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琐记之：当年只有自助游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基本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旅游”。“中国旅行社”、“国际旅行社”，都是为洋人服务的。“宾馆”也是外国人的住处，国人远足，下榻在简陋的“旅馆、旅店”。那时，许多城市不对外国人开放，一出北京市区，大约不到今天四环路的地方吧，就会看到一块大牌子“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逾越”云云。所以，来华观光的洋人寥寥无几，既然不能出城，他们就无缘见识中国的名山大川。其实，既使让去，他们也未必有那个勇气-----旅游服务设施多数不像样子。我们虽然能去登五岳、上黄山，则有钱有闲之外，还得能吃苦。

首先是交通，读上文可以想见，火车出行无论多远，只能困顿“硬座”。因为卧铺要用车票换铺位牌，完全不可能“蹭”。到了某地，根本没有旅游大中小巴、几日游等服务，都是打听去哪儿哪儿哪儿的长途汽车站在什么地方。比如，1972年初，我等“一上庐山”。坐的就是九江到牯岭的长途汽车。沿途不知停了多少站，浪费宝贵时间。山上碰到一个同是去干校探亲回京的小伙子，愣是从“好汉坡”爬上来的。

又一年，游岳阳楼，上对面的小岛君山，也是乘渔民的渡船。一条木船，挤满携带生产生活用具乃至猪崽、羊羔、鸡兔竹笼的渔民。木船又窄又短，人畜器物塞满其间，吃水很深，左右轻摇。船帮不能坐人，所有的人都呆站在中间，漂过洞庭万顷波涛。

国内旅游主要是爬山。山则非峻即险，那时只有破败的台阶，“缆车”还从未与闻。登台阶上下山非常不合算：每一步都要小心地看好脚落何处，不停下来是欣赏不了风景的。就这样，有限的一点时间，大半用在走台阶上，一次去不了几个地方、看不到多少锦绣河山。想方设法出去走走，不仅因为没有比较，不知道有更好的旅游方式。还因那时没有电视，电影全是黑白，没人会拍风光片；墙上的招贴画倒是彩色，不外样版戏和毛主席像。连“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的风景画都算“封资修”情调。吃点小苦、受点小累，得见真山真水，心里其实是很满意的。

只有一件事与后来相仿：摄影留念。回想起来已不知做何感想了。我等没有照相机，即使有，也不外黑白底片、一寸见方的“135”或3寸见方的“120”；镜头小、技术差，拍照多半是留念“到此一游”。
画面“黄金分割位置”站着表情刻板的你我他，背后一片模糊、景深平面。及今翻开老相册，只有感叹：可惜了大好的山水，可惜了年轻的容颜。

那是一个“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时代。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生活方式都没给游山玩水预留空隙。除去出差公干，等闲之人无从取得全国粮票，无法在外省市买粮吃饭；只有工作证、学生证，没有单位介绍信也住不了旅馆；旅馆经常夜查“流动人口”，“旅游”也者，相当于“无故出行，或以行迹可疑论，带去“收容所”
住几天等候调查结果，也未可知；投亲靠友，则留宿者要持“正当理由”为你到当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云云。就假期而言，只有我等这样被生产队疏于管教的插队知青，可以借故出行。普通行业职工，根本不知“长假”为何物。如此这般，旅客有之，游客就很稀罕了。

所以，旅游成为“无烟工业”之前，景点基本上是不予维护的。那是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时代，没有市场何谈“创收”。再则，“天下名山僧占多”。水边山上的人文景观，多数是庙宇道场。早在文革之前就被弃置，文革再次犁庭扫穴、僧尼还俗。泰山，从岱宗坊到南天门，一路上的娘娘庙、老君堂等等，全部毁坏；山海关旁边的姜女庙，在办“批林批孔展览”；庐山后面的白鹿洞书院也不开放。景区当然也就不必印制什么介绍、指南。害得我等知识青年因只看过毛泽东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上了庐山直趋仙人洞，当天往还；下了山才知道还有：含鄱口、龙首岩、五老峰、三叠泉诸多景致。

 

然而，在不时兴游玩的时代旅游，竟有现今一切齐备却无可比拟的好处，游人稀少！记得苏州除了虎丘塔下有些人气，城里的狮子林、拙政园、留园、西园，静悄悄；中山陵宽阔的台阶，空荡荡；上泰山，路上碰到个人，都要搭搭话、聊几句。而八十年代中期去青岛，用山上的望远镜往海边一看，整个沙滩人肉铺满，雌雄莫辨。何如1976年的北戴河，宽阔的沙滩了无一人；偌大的天津起士林西餐厅分店，仅我们和一桌洋鬼子。一处圈起来供洋人享用的海滨浴场，碧海蓝天、白色沙滩上，只有两个金发洋妞：穿着比基尼，一个横陈躺椅，一个伫立一旁。那是什么年月，画里都没有见过啊。四下无人，我等独享了这幅美景。

[启麦]

回复 '康无为' 的评论 :谢谢

[康无为]

写得好，言简意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