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长大后,母亲对儿子的事最关心,父亲则对女儿的事最关心
女儿出嫁之际重挂六年前旧作:《女儿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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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少堂散文:女儿飞了
公元两千零九年二月一十三日晚上八点二十分,我的女儿瑶瑶,飞了。
飞到澳洲悉尼大学念“城市规划与设计”硕士学位去了。
其实早盼着这一天,但是盼望的过程却是一个既幸福又痛苦的过程。
小时候常听老人说,人啊,前半辈子睡不醒,后半辈子睡不着。想来,我也算活了大半辈子了吧,悲观地说是到了“后半辈子”了,但我是一个虽然不太能吃,却很能睡的人。也许是用脑较多,每天总觉得睡眠不足,晚上很少有半夜醒来睡不着的时候。
可是最近常常睡不着。以前是没有过半夜醒来睡不着的现象的,现在经常发生。有时到下半夜干脆推醒一旁的妻子,说:“已经四点了,我睡不着。”
我睡不着,也许是因为学语文的人想得比较多吧。
养育了二十四年的女儿,终于要飞了,做父亲的我既欣喜又忧虑。
想起快三十年前刚上大学的时候,从书上看到过一句话:孩子长大后,母亲对儿子的事最关心,父亲则对女儿的事最关心。
彼时我是不大懂这句话的。
此时当然懂了。
或者说早就懂了吧。
别看父亲平时没有母亲关心女儿,可是,一旦女儿如雏燕离巢,对那离巢的雏燕飞行轨迹最为关注的,却可能是父亲。
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心理因素,不做父亲是很难懂的——当然,做了父亲也不一定懂。
二月十三日是礼拜五,我上午去办公室处理了一些紧急公务,十一点半请假回来,一家人到益田村对面的湘鄂情吃饭。
我对女儿说,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
女儿不假思索开口就点了三个菜:椰皇雪蛤,滋补酱猪手,手抓羊排。
我们父女口味差不多,她最喜欢吃的这三个菜恰好也是我最喜欢吃的。
饯行时我又和她说起我的“三大纪律三大注意一个最高目标”。
我这个女儿,与我比较形似,具体说就是长相像我多些,神方面则与我大相径庭。她脾气比较拗,这点接我的代。我平时和她交流不多,只是在吃饭时才聊上几句。和大多数父女一样,我和女儿也有着明显的代沟,所以我们常常交流的不愉快。我总觉得她离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较远,尤其缺少吃苦精神。随着女儿出国日子的临近,一天晚餐时,我忽然没有一点铺垫地说,出国要记住我的“三大纪律三大注意一个最高目标”啊。要是平时,女儿肯定会对这种教训之词嗤之以鼻,或许扔下筷子走人也说不定,但是那天她用极少见的专注神情,一脸温情地看着我,催我往下说。今天是她出国的日子,我又将“三大纪律三大注意一个最高目标”啰嗦了一遍,她不仅没有烦,而且特别乖地说,记住了。
我说,别看我和你妈老是骂你,其实我们是以你为自豪的:你中考考到当时珠海唯一的重点高中珠海一中;转学到深圳外语学校后,依你的成绩,高中毕业前夕是可以保送到重点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金融系的,但是你不愿意学金融,所以没参加保送(结果比你成绩差的两个同学去了);高考成绩也相当不错,超过重点线分数不少,尽管最后阴差阳错,没有进心仪的第一志愿武汉大学新闻系,第一批重点也由此发生骨牌效应全落选,但是毕竟也进了深圳大学最好的系建筑系,如今又是本系同学中唯一在国内就通过雅思考试,被国际著名大学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同时录取的学生。相信你还会为我们争光。希望你出国深造达到的最高目标是:拿一个洋博士回来。
读博士还不读老了。女儿说。语气没有平时冲。
只有拿个博士,才真正是一代胜一代啊。我年轻时有读博士的梦想,但是我英语不好,现在就看你了。我说。
吃完午饭,稍事休息,三点刚过,我们就拎着几大箱行李打的直奔皇岗口岸。为了省事,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票坐上香港小巴,从深圳西部口岸,直奔香港机场。
车上,女儿很兴奋,用刚买的很漂亮的500万像素夏普手机拍照,一会儿自拍,一会儿搂着她妈妈和我合影。
车进了香港,兴奋的女儿渐渐安静下来,忽然问道:
我出国了你们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啊!
你看这孩子!我摸着她脖子上的头发,真想责备她几句,出口的却是一句:
那还用问吗?就是养一条狗养这么多年,一下子分开了也舍不得啊!
她嘿嘿一笑。
到了香港机场,先去托运行李。
行李托运完后,六点多钟,离起飞的时间还早。我们也想和女儿多呆一会儿,于是我说找个地方坐一坐。
我拉着女儿随身带的差不多10公斤重的小行李箱,一边找机场快餐店,一边玩笑说:
看见没有,我这个土硕士只有给洋硕士打工的份!
进了机场快餐店,未来的洋硕士去排队点餐,中间她妈妈跑过去跟她嘀咕了几句什么。不一会儿,女儿先给我拿来咖啡,给她妈拿来奶茶,她自己拿来一盘意大利通心粉,外形像一条一条的鱿鱼。
我尝了尝通心粉,觉得一点也不好吃。
就是不好吃!我又不饿,可是妈妈说飞机要飞九个小时,非要我吃!
女儿义愤填膺的样子。她平时说话就是这个腔调。
我看着她妈妈,说:
中午吃得饱,她不饿,干吗非逼她吃啊?再说飞机上有吃的。
怎么不饿?我就饿了!她妈妈说。
你饿了怎么不买一份吃啊!奇了怪了!我说。
还不是想节约点钱啊!她妈妈说。
天啊,我奋斗半辈子我们家现在还是饿了都没钱买吃的啊?你这人真怪!我责备道。
责备归责备,我当然是懂得做母亲的心的,她总是怕她的心肝宝贝饿着。
大约是见气氛有点不愉快了,女儿叽里咕噜的牢骚更盛,我又乘机嘱咐她几句,谁知女儿越来越烦躁,于是我训了她几句,没想到她忽然发起飚来:
得了得了!你们别烦我好不好!我才不怕出国呢!出国了一个电话也不跟你们打!
这个娇生惯养的孩子!
我狠狠瞪了她一眼。
从机场快餐店出来,七点已经过了。
女儿说去安检。
我们送她往安检处走。路上女儿照例显出一派大大咧咧的样子,回头得意地对我说:
爸爸,从今以后,别人问你女儿在哪儿,你就可以告诉他我女儿在悉尼大学念硕士!
那是那是!我说。
我这么一说,她更得意了。
等会你们不要哭啊!她又说。
别人的孩子那么蠢那么傻连大学都上不了都没哭呢,我们家女儿到世界名校念研究生这么高兴的事干吗哭啊!我说。
安检处的入口愈来愈近,女儿的表情开始有些不自然。本来我想在安检处外边和她再聊几句,谁知她忽然转过身来,笑着说:
抱抱你们,抱抱你们。
女儿笑着先和我拥抱了一下。
我看见她笑得有些僵硬。
接着她又抱了一下她妈妈。
记住三大纪律三大注意一个最高目标啊。我又说。
记住了。她答应着,从我手中接过行李箱拉杆,拉着行李向安检处走去。
安检处是封闭的,外边送行的人士看不见安检的地方,看得见的,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蜿蜒向前。
看着女儿隽秀而有点另类的背影,她牙牙学语时摇摇晃晃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对她妈妈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从现在起,我们真的老了。
注视着女儿的背影,期待着她回头和我们招招手,和她妈妈,和我。
女儿大步往前走着,竟一次头也不回。
虽然我对女儿此时此地的此举很欣慰,觉得就是这样不能太缠绵的女儿才能面对未来,但是等到确信已然看不见她那熟悉的背影,终于等不到她回头招手的时候,我还是若有所失,亦可说是大有所失,便忍不住对她妈妈说:
真是个狗娘养的!连头也不回一个!
她妈妈属狗,所以我这么骂。
盯着安检的方向呆呆地瞭望了一会儿,我对她妈妈说:
走吧,我想在香港买一个早就想买的诺基亚N96手机,权作纪念。
在机场候机楼,我给女儿打电话。
电话通了。
已经安检完了。女儿说。
我听出她声音不大正常。感觉到她在哭,便安慰道:
是不是在哭啊!别哭别哭!这么好的喜事哭什么!
但是她挂了线。
瑶瑶在哭。我对她妈妈说。
我勉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她妈妈的样子看上去也很镇静。
我们往通向香港市区的地铁机场快线走去。
进了地铁,我们找到合适的位子坐下来。
列车开始缓缓移动。
我闭上双眼,泪水,从心底,从五脏六腑,奔涌而出。
我想起了女儿的童年。
我算不上一个称职的父亲。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她妈妈付出了更多的心血,我只不过是用坚持不懈地努力,为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一点应该说是做到了——不仅做到了,也许还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期。因此,仅就这一点而言,我是聊以自慰的。我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有的奋斗,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女儿有一个比我们幸福的人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背景可以利用,只能靠一步步奋斗,念研究生是一步,到珠海是一步,到深圳又是一步,今天当然是更重要的一步。悠扬温馨的乐曲在列车车厢里回荡,让我想起二十三年前,我曾反复为女儿唱过的摇篮曲(她妈妈1980年从师范毕业做英语老师时曾兼任过几年音乐老师,我曾玩笑过她妈妈说,你这兼职音乐老师怎么从不给女儿唱摇篮曲啊?):
妹妹要过河啊,
是哪个来推我嘛——
还是我来推嘛!
瑶瑶要睡觉啊,
是哪个来摇我嘛——
还是我来摇嘛!
我不会唱湖北民歌《龙船调》,但是从电视里收音机里听得多,就根据《龙船调》的主旋律,自己瞎编词反复瞎哼。还真管用,我一边摇着摇篮,一边自编自唱,不一会儿女儿就睡着了。
这支没有一点知识含量的再简单不过的“原创”摇篮曲,我为摇篮中的女儿反复唱过无数遍。
女儿出生几个月之后,我利用了我大学是学中文的这一点知识背景,找出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最常用的100个汉字,用毛笔把它们写在用装水果的纸箱剪成的硬纸片上,然后一张一张念着纸片上的汉字,拿给摇篮中的女儿看,一天反复多次。过不多久,摇篮中不会说话的女儿,就能根据我念出的读音,指出相应的汉字。比如我左手拿着“马”字,右手拿着“牛”字,然后问摇篮中的女儿,哪个是“马”字,她就能指着“马”字;问她哪个是“牛”字,她就指着“牛”字。等到最常用的100个汉字都认会了,我就教给她最常用的200个汉字,最常用的300个汉字……。女儿开始蹒跚学步,我就把这些常用汉字卡片放在地板上铺开,我说一个字要她从地板上拣出相应的卡片。就这样,三岁之前,她就认识了几百个最常用的汉字了,比一般孩子更早进入阅读。当单位同龄的孩子还懵懂未开之时,我的女儿就开始趴在床上读童话了。女儿小时候读童话的时候很专注,很投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小年纪的女儿,竟被故事中主人公的命运感动得哭了。
女儿满六岁的前夕(1990年10月),我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作为有突出成绩的优秀在职人员破格录取为教育系研究生。国庆节后,我告别工作了7个年头的航天部066基地第一中学,重回武汉第二次上大学,瑶瑶和她妈妈到长途汽车站给我送行。到现在我的耳边还回响着不到六岁的女儿扬着小手和车上的我告别的声音——
“爸爸——我会想你的!”
……
列车到香港站了,我们该下车了。
我拿出纸巾擦干净泪水,看见前排她的妈妈也是满脸泪痕。
我又拨了一遍女儿的手机。关机了。女儿的飞机起飞了。
女儿乘坐的飞机这时该飞行在南太平洋上空。女儿定会一路平安!因为,妈妈的心是右翼,爸爸的心是左翼,一路托举着她,永远护佑着陪伴着她,高高飞翔……
买完手机,坐上最后一班火车返回深圳,已经是14日凌晨了。在火车上,我知道女儿现在在飞往悉尼的飞机上,但还是忍不住拨了几次她的电话。电话当然是关机了。到家门口了,她妈妈掏出钥匙开门。女儿的房门正对着家里的大门,平时女儿在家的时候,为了避免家人进出家门的干扰,她的房门通常都是关着的。踏进家门,客厅和其他房间的灯都关着,独独正对着家里大门的女儿的房门洞开,她书桌上的台灯和天花板上的儿童灯(当年新房装修时专门为她的房间安装的)交相辉映,正放射着我从未有见过的光华,那光华是那么明亮,又是那么温馨,像是女儿的明眸在迎着我们归来。
家里寂静异常。环视四周,一切家什物件各仍其位。但是,这个每天都走进走出的家啊,这个每个角落都无限熟悉的家啊,今天怎么让我觉得是那样陌生,那样异样呢?女儿平时在家,只是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的三分之一,她这一走,我却觉得这平时显得有些拥挤的房子忽然很空,空荡荡的。
我走进女儿的房间,扑入我眼帘的是我见过无数遍的满墙的写满英语单词的黄色贴纸,那是女儿在准备考雅思期间坚持不懈的见证,它们今天却让我感到异常触目,揪心。我的内心重重地震颤了。这满墙的小纸片亦让我自省。女儿还是有一些吃苦精神的。有风从窗口吹进来,那满墙只贴着纸头的一张张小小的黄纸片,在风中发出轻微的沙沙声,那响声,让我迷醉,让我欣慰,又让我伤感。我坐在女儿的床头,看着这些小小的黄纸片发呆,它们在我眼中幻化为晴空中飘扬的幸福的黄手绢,在期待着女儿学成归来……
我走进自己的书房,从书架上拿出一个档案袋,翻看着里面的珍藏。我只是这个档案袋的收藏者,女儿则是这个档案袋的真正主人。但是这位主人并不知道我收藏有这样一个档案袋子,她只知道我替她收藏着她的《大学毕业证书》和《建筑学学士学位证书》。她更不知道这个档案袋里还收藏着她早就忘了甚至她根本不会相信还存在的一些东西,如她的《高考准考证》《高考成绩证书》《大学录取通知书》《高考志愿表》,甚至连供学校电脑输入用的《高考志愿卡》和《考生档案袋》我也珍藏着,里面还有一份林徽因梁思成的资料。摩挲着这些珍藏,就像摩挲着女儿的童年和少年,摩挲着我飞翔的希望和梦想……
晚上我和她妈妈都是半睡半醒。
不知到了几点,我迷迷糊糊的对她妈妈说,瑶瑶到了……
你怎么知道她到了?妻子迷迷糊糊地嘀咕了一句。
我梦中拨过她的手机,手机是通的。我说。
瑶瑶是13日晚上八点二十分的飞机,香港到悉尼的航程约需九个小时,应该在北京时间14日早上五点多到达悉尼(悉尼时间是早上八点多)。14日早上五点多,我在迷迷糊糊中拨了一下瑶瑶的手机,手机有回铃声。我放心了,知道女儿要取行李,没有和她通话就马上挂线了。
不知又眯了多久,我的手机来了短信,我抓起手机,兴奋喊道:瑶瑶的短信!
“到。海关排队。”
我一看时间,早上六点二十分。
早上七点多女儿又发来一个短信:满地中国人啊!
是的,澳洲满地都是中国人,但是其中有一些中国人是不怎么样的,曾经有一个新名词就诞生在这些人中间:“留学垃圾”。
妈妈和我希望,也坚信,我们的女儿,一定会做一个好样的中国人。
今天深圳是个好天气。
悉尼也是。
我该好好睡一觉了。
2009 年2月13日送女儿赴香港机场途中构思;
2009年2月21日晚19:00——22日凌晨5:30通宵写作完稿;
22日略作文字润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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