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句名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颇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意思。看似一个高瞻远瞩又谨慎实际的人。这一特质,对其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比较适宜。作为一个游民造反者,非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雄心、足智多谋的才干不可。进城以后,敌人变成了文明文化、思想意识,就藐视不得了。它比政党、政权强大得多,根基深厚得多。如果要变,也是历史提出要求、让人们去执行。若是不请自来地以传统文化、社会意识为敌,无论多么强大的团队、多么高明的安排,不消几个回合就会败下阵来。
文革前,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造有所斩获,共产主义信仰全国普及、社会主义制度日益牢固。其实,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破产的危机已经潜藏下来了。如果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惨痛的牺牲,跟着毛主席开展阶级斗争、改造世界观、抓革命促生产,却不能改善生活、处境、地位等等,革命的功能与必要性就会受到质疑;需要温饱、追求丰富的本能就会取代肤浅的献身精神。
也许毛泽东对此有所警觉,但是,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治本之方却是“形而上”的,以为人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可以提升、固定在某个程度的政治信念上。其从亲手打造的资讯系统中得到的概念是,人民大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工业学大庆,已经温饱有余,足够支撑那个信仰的空中阁楼。其所推算出来的工农大众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革命信念远远超出实际。今天看来,文革中的毛泽东,出于那个基本估计而来的一系列“伟大战略部署”,其实是“自毁长城”的误判和失算。
比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据说,文革之前,中央就有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往农村安排、以解决就业问题的具体打算,还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文革一来,推动此事更加容易,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让几千万学生争先恐后打起了背包。不料,城乡之差不仅在于物质生活,革命气氛也大不一样。下乡的孩子人数虽多,年龄却很集中,少的十四五岁,大一点不过二十出头。正是人生价值观成形的时候。下乡前的所谓政治信仰本来就是不知所以、人云亦云,根本经不住考验。在政治空气稀薄的乡下遇到艰苦的环境、落后的意识,与报纸广播描述的“公社是棵向阳花”完全不符,不免大失所望。高涨的革命热情瞬间冷却、很快消失无踪。经此“热胀冷缩”,这代青年,恐怕是比其父兄还早摈弃共产主义理想的人。
毛泽东做事一向是算政治帐的。“五八年大跃进”、粮食亩产放卫星,过程像个笑话,结果是个灾难。但是打起了旗号、鼓起了士气,使用了多年。按照老毛的价值观,就是合算。然而,革命需要接班人,“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数以千万计的一代青年,轻易放弃了革命理想,等于毛泽东的事业后继无人,即使上山下乡解决了就业,对毛泽东而言也不合算。何况,下乡与返城几乎同时进行。短的几个月、长者数年,知青下乡并没有形成人口迁徙、屯垦戍边,最后还是回到城里、散布到各行各业。连副总理李先念都说“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毛泽东应该更不满意,没有料到他的基本队伍贫下中农,非但没有把孩子们教育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而让他们看到了革命的限度、反作用和阴暗面。毛泽东等错打了如意算盘,不仅没有解决就业难题,还永远地失去了一代青年。
上山下乡的非仅中学生,大专院校、各级机关无一不成立“五七干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效果与学生一样。但是,一向机敏的毛泽东,对于此事竟失查麻木到令人无法相信的地步。1971年林彪出事,抄出了林立果等拟的“五七一工程记要”,揭发批判了诸多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按照那个时代的常规,这样的资料应该是特级保密、严防扩散。可是,毛泽东竟于次年向全党全国公布了这一文件。意在“肃流毒”,以为人们已经具备了在批判中坚定政治觉悟、革命理想的水平。
不料,该纪要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共鸣,尤其是其中几句话点醒了懵懵懂懂的知识青年:“农民生活贫苦,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即是变相失业。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即是变相劳改。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长期不加工资,即是变相受剥削。”所谓:越批越香、越批越被认同;所谓:水能浮舟亦可覆舟,上山下乡的人们,趁兴而来、随即就对文革彻底失望了。林彪父子,成了另外一种为民申冤的彭德怀。对此不智之举的唯一解释,恐怕只有:毛泽东对局势、对人心、对政治感染力、对自己的误判。
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乏术回天。只能在一封知青家长的来信上批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老爷子自掏腰包补助上书的李庆霖,政府则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百元。这点钱当然不足以补偿他们的过失、笼络我们的人心、掀起扎根农村的新高潮。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就这样偃旗息鼓、黯然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