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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昆明后，妈妈带我和小弟弟回到离开了两年半的普定老家三合院里。大哥、二哥和大弟弟住在以前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住的屋子里，妈妈在普定时用的雕花柜子、椅子和大床依旧在原来的位置上。
妈妈在普定有很多老同事老朋友，我们在普定住了两个晚上，妈妈每天都会去见她离别了两年半的老朋友同事，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自己的儿子们不能升学不是成绩问题而是他们的父亲是右派，妈妈痛苦地知道她的老朋友老同事们是不可能帮助她的。
1966年7月大哥初中毕业，因为父亲是右派，尽管大哥的成绩是学校前两名也不能升高中。初中毕业后，大哥就被光荣地送去普定县附近的生产队当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大哥插队时还没满17岁，因为年纪太小，生产队长照顾他，没让他跟着农民每天下地干活，而是让他做放牛娃……
1965年初妈妈被调到普安工作离开普定后，7月，二哥小学毕业了。因为父亲是右派，二哥没能上初中。可二哥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问题自己不能上初中，十二岁的二哥以为是自己成绩没考好，与同样没被录取的同班同学王玉祥（小名“安安”）一起在家自学了一年，1966年他们俩又参加了普定中学的入学考试，尽管他们俩成绩都在前几名，还是没被录取。安安的妈妈很勇敢，她亲自到普定县教育局去质问为什么不录取自己的儿子，教育局领导告诉她，中学不能录取“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她家情况与我们有相同之处，都是右派家庭；不同在于：我父亲被抓捕劳教了，他父亲是普定县医院的医生，没被抓捕劳教，只被取消了医生资格，成了闲散人员......
就这样二哥和安安上中学的梦碎了。安安的妈妈在普定县缝纫社工作，她很可怜身边没有父母与她自己的儿子安安同龄同班的我的二哥，为此二哥常常整天在她家跟安安呆在一起，不能继续上学的他们与几位年龄相差不大的老街坊老同学常常在一起谈天说地、习琴吟唱，学习装收音机等，自得其乐地混着……
1967年二哥小学毕业，大弟弟上学再没有了伴。大哥常住在插队的生产队知青房里，二哥常常会去安安家。我们到普定老家的那天上午，家里只有大弟弟一个人。妈妈问大弟弟哥哥们在哪儿时大弟弟流着泪告诉妈妈：
“哥哥们常常不在家，我们在二叔家吃饭，天天都吃不饱，我想跟你去普安。”
妈妈搂着大弟弟哭了，次日我跟着妈妈到二叔家，妈妈要二叔把大弟弟的户口簿给她，二叔表示需要他的大哥（我的父亲）同意，妈妈大声对二叔说：
“听你大哥的那才害死人了！你大哥叫光强到普安接小平到普定，你认为他能照顾好小平吗？！眯豆（大弟弟的小名）选择跟我去普安，没有人能阻止他！”
二叔没再说什么，把户口簿给了妈妈。当天妈妈就办理好了大弟弟的户籍转移证明。第三天，妈妈带着我们兄妹五人到了安顺实验小学的姨母家……
到安顺的第二天，妈妈带着自己的五个孩子逛商店，买东西，到相馆合影…… 
这张照片上的我在生妈妈的气，因为我看见木楼里曾老师的二女儿（我们叫她“小妹姐”）有一个琴琴，一直暗暗想学弹琴琴。妈妈从监狱回家后，听到小妹姐弹过，我告诉妈妈我也很想学弹琴琴，还特别要妈妈到小妹姐房间看过她的琴琴，妈妈表示以后有机会就给我买一个。
妈妈带我和小弟弟到昆明的途中，我一直提醒妈妈到昆明后给我买个琴琴，妈妈答应了。没想到那时昆明已开始武斗，舅舅舅妈都非常忙，我们根本没机会去逛商店。买琴琴的愿望落了空，我很失望，妈妈安慰我说我到安顺后再给我买。到安顺后妈妈带我们兄妹五人去安顺百货商店，她给兄弟们一人买了双解放碑胶鞋，让他们把自己脚上穿着的破烂不堪的胶鞋换了扔了，然后带我到卖乐器的商店。我没看到小妹姐弹的那种琴琴，看见商店墙上挂着一个圆形乐器，就缠着妈妈给买，妈妈问了售货员，得知商店没有琴琴，墙上挂着的那个不是琴琴，是月琴。无知任性的我认为反正是圆的琴，不管，就是要妈妈给买，妈妈没满足我的要求，我就一直撅着嘴表示不快。
后来妈妈把我们带到服装店，给我买了件浅灰色的毛衣让我穿上。虽然穿上了新毛衣，因为妈妈没满足我的要求，我还是一直撅着嘴……
最后妈妈带着她的五个子女一起到安顺大十字的相馆，拍下了这张合影，这是1967年我仅有的两张照片中的另一张，是那个年代留下的于我来说是很珍贵的记忆。
那时的我见到兄弟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感觉，成人后再看这张照片时我才会想：那时兄弟们在想什么？没有妈妈两年多，见到妈妈他们高兴吗？这两年多，妈妈是怎样忍受与自己年幼的孩子们分离的痛苦的啊……
我们和妈妈一起在姨母家呆了两天后，哥哥们自己回普定去了。妈妈带着我和大弟弟、小弟弟一起回到了普安的家。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妈妈那次带我和小弟弟外出，是廉价卖了不少她做姑娘时的金首饰给银行，我们才有经济能力出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