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道出了纸背玄机

——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 古代兵法：兵马未动，粮秣先行。到了共产党这里，就是：欲有所为，舆论先行。这也是观察中共政治极好的视角，可惜像我等这样的平民百姓，一向只能站在一旁看他们煞有介事地打着笔墨官司，多半弄不清那些“葫芦案”所为何来。最近看到中共理论家吴江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才知道，大陆报章上特号黑体字、通栏标题，云山雾罩的理论文章，都是为共产党内派系斗争而作的，那一层层“言外之意”，非吴江先生这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一级人物的笔杆子，不能道其底里。 吴江先生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教育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文革结束后的十年卷入了政治斗争漩涡”。他这部政治生涯回忆录叙述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结束后，党内派系一个个回合的“两条战线”之争。如老百姓听到的“理论上的拨乱返正”，其实是邓小平、叶剑英之流为报文革一箭之仇，停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进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造势之举。那期间，他们与华国锋、汪东兴、邓立群、吴冷西等人有过一番较量。那些争夺主导党和国家发展方向之权的斗争，就是以能不能“反左”、“真理标准的讨论”等等形式进行的。吴江先生的书里，把这些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讲的清清楚楚。那不是局外人的考证，是他在胡耀邦授意和首肯之下，参与其事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之后，又一部深刻揭示中共高层内情的政治斗争亲历记。记得三十年前，中共信誓旦旦说要搞“改革开放”，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积累了几十年无数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也一拖再拖。事关他们自身的利益，竟没有一点儿痛快劲儿，个中就里我们一直不得而知。按照吴江先生的说法：党内有派。有些人要维护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人想展展拳脚，上层在那里掣肘、妥协，当然欲速不能。比如，为了改革经济体制，先得“正名”，于是有过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正在全国响应的时候，却被胡乔木（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工作的主管之一）等墨守陈规的人停了下来。撰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推翻旧案之必须，一坐下来才发现：对毛泽东的评价既绕不过去，又不好下笔，起草小组无计可施，累[用得妙！]邓小平为此做了九次谈话、党内和政治局大大地讨论了两番，写了一年零八个月，才敷衍出了那么个“初步的……良好的开端”了事。 诚然，“不在理论上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将一步也不能前进。”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吧。吴江先生是哲学教授，谈到那些枯燥、乏味的马列主义，却能深入浅出、要言不烦。《十年的路》中，1977到1987年间中共每逢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之时、“笔杆子们”如何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古为今用的花样和技巧，都写得简洁生动。比如“中国社会主义目前所处历史阶段”问题，过去他们一直在说，科学的计划经济使中国“一天等于二十年”地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已经来到共产主义的大门口”，但是邓小平要回过头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非秀才们给他的主张做个解释，不能向民众交待。于是吴江先生翻开了《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引经据典一番，草成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送给胡耀邦，得到胡的好评，成了“邓小平思想”其来有自的根据之一。 吴江先生的叙述注重中共党内意识形态之争与社会形势的关系，无意之中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国，理论先行之所以重要，是社会制度、政权结构的需要，并非那些理论本身有什么玄妙高深之处。就像古今中外的税务，用什么名目不要紧，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作者承认“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政党的意识形态工具，就容易丧失其固有的科学性。”既然牵强附会是搞理论的诀窍，从洋洋大观的经典著作里，给当道者找个说法还不好办吗？党内“秀才”的职责就是撰写那种慷慨激昂、含义隐晦、非圈内人不知所指的理论文章。所以，当年连篇累牍的社论、评论、专论，其实只有政治意义，没有学术价值。 书中对几位“党内大佬”颇着了些笔墨。例如胡乔木，吴对他之处事为人有生动的描写：“有时他居高临下，说话让人觉得如同晴天霹雳；有时又能与人平坐谈心，谈话中引大段普希金或托尔斯泰的话……”。看上去胡有点像康有为，曾经有过新派作风，形势好转他反而保守起来，处处与有了点新想法的老党员过意不去。伤人无算、人称“党内一条棍子”的周扬（宣传和文化工作的主管之一），晚年良心发现，战战兢兢地提了提表述任何事物都会走向自己反面的哲学观点——异化；和马克思、恩格斯也讲“人道主义”的事儿，立即被胡乔木一巴掌摁了回去。因为，面对社会上的反共情绪，周的提议等于授人以柄。借着批判周扬，胡顺势掀起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浊浪，周则抑郁而死。 还有就是前中共国家副主席王震了，吴江同陈云（差堪与邓小平匹敌的共党大佬）之间有一点误会，王是陈党、夙与胡耀邦有隙，而吴是胡的人，王做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吴就遭到了胡陈相争的池鱼之殃。王震简单粗暴的军阀作风在共产党内颇有代表性，吴举一例道：秦川（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约我给他写文章，文章见报后，王在电话上责问秦川：“《人民日报》竟敢发表吴江的文章，你们还要脑袋不要？”那时已经是1982年了。 《十年的路》内容丰富，说它是了解文革之后那十年中国政局的必读书，应当不算过分。吴江先生的道德文章令人起敬，我却还为他和像他一样的中共学者怀着几分悲哀。吴著中道：中共旗下“英雄豪杰云集，人才济济……文有大思想家，大理论家，武有儒将。”我想，那些大学问家、大理论家的成就多集中在研究马列著作、诠释毛泽东思想上了。《庄子•列御寇》言：“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殚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而今时代已变，白首穷经达到的马列主义造诣将成“屠龙之技”。一旦中共下台，即无用武之地，弄不好真的会“食无所”呢。平白当了共产主义神话的殉葬品，能不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