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放二十年
1958到1978年,人生黄金的二十年,您都是在北方的乡村和县城度过的。前些年在多所中学教语文。出身的关系,您不可能受到重用;然而业务超强,课讲得好,所以一直担任教研组长。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在县师范学校教书,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那时除了讲课,还经常要带学生下乡学农劳动。因为文笔好,也有好些时候被抽调到教育局给领导写材料。
教学水平高,业务出类拔萃,并没有给您带来荣誉和安稳,家庭出身和下放的标签,就像烙在身上的红字,永远无法摆脱。无论在哪,都是被打入另册的人。单位里一有什么坏事,您总是第一个被怀疑,稍有不慎,就会引祸上身。
一次学校单身宿舍失火,虽不是您的房间,可您还是被反复讯问。亏得公安局调查发现,是一个老师电熨斗忘记断电所致,您才洗脱嫌疑。
每次出现反标,您更是重点甄别对象,常常被要求写下特定的内容,以便对照笔迹。有时为了防备作假,还会把您批改的学生作文悉数拿走,以进一步跟评语的字体对比。
有一次因为备课的稿纸跟一则反标所用的稿纸相似,您竟被反复纠缠了许久,直到想出并说清了稿纸的来源。
文革中您是单位里第一个被揪出来的人,关进牛棚,不让回家。有人贴您大字报,说您看的书是《燕山夜话》,订的报是《北京晚报》,还说您偷听敌台。您跟他们据理力争:”我只是收听外台----难道所有其它国家都是敌人吗?”
您的新二八自行车,也被红卫兵没收。几个星期后还您时,全年级的红卫兵都学会了骑车。可想而知那辆车会毁坏成什么样。因为待人宽厚,对学生极好,虽然被关押批斗,但没有人借机殴打您以泄私愤,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七一年,林彪叛逃坠机。两年后事件逐步公开,单位开会传达中央有关文件,您是仅有的不许参加的几个人之一。
在师范学校时,有一次猪圈的围墙倒了,书记就叫男老师们去砌。您只如实说了句“没干过,不太会”,书记便上纲上线地对说道:“有的老师说不会砌,那咱们先坐下来,学学毛主席的《实践论》”。
您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插队下放一年春,领导关怀倍觉亲。时将材料册册发,为使思想日日新。”透过诗行,我能深切地感受到您那些年的谦恭,谨慎,隐忍和不易。
终于时间来到1976年9月。一天,听说下午有重要新闻,打开收音机,播音员夏青语气沉痛地宣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毛主席逝世了。听完广播,您去商店买了五号电池,晚上短波外台的新闻证实了这一点。
十月江青垮台。随后邓小平复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您在没有任何关系熟人的情况下,只是给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写了封信,如实反应了自己的遭遇,很快便收到了秘书的回复,落实政策,调回省城。当时有两个接收单位,一是到教委当干部;另一个是回原单位作教员。您喜欢做学问,不热衷仕途。就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您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省城大学校园,重返讲台。
诗人流沙河在《故园别》中所写的:“这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我偶然地交上好运。像我这样提着一口破箱回城去的,在中国至少有五十万人。”----也是您的写照。
被下放时,您还是个二十二岁的毛头小伙;此时却已是42岁拖家带口的中年人了。虽然坚定的信念,豁达的心胸,使您能在种种逆境险情中自我激励和开解,以至于岁月并没有在您脸上刻上几多沧桑。重返校园那日,在名人题字的校牌前所拍的照片上,您依然温文尔雅,玉树临风。
然而,您最美好的年华,就那样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贫困的生活磨难中,无奈蹉跎,一去不返了。“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