有数，“军队是专政的工具”，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收拾完刘、邓一伙，就开始“抓军内一小撮”了。这时，红卫兵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也已用尽。“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为委员会）已因完成革命任务，回头救助自己的爹妈，而变成了“保爹保妈”派，被“中央文革”逐出了历史舞台。个中人等，本来就少不更事，靠山不在，就只能任人宰割了。他们从热情的革命者，蜕变成“顽主”、继而堕落成流氓，只用了三年左右时间。
红卫兵、顽主和流氓，三者本来就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如好勇斗狠，放荡不羁，标新立异，作乱秩序云云。诗中，以装束为标志，区分了对话者的气质变化。看似，从“黄军装、红袖章”到细腿裤、尖皮鞋一步到位。其实还是有个过程的。先说从红卫兵到“顽主”。文革初期，初、高中的孩子们，各自加入本校红卫兵组织。“破四旧”、“大串连”都以学校为单位。“老兵儿”一犯错误，立即开始遣散，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作鸟兽散。组织既不存在，学校也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但是，北京的部委和军事单位的宿舍，多数比较集中。孩子们互相都认识，剩下的人自然就以“大院”为依托活动了。
他们从不同的学校和红卫兵组织，带来了同样的东西：骄傲、失落、好斗和满腹牢骚。顺势而为地做出破罐破摔、寻求刺激、打架斗殴、占山为王之类的“游民”事体。此时，他们的父母不是被打倒、就是被下放，学校则在驱赶他们下乡。他们当中，不想下乡或从乡下跑回来的人，只能在北京“刷夜”----当城市盲流，才能继续他们的生活方式。
本来就缺乏生活来源的孩子，一“刷夜”就连吃饭都问题了。于是，这些自命不凡的公子哥，不得不陆续干起素来鄙视、嘲笑的流氓行为：小偷小摸、溜门撬锁、坑蒙拐骗。此其时，对于革命事业，只余失望，英雄主义荡然无存，军装、袖章等等标志，就像一个讽刺，避之唯恐不远了。同时他们发现：放下身段，生活会变得很容易、很随意、自由度也无限地扩大了。
虽然红卫兵已经改弦更张，一切方面与市井流氓无异。他们仍是互相不往来、无冲突的两拨人。“老兵儿”方面，也许为后知后觉自惭形秽？流氓方面则不屑与效颦者为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