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个中国流亡者的独白

我叫田发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于陕西南部一个非常美丽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因善于经营，家境相对乡邻还算殷实。父母育有两女两儿，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和大多数中国农村孩子一样，我在学校里中规中矩地长大。父亲有六个兄弟，家族常因为一些田边地角的农村琐事大动干戈，甚至动用马刀、火枪、炸药包之类的武器进行攻击和威慑。我父亲和我二爹曾经历好几次严重的身体伤害，而政府和执法部门却收受施暴者的贿赂而不作为。这是我第一次发现社会并不正义，公理并不能得到保障，一切并不是书里和电视上说的那么美好。

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处于最严厉的时期。由政府组建的计划生育工作“先进积极分子”（其实就是当地的社会恶势力）组成的工作组，在我们乡里横行霸道。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叔叔和两个堂兄。他们扒房揭瓦，牵牛拉羊，殴打绑架那些违反所谓计划生育政策的育龄父母，摧残着他们的家庭。他们强行拉人去做堕胎和节育手术，当时到处哀嚎不断，哭声震天，逼死人命的事件时有发生。我们教室后面就是乡卫生所，那里的医疗条件非常简陋，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所有的育龄妇女被集中在卫生所外简陋的帐篷里，接受节育和引产手术。到处是哭声，乱哄哄一片。对我冲击最大的，是一个已经成形的婴儿被引产后，随意扔在我们教室后面的农地里，被几只野狗撕扯得支离破碎，血肉模糊。那场景成了我一生也抹不去的黑暗记忆。

其实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经历一样，从小接受的是爱国爱党的教育，社会和家庭也充满了这种价值的熏陶。虽然我对地方政府和村级工作人员的不满日益加深，但受坚持看《新闻联播》的影响，我一直认为中央政府是好的，是一心为民的，只是地方上的少数人扭曲了国家政策。

我与地方政府的直接冲突发生在我上初一的时候。那时我们村里刚通了高压电，但入户支线极其不规范，大多数是木电杆，离地很低。电力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农民的用电安全知识也没有人普及，留下了太多隐患。通电不到几个月，一场悲剧发生了。一个叫游世雄的农民扛着铁耙走路时，不小心触及低垂的电线，当场身亡。农村地广人稀，他出事的地方又比较偏僻，没能及时被发现。直到傍晚，他上二年级的女儿放学回家，看到了倒在地上的父亲。不明真相的她跑过去拉爸爸，结果也被电击身亡，导致父女双亡的惨剧。不到半年，又一桩悲剧在我眼前上演。那是一个秋天，全村人都分散在田里收割稻谷。那天，我也正在堂哥家的田里帮忙。离我们不远，一个叫陈志杰的村民也在自家田里忙碌。中途休息时，我们还会互相说几句玩笑话。就在临近下午，突然听到邻居何天宇大声喊：“不得了了，陈志杰！陈志杰！”我茫然抬头，不知发生了什么，跟着人群大步朝奔跑的方向而去。远远地，我看见一个人倒在水田里，走近才发现是陈志杰。大家看到，他手里拽着一根从电线杆垂下来的铁丝——那是农村的广播线。虽然当时农村广播早已荒废，但设备并未拆除，有些地段的广播线铁丝搭上了高压电，导致整个村的广播线都带电。村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那天，那根广播线恰好断了一节，垂到地面。陈志杰路过时随手想拨开下垂的铁丝，结果触电身亡。

村民马孝升用一根干木扁担小心翼翼地挑开了那根铁丝。围观的人很多，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农村人有太多的顾虑，有的来自玄学，有的来自现实。我看着陈志杰就那样躺在水田里，心想这不行啊，便招呼堂兄田发树、表弟陈士周和我三人一起将他抬起来，放到一块平地上。不一会儿，我父亲赶到，试图对他进行人工呼吸（父亲是赤脚医生），但毫无效果。我们解开他的衣服，发现前胸后背一片焦黑。不久，他的家人赶到了——妻子、刚满两岁的女儿，以及年迈的父母围着尸体悲声痛哭。那场景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不禁泪目。面对孤儿寡母、失去儿子的年迈老人，还有一群不知所措的乡邻，年轻气盛的我（其实那时我年仅十一岁）义愤填膺。我不顾一切跳上自行车，朝乡政府奔去。村里到乡政府有四公里路程，沿途各村都在忙着秋收。我一路狂奔，一路高喊：“政府不作为，元坝村又被电打死人了！”（结合不久前发生的游世雄父女悲剧）。沿途的村民在惊愕中纷纷议论。在那个没有手机的时代，这件事迅速形成了一个舆论场。

我赶到乡政府时，看到“老爷们”（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冯全科和乡武装部长冯孝泽）等人在政府门口，正与附近商户的女营业员谈笑风生。我心里一股无名火起，没好气地用质问的口吻对他们说：“我们村里又被电死人了，你们管不管？”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笑声立刻收敛。武装部长冯孝泽当时说了一句：“你们村怎么搞的，老是被电死人？”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我知道，负责乡里各村电路安全的几个负责人之一，就有他通过关系安排进来的儿子冯长松。其实他认识我，他老婆是我超远房的姨，平时在路上遇到，我会叫他一声“姨夫”。但此刻我顾不上这些，直接开怼：“你认为你们没有责任吗？前几天的狂风暴雨后，你们检查过整条线路吗？就在现在，所有的广播线还通着高压电，你们知道吗？你们有对农村用电安全知识做过普及吗？”说完，我撂下一句：“下午五点，如果政府不派人到场，我们就把尸体送到乡政府来！”然后转身离去。

回到村里时，下午四点多，乡政府由冯孝泽带队，带着几位安全员到达现场，处理陈志杰的身后事宜，并对高压电线路的隐患进行了排查。乡政府的意见是让陈志杰家里先把唯一的一头肥猪卖了，用来购置棺木等丧葬所需。陈志杰的死，让整个家庭失去了主心骨，剩下老弱妇孺没了主见。农村人天性懦弱，加上中国人对权力拥有者的天然恐惧，家族中也没有人愿意出头，容易被拿捏和欺负。按照乡政府的安排，陈志杰身后的孤儿寡母还要背上一身债。于是，我号召村民团结起来，要求政府出钱安排这一切。如果不答应，我们就不帮忙把受害者的尸体抬回家。此刻，尸体还摆在地头，被好心的村民盖上了草席。村里的年轻人积极响应了我的号召。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也许是人性中天然的正义在发挥作用。他们虽然不敢直接与权力冲突，却愿意听我这个孩子的号召，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来对抗权力——尽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另外，我得感激我的父母。在这件事以及后来我对抗一切非正义事件的过程中，他们除了表示担忧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我。其实，不反对就是一种支持。后来，由于村民的团结一致，陈志杰的后事得到了妥善处理，政府被迫采纳了村民的建议。据老人们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政府向人民让步。

这件事之后，我成了历届乡政府口中的“刺头”。可能是因为我还是个小孩，他们没有太计较；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家族人口众多，势力较大，他们并未对我本人或家庭采取报复行为。

一直到成年，读书毕业进入社会工作，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依然是那个“爱国爱党”的“热血青年”。对于现实的不满，仅限于“愤青”这个角色。我依然是热爱共产党的“小粉红”，拥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重度脑残”。我和现在的那些“粉红”“脑残”没有两样，甚至比他们更甚。我把每天的《新闻联播》当作精神食粮，最爱看的报纸是《参考消息》。后来网络兴起，我流连于《铁血社区》《环球论坛》等平台，整日沉迷于“大国崛起”的虚幻梦境。即使在外被拖欠工资而求告无门，即使在广东被黑警以暂住证为由抓进收容所，即使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不公和黑暗，我也从未对自己的“爱国情怀”产生过怀疑。当年轰轰烈烈的“保卫钓鱼岛”运动中，我们在网上号召，自己捐款帮助香港人杨匡登上钓鱼岛，宣示所谓的主权。和今天的“脑残”一样，痛恨日本，仇视美国，把一切文明国家视为敌人。

那时，我相信国家的一切宏大叙事，痛心于中国的“百年屈辱”。我真心相信西藏人在闹独立，达赖喇嘛是民族罪人；也相信新疆的抗争者是恐怖分子；台湾不过是欧美西方牵制中国的一颗棋子。我会为国家队取得的每一块奥运金牌欢呼雀跃，会为每一次卫星上天兴奋不已，甚至曾经极端地想去天安门跳城楼，以唤醒国人抵抗外辱的血性。

直到2011年，说来惭愧，人过三十才后知后觉。那时，微博以简短的文字记录和快捷的传播方式迅速崛起，让我第一次触摸到了一些真相。刚注册微博时，当时的热点是山东东师古的“陈光诚事件”和佛山“小悦悦事件”。陈光诚的遭遇让我明白，国家所有的乱象并不是地方政府胡乱作为，而是来自最高层的指示；“小悦悦事件”让我陷入深深的反思：我们的国人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这个曾经让我自以为优秀的民族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通过关注肖仲华、于建嵘、贺卫方、萧瀚、江平、李锐等一大批法学和社会学精英，我第一次发现，原来针对最高权力也可以质疑，原来话还可以这样说。当时网络相对宽容，为一大批有识之士传播真相、教授常识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我逐渐明白了何以为人，人应该具有哪些天然属性，有哪些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等这些最基本的常识。我知道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为了人类正义公平、保障人权尊严与自由的国际规约。

当我逐渐了解真相后，最直接的反应是愤怒——愤怒于三十多年来被谎言欺骗。正如我后来的朋友毛善春所说：“受其欺骗时爱你有多浓烈，明白真相后恨你就有多决绝。”与此同时，我感到羞愧，羞愧于自己的无知和以前的所言所行。

当一个人明白真相后，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让你与周遭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这个阶段伴随着浓浓的孤独感。好在网络世界里，越来越多的觉醒者出现了。他们热情地相互鼓励，在未曾谋面的情况下，以共同的价值观为纽带，结成了最坚固的同盟。当时的口号是：“抱团取暖，不怕孤单，一人一博，改变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让每一个中国人摆脱奴性的束缚，拒绝臣民的灌输，堂堂正正地做人。

这期间，我通过翻墙了解了“六四事件”“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也知道了共产党从成立到夺权的黑暗历史。我看清了那些曾经崇拜的所谓“伟人”的肮脏本色。偶然间，我从一位朋友那里拿到了一张《九评共产党》的光碟，这让我彻底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在微博中，我了解到许志永博士和丁家喜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读了他们发表的《中国人，站起来》《堂堂正正做公民》《我想要这样一个中国》等文章后，我深受震撼，感到生命力被感召。于是，我签署了《公民承诺书》，成为新公民运动的一员，编号为0248。在日常生活中，我严格按照公民的准则要求自己，明白了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我积极参与身边和网络上的真相报道与常识传播，以唤醒更多的人。值得欣慰的是，通过我的努力，我发展了五名新公民义工，我身边的朋友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公民常识，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对权力祛魅化。当时，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成立“公盟”，即公民联盟，主张去中心化的扁平式发展模式，以细胞分裂的速度扩张，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地级城市。每月最后一个周六的公民聚会也举办得很成功。另外，我们还帮助在京访民。由像我这样的义工定期捐款，用于保障在北京上访的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由于中共的独裁统治和罪恶的司法系统制造了海量的冤假错案，中共独有的上访制度迎合了中国臣民社会对最高权力平冤昭雪的幻想。因此，几乎每天都有上十万人在北京试图寻找正义。

由于大多数冤案受害者深受其害，长年的上访经历不仅让他们备受维稳部门的打压，在生活中也被周围人视为异端，大多被弄得家破人亡，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公盟”会派人定期发放食物，并在严寒的冬季发放棉衣、棉被等御寒物品。然而，随着中国所谓“和谐社会”的需要，中共政府认为这些访民是不和谐因素，许多访民被抓进黑监狱，或被绑架回乡，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遭受一系列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期间酿成的血案不计其数，包括山东龙口人大女生李宁的母亲被关进太平间折磨致死案、范木根自卫刺死截访人员案等等。随着对访民群体的全面打压，为访民提供后勤支持的公益组织“公盟”也遭到了迫害。由于“公盟”提出了“官员公开一切财产”“教育平权”“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等一系列主张，深深触动了中共集团的利益，遭受打压几乎成为必然。不久，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永、丁家喜、王功权、赵长青等人相继被捕，“公盟”的银行账号被封，办公室被查封，新公民运动陷入低谷。

随着新公民运动发起人相继入狱，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所谓的“喝茶”。因为发起人被捕，公民运动的参与者在网上发起联名呼吁书，要求释放许志永等人，高呼他们无罪。当时，仅我个人就在微博和现实中联署了一百多人签名（那时我的微博粉丝已有五万多人，不久后账号被封禁）。签名发布在各大网络平台后，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我在外地打工时，突然接到家乡派出所的电话。对方开口就问网上签名是不是我本人，我坦然承认。他们接着问为什么要签名，我回答是受良心的驱使。他们问我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我反问不知道犯了哪一条法。他们又问我现在的工作所在地，我以合法公民有不受非法骚扰的权力为由回绝。

后来，许志永等人相继被判刑，新公民运动群龙无首。好在运动最初就有预见，采取了去中心化的扁平式发展模式，因此发起人被抓后，新公民运动并未彻底解散。每月的公民聚会在国保人员的监视下依然如常进行，但对访民的援助被迫停止，因为无法在北京设立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物资仓库。于是，成立了“公义义工团队”，广发公义邀请函，设立了管理组、统计组、监督组，以定向认捐的方式继续支持社会正义力量。我曾担任过管理组和监督组的成员。我们的捐助对象转向了所有“良心犯”（被抓的政治犯、异见者、维权人士、宗教团体）。秉持着“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原野”的理念，我们艰难地为他们送去一点温暖，不让因良心受难的人在牢中过于困顿，也尽可能让良心犯的家庭不因支柱受难而陷入生存危机。然而，中共的无耻和邪恶一次次刷新人性的底线。为了打击良心犯，他们特意颁布了《慈善法》，规定非近亲属捐款属于违法行为。在对公义义工管理团队频繁“喝茶”、恐吓、威胁的同时，他们还对良心犯家属进行恫吓，声称接受外部捐款会加重犯人的刑期。这导致一部分家属拒绝与义工团队合作。其间，数位义工管理层成员被刑事立案或处罚。

在参与新公民运动期间，我在武汉工作，通过当地的公民团体结识了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秦永敏先生。秦老师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出版了大量相关作品，并因其坚持不懈的信念多次入狱。初次认识他时，他的刑期累加已达二十七年，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坐牢帝”，更有不少人尊称他为“中国的曼德拉”。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撰写这篇文章时，他再次身陷囹圄，这次的刑期为13年。

秦永敏先生向我们分享了他的政治主张——《开展平等对话，促进和平转型》。我深受启发，成为了他的第369位倡议支持者，并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他所主持的《中国人权观察》和《玫瑰团队》。在武汉的日子里，与秦老师见面绝非易事，每次会面都笼罩在国保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下，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公民活动的艰难与风险。

2014年，秦永敏先生委托湖南的张家瑞和湖北的毛善春前往北京中国民政部，申请注册《中国人权观察》。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参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在武汉阅马场附近的艳阳天酒楼门口，国安特务的秘密监控之下。秦老师将装有申请材料的公文包交给我，我通过“偷梁换柱”的方式，在监视者的眼皮底下成功取走公文包，并迅速转交给了毛善春。

2014年3月，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大姐受邀参加联合国关于妇女和儿童权利的会议，在出关时遭到中共拦截。不久后，她在迫害中不幸离世，这一消息让我们深感悲愤和无助。为了表达对曹大姐的哀思和敬意，我和几位同样在武汉的公民朋友在网上约定，决定举行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

我们原本计划在阅马场旁边的简朴寨集合，但刚到现场，就发现中国国保特务已经盯上了我们。为了不让悼念活动被迫中断，我们迅速调整策略，决定分散行动——先后单个溜出去，并将悼念用品分开携带，伺机摆脱监视。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在江汉区一处偏远的农地成功完成了悼念仪式。

由于鲜花、蜡烛等悼念物品都是由我准备的，我很快成为了当局的目标。不久后，我被工作所在辖区的江堤中路派出所带走。在审讯中，幸好我对法律有一定的初步了解，始终保持冷静，没有留下任何可被他们利用的口供。尽管如此，我还是被扣留了整整四十八小时，最终在被迫写下保证书后才得以获释。

2014年3月20日，黑龙江“建三江事件”爆发，震惊全国。这场风波源于建三江地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青龙山教育基地”——一个实际是黑监狱的地方。为了替受害者伸张正义，王成、江天勇、张俊杰和唐吉田四位律师挺身而出，却在调查过程中遭到暴力抓捕，并被施以酷刑，总计肋骨被打断二十四根。这一事件迅速引发轩然大波，全国各地的公民和律师团体义愤填膺，纷纷赶往建三江声援。

我和陈剑雄从武汉出发，怀着满腔热血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在哈尔滨，我们与黑龙江的公民孙东升汇合，随后转乘前往建三江。不久，湖北的毛善春、张世清、黄静仪、陈艳琳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陆续加入，总人数约达两百人。进入建三江后，我们采集了一些水和食物，准备前往七星看守所展开行动。在路上，出租车司机略带不安地告诉我，当局宣称最近有“邪教”在建三江闹事，城市已处于严格管控状态。我笑着问他：“你看我们像邪教吗？”他打量了我们一眼，摇头说：“不像。”我们相视一笑，但笑容背后却藏着沉重。

车行至距离看守所两公里时，我们被第一道关卡拦下。警察检查了身份证和携带的物资，并禁止车辆通行。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扛起物资徒步前行。一路上，又经过两道关卡，每次都要登记身份信息。最终，我们在离看守所大门仅五十米的地方，与先期抵达的公民会合。

东北三月，松花江尚未解冻，夜间气温低至零下三到五度。我们在看守所前轮流值守，律师们高举执业证，大声呼喊要求会见当事人。我们则围着看守所高呼四位律师的名字，希望他们能感受到我们的支持。后来，他们告诉我们，确实听到了我们的声音，这让我们倍感欣慰。然而，前几天由于准备不足，夜里值守的律师和公民朋友饱受严寒与饥饿的折磨。直到第三天，后方送来了睡袋，才稍稍缓解了困境。

声援行动中，前方、后方、线上、线下，大家不约而同地团结一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我们通过外媒采访，将现场情况实时传播出去，使事件迅速发酵成国际焦点。警方试图屏蔽网络信号以阻断信息流通，我们便分头走出去寻找信号点，确保消息不被封锁。后来，当局禁止食物和水进入，试图困死我们。所幸，当地农场的农民冒着风险，偷偷为我们煮面条吃。然而，面对我们的坚持，当局变本加厉，甚至切断了农户的电力供应，下流手段层出不穷。

在这场寒夜中的坚守中，我深刻感受到团结的力量和人性中的温暖。尽管环境恶劣，压力重重，但我们从未退缩。这不仅是为了声援四位律师，更是为了每一个被压迫的灵魂发声。那一刻，我明白了抗争的意义，也见证了希望在绝境中绽放的光芒。

2014年3月29日凌晨，建三江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力，对现场进行突然袭击并展开清理行动。由于此前多日的坚守，所有人都已经筋疲力尽，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时，大家未能及时做出反应。现场一片混乱。然而，第二天，当世界各地的人们发现前方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时，迅速意识到发生了严重事件。随后，一场更大规模的公民救援行动在各地迅速集结。

事发当晚，正好轮到我在旅馆休息。凌晨三点左右，房门突然被暴力破开，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房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们按倒在地。他们首先收缴了我们的手机和背包，命令我们穿好衣服，随后给我们套上黑色头套，用胶布将我们的双手反绑，然后押送上警车。

在押送过程中，来自河南信阳的李宝霖大声抗议当局的粗暴行为，结果遭到警察的殴打，被按在车内拳打脚踢。我们听到他的喊声后，也齐声高喊“不要打人！”在我们的强烈抗议下，殴打行为才被迫停止。

警车行驶了很久才到达目的地。透过黑头套的细小缝隙，我隐约看到窗外天色已亮。我们被带下车后，分别关进了不同的审讯室。审讯室内，我被固定在老虎凳上，双手和双脚都被牢牢扣住，无法动弹。头上的黑头套始终没有被摘下，这似乎是他们故意采取的一种策略，试图通过长时间的感官剥夺来施加心理压力。我们就这样被晾在那里，无人问津。

直到中午吃饭时间，我提出要上厕所，一名年轻警察跟随我前往。我试图取下头套，他出声制止，但趁着手脚暂时自由，我果断一把扯下头套。上完厕所后，他们要求我重新戴上，我置之不理，而他们也没有再强硬坚持。借此机会，我终于看清了周围的环境，才发现我们被关押在一个名叫“勤得利”的公安分局。

被押回审讯室后，我再次被固定在老虎凳上，手脚被牢牢锁住。除了一个负责看守的警察，审讯室里空无一人。四周寂静，我趁机闭上眼睛，试图打个盹儿来恢复体力，毕竟之前的经历已经让我筋疲力尽。

直到快下午时，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两个警察走了进来。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其中一人拿出了工作证，我记下了他的名字：刘忠龙。他自我介绍说是建三江国保大队队长，但这话是真是假，我无从判断。接下来，他们开始了例行的询问：

• 姓名

• 年龄

• 出生日期

• 民族

• 家庭住址

这些基础信息问完后，刘忠龙拿出一大叠照片，全是从七星看守所这几天流出到网络上的。他指着照片中的人问：“这是不是你？”我坦然承认：“是我。”接着，他指向其他人，追问：“这些人你认不认识？分别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除了我自己，我谁都不认识。”他似乎不信，皱着眉头问：“既然不认识，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我解释道：“现在网络发达，只需要一个地址，我们就能聚在一起。我们这些人从来不问别人的名字、身世、工作和收入，因为这些不是我们选择的价值。”他追问：“那你们的价值是什么？”我坚定地说：“对正义的渴望，对法治的信仰。”他又问我来这里的目的，我回答：“来见证习近平所倡导的‘依法治国’的实践。”

审讯继续，刘忠龙问及我的信仰：“你是法轮功学员吗？”我如实回答：“不是。”后来我才得知，就在建三江抓我们的同时，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根据参与者的身份信息，对我们的家庭进行了“抄家”，主要是搜查是否有法轮功书籍或其他可以用来罗织罪名的线索。他又问：“你知不知道法轮功是邪教？”我说：“我不了解，也不知道。”他强调：“中央已经定性为邪教。”我反驳道：“在一个法治社会，有罪无罪不应该由权力机构决定，而是应该由司法机关通过法院审理来裁定，被告有权委托自己的代理人。”他却说：“邪教是国家敌人，没有这些权利。”我回应：“你知道东京大审判吗？”他点头。我继续问：“那些战犯的罪行有多大？”他承认：“罪大恶极。”我说：“在东京大审判中，那些甲级战犯都有委托律师的权利。难道法轮功的罪行比那些战犯还大吗？”他推脱说：“国情不同。”

接下来，他试图挖掘更多的“线索”：“你们这些行动是谁召集的？谁是组织者？经费由谁提供？”我如实回答：“没有人召集，也没有人组织，我的一切费用都是自掏腰包。”他不信，反问：“那别人呢？”我说：“别人我不知道。”他们开始软硬兼施，先是甜言蜜语，说“别心存侥幸”，接着威吓道：“党多么强大，与党和国家作对没有好下场。”他们试图让我无中生有地指认他人，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我在笔录上签字、按手印，然后继续被晾在老虎凳上。

审讯结束后，我依然被锁在老虎凳上无法动弹。偶尔想眯一会儿眼睛，却被值守的警察呵斥、推搡，他们就是不让我睡觉。一个晚上就这样在煎熬中过去了。我偶尔瞥一眼墙上的钟，知道二十四小时是一个关键节点，心想如果他们问不出什么，或许就会放人。然而，我太天真了…..

第二天早上，时间已经超过了二十四小时，我心里清楚，希望已经彻底落空。大约十点钟左右，有人送来了一份早饭：两个干硬的馒头、一碗稀得几乎见底的米粥，还有一小碟咸菜。或许是北方的饮食结构与我的口味格格不入，又或许是巨大的心理压力毫无胃口，我只勉强咬了半个馒头，喝了一碗稀饭，便再也吃不下去。

吃完后，我被带去上了厕所，随后又被押回审讯室，重新坐上那冰冷坚硬的老虎凳。长时间的束缚让我的臀部酸痛难忍，手脚因为血液循环不畅而麻木得几乎失去知觉。刚从凳子上站起来时，双腿一软，我差点没能站稳，身体晃了晃才勉强支撑住。

没过多久，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两个便装男子走了进来，径直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不主动表明身份，脸上带着一种让人不安的冷漠。照例，他们先问了一些基础信息，问题与第一天大同小异，我机械地回答着，尽量保持冷静。

突然，其中一人语气一变，盯着我问道：“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摇了摇头，平静地说：“不知道。”他顿了一下，冷冷地说：“我们是市政法委的，610办公室。”听到这话，我心里猛地一沉。610办公室，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我并不陌生。它全称“反邪教办公室”，由前领导人江泽民在1999年6月10日下令成立，是中国政法系统下专门针对法轮功等群体的特务机构。他们提到“市政法委”或许是在扯虎皮拉大旗，但610的身份，我毫不怀疑是真的。

接着，他们拿出一叠照片放在桌上，让我逐一指认。我依然沿用昨天的策略：只承认自己，不认识其他人。突然，他的手指停在一张照片上——那是一群律师在七星看守所前高举拳头抗议的画面。他指着其中一个身影，那是张磊律师，语气加重地问：“这个人你认识吗？”我平静地回答：“不认识。”他猛地提高声音，质问道：“这不就是你吗？”我心里一惊，扫了一眼照片。无论是外貌还是身高，我和张磊律师的差别都显而易见，他们显然在给我设圈套。但这个圈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一时摸不透，只能坚定地否认：“不是我。”

他的逼问节奏越来越快，声音也越来越高，我的回答不由自主地被带入他的节奏，嗓门也跟着提高。就在情绪即将失控的边缘，我突然警觉到他们在故意打破我的理性状态，于是立刻闭口不言。他们继续施压，我冷冷地说：“鉴于你目前的状态，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见硬的不行，他们换了策略，开始诱导我。其中一人放缓语气，说：“其实我们什么都掌握了，只是想看看你老不老实。只要态度好，马上就能放人。”我淡淡地回应：“我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那就按法律照章办事吧。”他冷笑一声，毫不掩饰地说：“我们610办案不讲法律。”我听后只是轻笑了一下，没有接话。他们的坦白让我既愤怒又无奈，因为我知道，这正是他们的真面目。

随后，他们变本加厉，试图让我随便指认几个人是“组织者”，或者干脆承认自己是主谋。他们说：“这样我们能交差，你也能立功，马上走人。”面对这种龌龊的伎俩，我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们，一言不发，心里充满了鄙夷。

或许是我的沉默激怒了他们，他们的情绪突然爆发，开始对我进行口头攻击。他们骂我是“卖国贼”，诅咒我“怎么不死”，甚至侮辱我的祖辈，称他们是“汉奸”。他们吹嘘“伟大的党让十几亿人吃饱了饭，居功至伟”，还说“习近平早晚会让美帝俯首帖耳，还要核平日本”。紧接着，他们转向对我个人的下流攻击，言语肮脏得让人不堪入耳。我强忍着愤怒，努力保持沉默，直到他们侮辱到我的母亲时，我终于忍无可忍，回骂了一句。

对方顿时恼羞成怒，像是达到了某种目的。他们猛地起身，连桌上的审讯稿都没拿，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门再次被撞开，几个警察涌了进来。他们迅速将我从老虎凳上解下，两个警察反剪着我的双手，几乎是拖着我走向另一个房间。双臂传来锥心般的剧痛，我全身冒出一层冷汗，感觉手腕仿佛要被生生扭断。

新房间没有窗户，四壁被厚厚的软包覆盖，隔绝了一切外界的声音。房间中央只有一盏刺眼的强光探照灯，直射着另一张老虎凳。我被重新固定在凳子上，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除了那束光，周围一片漆黑。汗水顺着额头滑落，恐惧和愤怒交织在一起，我知道，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紧接着，刚才那两名便装男子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几个警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声怒骂响起：“叫你骂老子！”话音未落，一记狠狠的耳光甩在我的脸上，眼镜瞬间飞了出去，眼前更加模糊了。火辣辣的疼痛瞬间袭来，半边脸仿佛肿得发烫。

紧接着，他手持未开封的矿泉水瓶狠狠地砸向我的头部和面部，砰砰作响，伴随着各种污言秽语。他像疯狗一样把怒火发泄在我身上。我觉得脑子一片空白，疼痛变得迟钝，只有牙龈被打破后，口腔里弥漫着血腥的咸味。等到他打累了，另一人上前掰开我的眼睛，用强光直射进来，刺得眼球像被针扎一样剧痛，不一会儿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有人朝我吐口水，一边辱骂，一边继续换着施暴。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有那么一刻，我竟然想到了刘胡兰，也想到了高智晟律师。我曾看过他的纪录片《超越恐惧》，与他的遭遇相比，我这点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在剧烈的疼痛中，我试图学着他那样，将意识与肉体剥离，以减轻痛楚。我渐渐明白，战胜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直面它。就这样，在自我心理的调节下，我熬过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几个小时。

他们终于发泄完了，离开了审讯室。我继续被固定在老虎凳上，浑身无力，满嘴血沫。我对值守的警察说自己有心脏病，感觉心口难受，他递给我一片药剂，让我吞下。这时，我才发现两边的大牙已经被打松，嘴里满是血沫。

不知又过了多久，刘忠龙走了进来。他示意警察解开束缚我的老虎凳。我试着站起来，却发现自己已经虚弱得几乎支撑不住。旁边的警察扶着我走出了那间阴冷的小黑屋，此刻，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刘忠龙把我带进了一间办公室，倒了一杯热水放在我面前，语气缓和地问：“饿不饿？”

我摇摇头：“不想吃东西。”

他递过来一支烟，我接了过去，他又顺手递上打火机。我点燃烟，深吸了一口，混乱的思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此刻，我太需要这一支烟了。

他坐在一旁，自顾自地聊了起来：“没事了，结束了。‘六一零’的人已经走了。”他说话的语气轻松，好像刚才的一切都只是普通的程序。他又继续说道：“说实话，我相信你们都是好人。可我是身不由己，拿共产党给的钱，当然得给共产党卖命。”他顿了顿，语气有些意味深长，“要是法轮功给钱，我们也能替法轮功卖命。”

他抽了口烟，盯着我，似笑非笑地说：“你这人挺仗义，不出卖别人。我欣赏你，想交你这个朋友。”说着，他主动和我交换了电话，还说：“以后去武汉，我们还能聚聚。”

我不知道他这番话是出于真心，还是另有所图。但相比起之前的暴力折磨，从我被抓到现在，他们的态度确实缓和许多，至少没有动粗，一切看起来都还算“规范”。

不一会儿，一个警察送来了我的手机和包，示意我检查物品。我逐一确认后，在单据上签了字，将东西收好。一直等到凌晨一点多，和我一起被抓的毛善春才审讯结束。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勤得利公安分局，夜色沉沉，寒意袭人。

临行前，刘忠龙叮嘱我们：“直接离开建三江，不要再做停留。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立刻回绝了他的“好意”。我们告诉他，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为了向关注此事的人们有所交代，哪怕只是一种姿态，我们都必须回建三江寻找失踪的同道。他沉默片刻，点头表示理解。

我们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打开手机，发现网上的信息已经铺天盖地。大家都在互相打探——谁还没有出来？谁被释放了？谁被拘留？谁受了酷刑？都被关押在哪个派出所？全国各地的朋友也在纷纷赶来支援。

这次和我们同时被抓进勤得利公安分局的共有六人。甘肃的李大伟、河南的李宝霖被拘留七天；律师王胜生、王全璋（后来在“709案”中被捕，并成为被关押最久的律师）被关押了二十四小时后释放；而我和毛善春，则被扣押了近四十四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一些消炎镇痛药服下，然后乘班车返回建三江。我们先去了被捕前入住的宾馆，要求退还押金。宾馆工作人员一脸震惊，在他们看来，我们当时被警方破门而入带走，声势浩大，肯定是犯了滔天大罪，怎么还敢回来？他们以警察破门造成损失为由，拒绝退押金。

我们据理力争：“我们是顾客，你们理应保障居住安全。而我们半夜在这里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按理说，你们才该承担损失。”

大堂里依然有便衣特务在监视，他们偷偷打电话汇报了我们的情况。没过多久，刘忠龙赶来了，他对宾馆老板说：“退押金给他们。”宾馆老板这才不情不愿地把押金退给我们。

刘忠龙再次劝我们：“赶紧离开建三江，现在到处在查外地人，每个酒店宾馆都有警察查身份证。”

但我们坚持留下来，继续寻找失散的同道。他见劝不动，干脆亲自开车送我们到他亲戚开的旅馆，并安排我们住下，同时再三叮嘱：“明天一定要离开。”旅馆老板也没有收我们的房费。

当晚，警察果然上门查身份证，旅馆老板说是“刘安排的”，警察便默默离开。

第二天，我们在火车站接到了后续赶来的朋友。建三江的高压仍在持续，律师朋友们发来信息，劝我们不要逞一时之勇，要懂得进退。而陆续获释的朋友们已撤退至富锦市。经过商议，我们决定撤离建三江，向富锦转移。这两天，我们在建三江的一举一动，都被一辆三菱越野车紧紧跟踪，直到我们彻底离开建三江辖区。

抵达富锦后，我们和其他获释及赶来的朋友汇合。富锦同样全城戒备，盘查外地人，我们无法住店。幸好东北有澡堂可以过夜，暂时解决了落脚的问题。

不久，家里打来了电话。我一接听，父亲焦急的声音便传了过来：“你到底犯了什么事？警察搜查了家里一遍！如果真犯事了，就赶紧躲起来！”

我安慰父亲：“别担心，我没做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事。”

才挂断电话，身边的朋友们的手机也陆续响起。原来，我们的行动已经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并被定性为“邪教组织成员冲击地方法治机关”。听到这个荒诞的定性，我们一行人禁不住相视一笑，嘲讽连连。

更荒唐的是，公安部竟然统一部署，安排各地警方组成专班，从县、乡、镇、村各级政法机关抽调人手，专门前往东北——来“接我们回家”。

大家商议后决定，此事暂时告一段落，正好顺势回家，还能省下一笔车费。有人半开玩笑地调侃：“反正维稳经费多得是，他们贪都贪不完，咱们作为纳税人也该享受一次‘公费出行’的待遇。”

没过多久，毛善春的“维稳专班”先到了。巧的是，随行人员里有他的熟人，见面后一阵寒暄，互相打趣。

不久后，我的“专班”也到了。一个官架子十足的人一见面就板着脸，不客气地问道：“你就是田发全？”我冷静地回道：“是的，有何指教？”

他伸出手：“把身份证给我。”

我立刻火气上来了，反问道：“你谁啊？”

他傲然道：“我是政府的。”

我盯着他问：“你有什么权力向我要身份证？没学过《身份证管理法》吗？”

他明显愣了一下，刚才的官威立刻收敛，脸上浮现一丝局促。我继续正色道：“我愿意跟你们回去，是因为我愿意配合你们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但如果我现在不愿意跟你们走，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他顿时语塞，刚才的嚣张气焰彻底消失。

同行的镇派出所副所长赶紧出来打圆场：“身份证是为了订机票。”然后按照程序，他出示了警官证，并开具了收据后，我才把身份证交给他。

当晚，我们住进了富锦的一家星级酒店——维稳经费用起来，他们可一点不心疼。后来得知，这次负责“护送”我的专班成员包括县政法委“610办公室”的杨姓主任、镇党委的一名副书记、派出所的涂姓副所长，还有村里的治保主任曹某。

第二天，我们正式踏上回家的路程。一路上，我除了给关心我们的网友和媒体报平安，基本没怎么跟这些人交谈。

到了县城时，车子缓缓停下，我下车一看——好家伙，前后十几辆车，浩浩荡荡地“押送”着我往家里开去。阵仗之大，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不知道是哪些单位的什么人物亲自到场，也许在这穷乡僻壤里，还是头一次出现像我这种“离经叛道”的人吧？

我乘坐的车里，除了随行的涂副所长，又多了一个一看就官气十足的人。后来得知，他是某级政法委书记。

车上，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上课”：“国家对你们的培养，让你们学知识、学文化，你们却不知感恩……”。陈词滥调，我懒得搭理他，只是望着窗外。

忽然，我瞥见车里的文件袋上写着某某“文件”字样，心里一动，便伸手想拿过来看。他眼疾手快，立刻把文件抢了回去，神色警惕。我轻笑了一下，随口调侃：“你们共产党都执政七十多年了，有什么东西不能公开？怎么还在玩地下党那一套？”他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一张嘴张了张，最终还是闭上了。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回到当地派出所，原本不大的院子立刻被车辆塞得满满当当。我迅速拍了几张派出所的照片，还有几辆车的车牌，立刻发到了网上。紧接着，我被要求交出手机，并被带去询问。而随行的“维稳大军”，不知道是哪几路神仙，则直接上了二楼会议室。

进来的两个人穿着便装，主动出示了警官证，自我介绍道：“我是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姓吴。”他还特别强调：“以后我就是你的‘负责人’。”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沉，明白自己从此正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询问开始前，我率先开口：“我是嫌疑人吗？”吴队长笑了笑，说：“不是。”

“那你们以什么名义询问我？”他仍然笑着：“只是例行公事。”

说完，他竟然主动跟我互换座位，让我坐到询问人的位置，而他自己坐到了被询问人的座位上，摆出一副“公平对话”的样子。

询问的内容依旧是那些老问题，我照旧回答，吴队长做完笔录后，拿着记录上了二楼会议室。不一会儿，他下楼来，对我说：“还不行，得重新做。”

“怎么个‘不行’法？”我问。他笑着说：“你姿态放低一点，就能过关。”我耸耸肩：“学不会。况且我表达的都是事实，所想的也是最真实的想法。”

见我态度坚决，他改变策略：“这样吧，我自己写一份笔录，你看看，觉得可以就签字。”于是，他很快写好了一份“询问”笔录。我读了一遍，发现记录的基本是事实，只是在内容上加了些“悔改”意味，比如说我“受到网络蛊惑”之类的，但没有虚构事实，也没有针对具体个人的不利言词。我衡量了一下，觉得问题不大，就签了字。

签完后，笔录再次送上二楼，让那些“神仙”们讨论。这期间，全国各地的网友已经把派出所的电话打爆了，甚至境外媒体的采访电话也涌了进来。显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最离奇的是，英国天空电视台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吴国保队长的私人电话，直接打过去要求采访他。吴队长吓得脸色都变了，赶紧把电话递给我：“快，快报个平安！”

一会儿，派出所的刘姓所长拿着我的手机过来，开口就要我输入开机密码，想查看我的手机内容。被我直接拒绝。

这时候，一旁的吴队长突然爆发了，冲着刘所长吼道：“屁大的事，你们要搞到什么时候？搞得这么复杂想干啥？去告诉楼上的，搞快点！”

他的声音很大，整个派出所都能听见，二楼会议室的人肯定也听到了。刘所长被吼得一愣，立刻把手机还给了我，屁颠屁颠地跑上楼去。不一会儿，楼上的人果然匆匆开完“会议”，浩浩荡荡地从二楼下来，上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这一幕让我陷入了思考。按中共的权力结构来看，二楼那批人里肯定有比吴国保队长级别更高的干部，但吴队长为何如此底气十足？我心里隐隐有了个猜测——他的后台恐怕不一般，搞不好有个很有权势的“爹”。

临走时，吴队长贼兮兮地凑过来，对我低声道：“你在网上可别写我坏话啊！”我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只要你做事做人无愧于心，就不用怕这些。”

天已经黑了，村支书受命来接我回家。他先带我去餐厅吃饭，席间一言不发，只是在饭后，偷偷递给了我一条烟。

不用多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这是一个“人情”。基层老油子，什么都不讲，什么都懂，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我欠他一个人情，以后不至于难为他。建三江事件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建三江事件”后，所有参与者陆续有了消息，唯独湖北公民张世清始终杳无音信，形同失踪。为了找到他，我起草了《寻找湖北公民张世清的呼吁书》，并征集了大量签名。回到武汉后，朋友们分头到各个单位打听他的下落。然而，这件事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很多参与的朋友因此被请去“喝茶”，被迫写下保证书，而我自己也被他们“记上了一笔”，成了重点关注对象。

有一次，我去随州办事，刚出火车站就被一名警察拦下。他开口要我的车票，我以为是常规查票，便递了过去。可当他接着要求我出示身份证时，我警觉起来，反问他：“你是警察吗？请出示警官证。”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问，随即掏出对讲机，对里面说：“他要看警官证，赶紧送过来。”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声音：“放他走吧，他们的案子已经由xxx合并了。”后面具体是哪个单位合并，我没听清楚，但这句话让我意识到，这次的拦截绝非偶然，而是与之前的行动有关。

从此以后，我的所有网络社交平台都成了重点监控对象。微博、微信、QQ空间、简书、美篇等账号频繁被封，发表的内容转瞬即逝。我的行踪也被严密监视，每到一个地方落脚，当地维稳人员都会打来电话“关照”。每逢特殊日期——如两会、“六四”、七一、十一——他们要么电话骚扰，要么请我去“喝茶”，无一例外。

尽管如此，我从未想过放弃自己的理想。我一如既往地为良心犯捐款，一有时间就赶往庭审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我围观过“郑州十君子案”“湖南赵枫生案”“赤壁四君子案”“广州张五毛案”等多次庭审，还多次奔赴不同监狱为良心犯存钱，用行动表达支持。

正因我的不妥协，他们将我视为“不可挽救”的对象。在多次“喝茶”和电话威胁中，他们警告要对我“上手段”。他们告诉我，内部有一套评分系统，我的言行都会被记录并计分，一旦积分达到某个数值，就会对我采取“断然措施”。

为了压缩我的生存空间，他们开始频繁干扰我的工作。每当我找到一份新工作，他们便会找雇主谈话，以消防、卫生不达标等借口施压，迫使雇主辞退我。如此反复，我的经济来源被极限挤压，生活陷入困境。

2015年，我侄子被重庆一所大学录取，哥嫂让我陪同送他入学。我也想借此机会探访重庆的公民朋友。然而，刚在网上订好火车票，公安局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警告我不要去重庆。他们甚至特意安排堂哥田发辉（与警察是战友）和堂兄田发玖（颇有威望的社会人士）寸步不离地陪我“游山玩水”两天。

随后，他们找我哥嫂谈话，声称我的“政治立场”会影响侄子侄女的上学、当兵、考公和就业前景；还威胁父亲，说因为我，他们可能会取消他那点微薄的养老金。不管这些威胁是否属实，这种亲情隔离的策略确实奏效了。我的亲人们开始刻意与我保持距离，甚至对我心生敌意。

更恶劣的是，他们组织人在我的亲朋好友间，以及生活和工作的范围内散布谣言，称我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受“境外敌对势力指使”，是“数典忘祖的国家敌人”“民族败类”。这些污名化言论试图让我在社会层面彻底“死亡”。

2015年11月25日，我突然接到老父亲的电话。他声音颤抖地问我：“你在外面又做了什么事？”他说警察和村支书找到他，声称我在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把他吓得心脏病差点发作。父亲七十多岁，一生老实本分，这种无端骚扰和恐吓让他惊恐不安。我挂断电话后，怒火中烧。警方明明知道我的联系方式，却故意骚扰我的家人，其目的显然是想通过心理压力迫使我屈服。这种卑鄙手段让我忍无可忍。

我主动拨通辖区派出所的电话，开门见山地问：“你们去我家找我什么事？”接电话的人问了我的名字后，竟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我稍等。不一会儿，电话换了另一个人接听，他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为“赤壁四君子案”捐款的事。我反问：“我的钱捐给谁也犯法吗？”对方语气缓和地说：“这是为你好。”我毫不客气地回道：“谢谢你的‘好意’。”随即质问：“你们明明有我的电话，为什么要去骚扰我老父亲？他什么都不懂，吓出个好歹谁负责？”

对方依然重复那句“为你好”。我正色警告：“如果我违法犯罪，自有国法处置。不要再去骚扰我的家人！去我家的警察是谁？我要知道名字，我保留行使自卫的权力。如果大家都无视法律，威胁骚扰家人，根据对等原则，我也会针对他们的家人采取同样行动。”电话那头明显一愣，急忙说：“你别乱来。”随后保证，他所在的单位以后不会再有这类行为。

2016年5月2日，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宋泽（目前仍在狱中）与李翘楚（后来被监视居住五个月）在湖北枣阳家中举行婚礼。然而，这本该是喜庆的日子却被当地警方变成了“战场”。警方如临大敌，在婚礼现场周边部署了大量警力，通往宋泽家的乡间公路被设置了层层障碍，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多名从外地赶来参加婚礼的公民朋友被扣押在派出所。

我受邀参加婚礼，却在距离宋泽家仅十几米的地方被拦截，随后被带到枣阳市城北派出所关押。直到第二天婚礼结束，我才被释放。在派出所期间，我经历了搜身和笔录程序。警察告诉我，城南派出所已经“人满为患”，关押的全是从各地赶来参加婚礼的公民朋友。

2016年，中国儿童疫苗造假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时任总理李克强放话“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句话被腾讯新闻推送到微信上。

在所有中共制造的罪恶中，最让我痛心疾首的就是对儿童的戕害。从计划生育下的新生儿被扼杀，到克拉玛依大火中喊着“让领导先走”的孩子们；从汶川地震中“豆腐渣”校舍的惨剧，到毒奶粉、假疫苗的层出不穷；从无数失踪儿童的阴影，到所谓“嫖宿幼女”的罪恶开脱——一桩桩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罪行，在中国社会的麻木中竟逐渐变成了习以为常。对成年人迫害，是现实的压制，而对儿童的戕害，则是在摧毁整个民族的未来。

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忍不住在朋友圈爆了粗口。我知道李克强那副“强硬”表态不过是一场政治作秀，因为儿童疫苗的问题并非今日才有。早在多年前，就有疫苗导致儿童脑瘫等事件发生，受害家长们曾委托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发起人唐荆陵律师代理索赔，结果毫无作用，唐律师反倒因此被构陷入狱。当时，他曾写信给国务院，而当时的总理正是李克强。他可能不知道这些事吗？如今才装模作样地“勃然大怒”，未免太过虚伪恶心。

刚好那一段时间我在老家，朋友圈的帖子刚发出去不久，辖区派出所的电话就打来了。

“你在网上说的那些话，你自己心里清楚吧？”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善。“我在网上说过很多话，你是指哪一句？”我反问。“你不用管，来了就知道了。”我回答说：“我要挣钱，要养老人。没有时间”。对方的语气带着威胁意味，“难道非要我们上门找你，把事情弄大，搞得人尽皆知？”“那不正是你们的工作吗？”我淡淡地回了一句，随即挂断电话。

天刚黑，我正在朋友家聊天，警察直接找上门来。

三个人，为首的是所长田逢强，开门见山地问：“你在朋友圈评价李克强的那个帖子，是什么意思？”“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我回答。

他们随即说我涉嫌“诽谤侮辱国家领导人”。“有这条法律吗？”我反问。“对个人无端语言攻击，可能构成诽谤罪。”“那如果我针对的不是李克强，而是一个普通公民呢？”“只要当事人报案，我们就会调查。”“所以，李克强去你们派出所报案了吗？”我冷笑。田所长脸色一沉，改口道：“是上面安排我们来了解情况。”

于是，我给他们“普法”了一番——“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必须由当事人本人去法院起诉。李克强如果认为我对他构成了诽谤，应该由他本人去法院，而不是你们这些公安人员介入。你们是国家警察，衣食俸禄全由全体纳税人埋单，不是李克强个人发你们工资的。你们的服务对象是全体中国公民，而不是某个权力人物。你们头顶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穿的制服上写的是‘人民警察’，而不是‘李府家丁’。你们利用国家公器为个人服务，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税金，严重来说，还是渎职，是在给国家抹黑。”

田逢强见状，立刻换了一种方式，故作亲切地说：“按私人来讲，我们本是同家，按辈分，我还该叫你一声——”“不必。”我直接打断，“其实就我个人而言，不想和你们有任何交集。”

空气顿时变得尴尬。田所长沉默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其实你什么都清楚，你也不害怕？”

我淡然一笑：“你们的存在，不是应该让守法公民感到安全，而不是恐惧吗？”

2017年，我创建了一个微信群，名为《农村的问题与出路》。群员主要是本县各乡镇的农民，以及几位知名法律人士，目的是帮助农民学习法律知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为遭受权力迫害的个人和群体提供一些指导。

不久，群里的颜莉（我的外甥女）被警方抓走，以“攻击国家制度”的名义被拘留。几乎同时，我接到电话，要求我作为群主回老家接受调查。我当即反驳，证明颜莉在群里从未发表过任何“攻击国家制度”的言论，并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质疑警方对颜莉的处罚违宪。随后，我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了《关于因言论而被构陷的颜莉亲友声明》，并明确拒绝了警方让我回老家接受调查的无理要求。我在电话中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有犯罪嫌疑，请开具传唤文书，直接到我工作地抓人即可。”

对方在电话里气急败坏地说：“我们怎么做不用你教！”我脾气也上来了，回怼道：“那你们给我打电话干啥？”他随即抛出一套说辞：“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正在强大，你们就是见不得中国人过得好。”我冷笑一声，反击道：“我就是中国人，过得好不好我有发言权。中国人吃不到健康食品，住的地方被你们随意强拆，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上不起学，连死了还得按时交墓地费。你们这些国家蛀虫，自称‘人民公仆’，从生到死都有保障，哪有‘仆人’骑在‘主人’头上作威作福的道理？”

他立刻辩解：“你们也可以通过努力达到我今天的位置啊！”我听完觉得可笑，毫不留情地回道：“呸！你以为你的位置让我羡慕崇拜吗？你们不过是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到了比你们权力稍大一点的人面前，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点头哈腰连条狗都不如！”对方勃然大怒，威胁道：“你以后别回来，落在我手里弄死你！”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死亡威胁。

后来，颜莉获释后告诉我，田逢强曾让她带话给我：“别太嚣张，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我手里。”

2019年底，“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当时，我的工作地点就在汉口火车站附近，距离发现病毒的华南海鲜市场仅咫尺之遥。我在网上看到武汉当局对李文亮等“吹哨人”训诫的消息，官方发言人信誓旦旦地宣称“疫情可防可控，病毒不会人传人”。然而，不久后我在其他网络平台上看到，新加坡和日本各发现一例感染者，两人的共同交汇点正是武汉。我敏锐地意识到，这绝非普通病毒，情况远比官方承认的严重。于是，我立刻离开武汉。第三天，武汉宣布封城，随后全国进入封锁状态。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一场不惜一切代价的抗疫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这场运动的代价却是全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民生毫无保障，有人被活活饿死在封锁中，大量病人因无法就医而延误致死，贵州转运大巴翻车酿成惨剧，乌鲁木齐大火中居民无处逃生……民生凋敝，乱象丛生。

2020年，“建三江事件”中被打坏的牙齿彻底脱落，期间我的视网膜也发生脱落，视力一落千丈，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2022年11月27日，全国范围内反抗封锁的“白纸运动”终于爆发。当晚，我身处武汉的江汉路和汉正街，亲手参与了拆除封锁铁皮的行动，并通过网络大量转发各地抗争现场的实况。几天后，政府迫于压力宣布解除封锁状态。

2023年4月10日，新公民运动的灵魂人物许志永被再次判刑14年。同日，丁家喜也被重判12年。我曾在上海与丁家喜有过接触，交换过关于新公民运动的看法与愿景。得知他们的遭遇，我既愤怒又悲痛。

2023年4月22日，我接到老家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我们村长在与人聊天时无意透露，当地派出所计划以“解决我宅基地问题”为借口，诱骗我回老家，对我下手，理由是我“参与策划并传播白纸运动”。这位村长是我的发小，当年未做村长前，我们关系密切，他也曾满怀正义。后来他当了村长，接触渐少。我明白，他碍于身份，特意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泄露消息，给我示警。

果然，当天我就接到村里文书的电话，以“解决宅基地问题”为由催我回去。为了稳住他们，我假意答应，称处理好手头工作后过几天回去。然而，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警方设下的圈套。毛善春，我的朋友，情同兄弟，曾与我一同参与多起公民运动，就在2023年底被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以类似借口诓回老家，随后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四年，如今仍在狱中服刑。

接下来的几天，我抓紧准备逃亡。我生在这片土地，无法选择，但若死在这里，将是我的耻辱。我通过手机App预约了银行外币，第二天兑换了一千美元，随后开始订机票。为避开大城市出关时可能面临的严密监控，我精心规划了路线。2023年4月24日，我乘飞机从武汉飞往乌鲁木齐；次日，又转乘火车抵达伊宁；26日清晨，我从伊宁租车赶往霍尔果斯口岸。一路马不停蹄，争分夺秒，终于逃离了中共控制的祖国，抵达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抵达阿拉木图后，我才发现自己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茫然无措。当时一心只想着逃离，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我要去哪里？下一步该怎么办？环顾四周，满目陌生，仿佛天地间只剩我一人。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我遇到了两个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小伙子。他们会说汉语，也懂哈萨克语，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换了一些当地货币坚戈，并找到了一处落脚之地。出了国境，没有防火墙的束缚，上外网变得轻而易举。我在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遭遇，有网友向我推荐了一位“八九”后流亡哈萨克斯坦的前新华社驻新疆记者X先生。联系上后，我才得知他在阿拉木图经营一家民宿。不久，他赶到我的住处，将我接到他的民宿暂住。

在民宿的这段时间，我第一次听说了“走线”。我立刻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发现这条逃亡路线攻略详尽，早已成为一条成熟的路径。于是，我下定决心沿着这条路投奔美利坚。在阿拉木图滞留三天后，我乘飞机经土耳其首都转至哥伦比亚首都，最终抵达厄瓜多尔基多，正式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走线”大军。

此后，我一路北上，经历了四十多天的艰难跋涉。途经加勒比海时心惊胆战，翻越“人类禁区”巴拿马雨林时步步惊魂，跨过被称为“死亡禁区”的达连隘口时命悬一线。一路上，我穿越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遭遇了沿途国家黑警的敲诈、帮派的勒索、移民局的围追堵截，甚至被关进移民监狱。视力几近全盲的我，几乎是个残障人士，却奇迹般地毫发无伤地通过了死亡禁区——几乎所有人都免不了受伤，而我却安然无恙，这简直是上帝的神迹。不仅如此，凭借身高臂长的优势，我还帮助了许多同行的流亡者，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妇女和儿童，搀扶他们趟过湍急的河流，翻越拦路的参天巨木。

2023年6月4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终于踏入美国土地。在边境移民管理所停留不到二十四小时后，我被允许进入美国。从凤凰城乘飞机，于6月5日抵达洛杉矶，开始了我的流亡生涯。

回顾我四十余年的生命历程，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蜕变为满腔仇恨的“脑残”愤青；从触摸真相的觉醒者，成长为不甘奴役的抗争者；从试图改变国家的行动者，最终被迫逃离故土，成为一名流亡者。我感慨于中国执政党的邪恶，也痛心于中国人的愚昧，更深深体会到，在一个非正常的社会里做一个正常人是多么不易与无奈。然而，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我深爱着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和人民，正因这份热爱，我才会对糟蹋国家、奴役同胞的共产流氓集团不屈不挠，不计个人得失、不畏生死地抗争。

虽然如今流亡他乡，我仍想向大陆同胞发出呼吁：我，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看到我们的同胞之间——那些拥有权势与财富者与无权无势者——势同水火，彼此对立。我受良心驱使，深感不能再保持卑微的沉默，愿将心声献于同胞面前。

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仍是中国政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环。国家的前途与人民的幸福依旧与这个组织紧密相连。她曾数十年来以人民自由与福利的受托人自居，这一职责至今未成过去。然而，人民才是自由与幸福的最高仲裁者。曾经托付的权利，亦可由人民收回。追求自由与幸福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天性，若有阻碍，人民有权冲破藩篱，实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自由。

我们的祖先曾用鲜血将毛泽东及其同志送上权力巅峰。他们在战火中、在万里征程中、在人间炼狱中、在饥饿中战斗而死；我们的父辈用青春与汗水维护了他们的继任者之权，他们在百废待兴的家园、在开垦的荒地、在冰冷的油井、在荒凉的戈壁、在险峻的丛山中辛勤劳作。然而，他们的牺牲与付出，不是为了在丰收的稻田旁喊着“支援第三世界”的口号被饿死；不是为了因一句真话或坚守信念而被摧毁肉体与尊严；不是为了在和平的街头被自己的子弟用机枪与坦克屠戮；不是为了让母亲因无钱探望为国捐躯的儿子而蒙羞；不是为了让姐妹与儿女在纸醉金迷的场合强颜欢笑；不是为了在自己的国家里如暂住客般苟且；不是为了让儿子在永不停歇的生产线上为糊口工资劳累致死；不是为了让孩子在被强拆的家园与校园外徘徊；不是为了在上访路上被权势者如猎物般追捕；不是为了让保一家生计的小摊被以国家之名砸烂；不是为了让栖身的小窝在强拆的推土机前化为尘土。

曾经有人承诺，勾画出共产主义的美丽蓝图；曾经有人承诺，四个现代化的近期愿景；曾经有人承诺，打破历史周期律，永保自由与共和的政制。可如今，这些承诺何在？

这世界，既是天堂又是地狱。权势与财富者穷奢极欲，仿佛身处天堂，却在对手设下的陷阱与良知拷问前可曾安寝？赤贫与无望者深陷水深火热，如同地狱，他们在没有明天、没有希望、没有爱的深渊中挣扎，随时可能坠入真正的地狱。

我的拥有权势与财富的同胞们，中国不仅是你们的“乐园”——若你们将上帝赐予、人民赋予的权势与财富视为享乐的私有资本——她也是我们无权无势者的家园。如同一家两兄弟，贫富虽异，但我们的祖先埋葬在这片土地，我们的子孙仍在这片共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那些受托参与中共决策的同胞，你们既是长者，又肩负政治重任。我向你们呼吁：请担起历史此刻赋予的使命，以真诚、勇气与远见，忆起手中权力之源，回归以人民幸福与自由为决策核心，而非在眼前的权势与财富前苟且。若你们自觉无法为国家和人民的幸福与自由发声、提议、论争、表决，我建议你们辞去那锦上添花却无所作为的席位，以与苦难同胞分担苦痛，作为一个小小的尝试。

他们傲慢地指着数百万军队说：“那是我们的依靠。”但我知道，他们首先是我们亿万农民、市民、工人的子弟，其次才是军队一员。他们同样拥有人民的一切感受。历史反复证明，强力若无公义，终将自噬。

我的无权无势的同胞们，我向你们呼吁：一切不公、枷锁与压迫不会永恒。它或被仁爱与和平的真理战胜，或被鲜血冲毁。自尊、自由与幸福，皆掌握在你们手中。曾深陷迷误者，莫再沉沦；曾依赖他人者，务必自强。唯有自由的公民，方有自由的国家。权势，本由你们授予；财富，本由你们创造。曾经赋予的，你们亦可收回。任何政府，无论善恶，皆需公民的积极支持、消极合作或默默忍受方能维系。你们无需乞求任何权势与财富之人，因为权力之匙本在你们手中。

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我们需携手重建和平、自由与繁荣的家园。

如今，我虽流亡他乡，依然迷茫。或许穷尽一生之力，也无法改变什么。但我至少做了一世明白人，不似大多数中国人浑浑噩噩度过一生。这便是我赋予自己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希望人类的文明之光，能够早日照亮那片古老而多难的土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