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心博客
许多人或事，大概是不能按照斗争哲学那样用“两个凡是”来分类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一对死敌都爱吃同一种佳肴、都爱娶同一类美女了。
我的英汉翻译经历
田 心
有段时间别人喊我翻译，其实我不是翻译科班出身，也没有多长的以翻译为生的日子。我从上初中到大学毕业，外语课都是学俄语，学了不用，早就忘了，英语是三十多岁之后业余学的。我上大学本科时的专业是经济，没有学好。留学英国的专业是法律，也没有学好。不务正业的人往往易于涉足各类边缘学科，通而不精，这正是我一生的毛病，也是我有英汉翻译经历的原因。
我现在还保存有的最早书面翻译手稿是《学译集（4）- 中间人》，翻译的是英国作家L·P·Hartley的小说《中间人》。那是我1982年8月进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强化进修班之前开始翻译的，完稿日期是我三十五岁生日的那天–1982年9月20日，于上海。我在译稿的“题记”页写的是：谨以此拙译献给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我的妻子。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强化了半年之后，我就回到当时的工作单位广东湛江南海西部石油公司，过春节及参加即将举行的牛津考试。单位见我刚刚强化英语归来，马上抓我个公差，给一个中标的中国人工地震公司与招标人英国石油公司之间谈判资料解释合同当口译。我妻子曾经当过这个专业的口译，她就在头一天给我写了十个陌生的关键专业单词，叫我反复背诵，说这十个词肯定会在谈判中不断用到，她说她相信其它词汇不会难倒我。果然，那十个单词中的九个，在谈判中出现了数百次。于是,我的口译第一炮打响了。老资格的人工地震专家们夸奖我“词汇量真丰富”，其实我自己知道自己词汇量是多么贫乏。
牛津考试的头一天晚上，女儿唆使儿子骑坐楼梯扶手玩“滑梯”，那时儿子五岁多。那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夫妇在五楼家里看电视。突然一位邻居重重地砸门，大喊：“你儿子出事了！”我们夫妇连门都顾不得锁，就冲下楼去。楼下有人告诉我们，儿子玩“滑梯”栽倒了，不知伤了哪里，他姐姐带他去职工医院了。等我们赶到医院，儿子还在X光室里检查。女儿跪在急诊室里不肯起来，满脸是泪。我们的朋友何副院长比我们先赶到，对我们说了一下情况，说儿子的左臂着地，骨折三处，本院医生主张切开打不锈钢固定。何院长本人认为那种手术对孩子太痛苦，她决定立即派救护车送我们去湛江医学院附属医院。我们夫妇当然感谢她并同意她的决定，于是安慰女儿，让她自己回家睡觉，我们夫妇就坐救护车送儿子去湛江医学院，到达时已是半夜。值班的刘双益医生看了儿子的左臂，决定打全麻后做摸捏对接，然后打石膏固定。手术结束时已经快天亮了，但儿子在麻醉中还没有醒过来。
我们夫妇坐在病房外的走廊上，毫无睡意。我与妻子商量，我还参加不参加牛津考试呢？妻子鼓励我说：“我在这里就行了，你天亮后就回去参加考试。笔试你肯定没有问题。口试时你要主动讲起你最近读过英国作家George Orwell写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本书的原著。”
结果是，我成为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里唯一一个得了口试、笔试双五级的人（五级是牛津考试的第二高等级，相当于托夫六百五十分）。中国考生得笔试五级的有几个，但得口试五级的只有我一人。我的口语并不很流利，但是因为我主动提起了主考官本人也刚刚读过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本书，令他大吃一惊。就凭这一点，他给了我五级。
两年后从英国回来，我参加了国家组织的“《美国联邦法典》翻译工程”，担任了大约十万汉字的初稿。口译方面，我担任过两次南海西部培训中心的经济合同课程翻译。沾英语好的光，我是南海西部石油公司获得高级技术职称的人里最年轻的，获得时四十三岁（当时公开的政策是先照顾年近六十、即将退休的工程技术人员获得高级职称）。不久，我就离开了那个单位，调到了深圳机场公司。
到深圳机场后，我当了一段时间的总经理助理，经办了爱尔兰航空公司赠送铜雕像一事。雕像安装之后，赠送方的公司总裁带了三十多人到深圳，要在雕像安装场地举行一个揭幕仪式。深圳市方面有五百多人参加揭幕仪式，主要是机场工作人员。深圳市政府也有三十多人参加，由市长郑良玉带队到机场。郑市长和爱尔兰总裁要讲话。可是那时候市区通机场的公路经常出问题，市外事办派给郑市长的翻译，坐在不能及时赶到的一辆车里。郑市长叫机场孔总找个人给他当翻译，孔总就叫我上。那天我妻子也在会众里，她看到我跟郑市长一起出台，吓得心砰砰直跳。可是我泰然自若，声如洪钟，抑扬顿挫，不快不慢，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郑市长讲话之后是个文娱节目，然后是爱尔兰总裁讲话。那位总裁专门从英国请了个华侨来给他当翻译，那华侨赶紧找我商量，示意要出三百英镑，问我能不能顶替此事。当时的外事纪律不容我接受那华侨的请求，我婉言拒绝了。那华侨只好上台，结结巴巴，满头大汗，勉强给爱尔兰总裁当了翻译。总裁气得不让华侨与他同车进城，却把我拉进市外事办派给他的车里坐。那天双方共有一百多人去当时深圳最高档的晶都酒店潮江春吃午饭。午饭过后，孔总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我是不是想要离开机场。我问这是从何说起？他说我风头出大了，郑市长想调我去市政府。我说我坚决不去。孔总说，那就好，他已经对郑市长说了：此人英语虽然好，但不会讲普通话，若是他普通话也能讲得像英语那么好，机场一定把他献给市政府。孔总嘱咐我，最近若是郑市长找我，我一定要装作讲不好普通话。果然不出孔总所料，几天后郑市长到机场检查工作，回城时叫我坐他的车。在车上，我尽量不说话。他问我一句，我就用老家话结结巴巴地回答一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而说我英语比汉语好的流言却传开了。
深圳机场通航初期，曾出过一种中、英文对照的杂志，每月一期。杂志社社长张延山请我做英文翻译。那种杂志主要是图片，每期文字大约只有一万汉字。张延山给我每期翻译费三千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报酬了。我做完第六期就调到珠海机场去了，之后再也没有介入过那事。没想到九年后我开翻译公司时，这件事却给我带来了几单生意。原来张延山很有心计，他把我翻译的第一期杂志送给时任深圳市翻译学会主席、深圳大学外语系主任张信威教授看了，想让张教授评价一下杂志上英文的水平。张教授看后说，你们真舍得花钱，还请外国人做这事啊。张延山说，不是外国人，做这个英文的人就是我们机场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张教授于是记下了我的名字。他退休后经常做一些政府的翻译单，其中不少是翻译市领导的讲话或文章。到我开翻译公司时，张教授转过三次政府翻译单给我做，三单都是市领导参加国际会议的讲话稿。他给我每千字一百元翻译费，这虽然大大低于张延山给我的标准，但我认为钱多少不重要，我真心感谢张教授给了我操练另一类文稿翻译的机会。他后来告诉我，我翻译的三篇稿子（共四万来汉字），他一共只改了表达两个汉字的一个英文单词。
一个历史的误会（包括说我英语多么好的误传），使我当了三年珠海机场领导。1997年春天，是我三年珠海聘期即将届满的时候。那时，我去香港新机场工作的美梦，因为香港民航局乐局长的退休而成泡影。求职国泰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的事本来有戏，但面试时被我自己骄傲的一闪念拒绝了。接着，上海浦东机场、广州新白云机场、三亚凤凰机场等，陆续来人来电，问我是否有意去那里工作。我竟然硬起心来，统统回绝了。六月，我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这时，一位美国基督徒领着一位加拿大基督徒托尼弟兄来到我家里，问我是否愿意给他们翻译伯南汉信息。
那时我大学毕业二十八年，虽然换过几个工作单位，但总的来说，都在石油和民航两类国有企业工作。改革开放以后，我接触的外国人不少，但也都是与这两类企业有关的人。若说宗教领域的翻译，我还从未涉足过。我妻子八十年代后期接受了一位英国石油工程师传教，在湛江受洗归主。搬家到深圳后她送过圣经给我，尤其是从1996年年初开始，她经常对我提起美国牧师威廉·伯南汉的事，也带我去参加过几次他们的聚会。她给我伯南汉牧师的两本书 - 《七印的启示》和《七个教会时代的诠释》，石晓鹰译，我也带到珠海的办公室去读过。所以，我对“伯南汉信息”并不陌生。但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托尼弟兄，他问起这个问题时，我只反问了一句：“石晓鹰翻译得那么好，我能行吗？”托尼弟兄说：“我们与石晓鹰是亲密合作伙伴，天天通电子邮件，周周通电话。你若愿意翻译伯南汉信息，就很快能与石晓鹰共同工作了。”当时一定是天使掌控着我的口舌，我竟不假思索地说：“我愿意。”然后托尼弟兄说了一个翻译费标准，我立即说行。因为那时我想的是，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不要断线”。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我真是感慨神做工的奇妙：他把通向世界荣华富贵的各扇大门都对我关闭了，只留了通天国的这一扇小门对我敞开。托尼弟兄当场交给我五篇稿子，叫我立即开始翻译。又把他们加拿大教会马弟兄和澳大利亚彼得弟兄两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写给我，让我每篇稿子完成后就把电子版同时发给他们二人。我那时早已固定参加深圳李弟兄牧养的信息教会的聚会，加上我那时还不会电脑中文输入，译文都是用手写，再花钱请街上的打字小姐输电子稿，后来是李弟兄的妻子输电子稿，所以译文电子稿都是由李弟兄发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几个月后，我才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我翻译信息从1997年6月开始，一篇接着一篇，没有断过。有时外国传道人弟兄来得多，李弟兄一个人当口译忙不过来，我也服从他分配，去给外国弟兄当讲道口译。在讲道口译方面，我一直不如李弟兄译得好。但他做文字翻译时，屁股坐不住，所以他没有翻译过一篇完整的书面信息。
不久之后，澳大利亚的彼得弟兄和班尼弟兄来深圳我家，说我翻译的信息在悉尼信息教会被打印出来学习，受到了那里弟兄姐妹们的好评。托尼弟兄后来更告诉我，彼得弟兄和班尼弟兄对他说，从他们1990年授权把伯南汉信息译成中文以来，我是最好的翻译。
1999年年初，我和妻子到美国探亲。不久，托尼弟兄夫妇、马弟兄和他们那个教会的牧师，这四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福建聚会时被公安拘留，五天后被驱逐出境。他们回去以后，牧师立即制作了一盘两个半小时的录像带，标题为CHINA ARREST，发给他们本教会的会众和全世界各国的信息教会（也许是卖给 - 我不清楚，我是在他们本教会的一位会众家里观看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牧师讲到事发后的情节时，有相当长的时间他双手的姿势明显地表示是带着手铐的。牧师同时邀请我们夫妇从美国去了加拿大。牧师说，为了我们夫妇的安全，他劝我们尽量推迟回国。因为在福建被没收的三箱信息书里，大部分是我所翻译的、在深圳印刷的八个单行本。于是我和妻子连续三次申请延续居留期，在美国一直住到2000年底才回国。我在美国期间，继续按托尼弟兄发给我翻译的信息目录做翻译，他们也按原报酬标准继续付给我翻译费。那时因为没有人给我输入中文，我自己就学会了直接在电脑上打中文了，打字速度也越来越快。
2000年底回国后，我和妻子马上恢复上李弟兄所牧养的教会。我们很快发现，李弟兄虽然名义上还是牧师，但教会里出现了几个弟兄（是我们在美国期间来到这教会的），遇到任何事情，都向加拿大派来的一个人请示汇报。新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再也见不到以前石晓鹰翻译出版的那些信息书籍，取而代之的是加拿大派来的那人“翻译”的两本书（其实是他扫描石晓鹰翻译的两本同名书、然后把原来的“伯南汉”都改为“伯兰罕”），以及他把我和脱离石晓鹰翻译组而去为加拿大教会工作的一位新西兰弟兄过去所翻译的几十篇信息编成的十三册黄皮讲道集。
我从2000年12月份已经停止领取加拿大的翻译费。我想的是，为了测试我自己做信息翻译工作的动机是为了谋生还是真爱这信息。就从那时起，辞去了这工作一年半，而做回了世界上的商业翻译工作。我的测试证实了自己在停止挣信息翻译费的情况下，对这信息的热爱和在我们教会做义工的热心，都没有丝毫冷却。
做商业翻译的报酬比给加拿大做信息翻译高得多，但难以摆脱与揽单成正比的交际应酬。作为成长中的基督徒，我对这些属世诱惑的增多产生了惧怕。这种惧怕，终于又使我返回了低收入的工作，即继续给加拿大教会做翻译。据我所知，石晓鹰翻译组是从来不付翻译费的，于是他们所培养出来的翻译，一个一个地被加拿大教会继马弟兄之后负责翻译工作的那个人挖走。所以，石晓鹰决不会反过来“挖”我。而我是加拿大教会的第一个中文翻译（马弟兄虽然负责过中文翻译工作、但他本人是越南文翻译），我开始做这信息翻译时，后来至今负责中文翻译工作的那个人还没有移民去加拿大，还住在我们同一个城市，那时他是个一听到这信息就跳起来反对的人。刚移民到加拿大，他家里就暴出大丑闻。于是托尼弟兄等人乘机把他拉到了他们教会。后来这人以一笔数量惊人的十一奉献款博得了牧师的信任，成为那个教会中文信息翻译负责人和中国传教组负责人。此人的算盘真是打得好，从此他每年几趟被派到中国，在光荣的传福音大旗下和一切费用都由教会报销的制度下，做着他自己的从未停止过的国际贸易。几单生意的利润就超过令他的牧师惊呆的那笔十一奉献款了！
我重返为加拿大做信息翻译之后，一直感到很困惑。一是李弟兄突然在2002年初辞职，离开了我们教会，我被选举为牧师。但是我从一开始当牧师就感觉得到，这个教会实际上是被加拿大那个教会操控着的，这也许就是李弟兄辞职的真正原因。我们教会自己的任何事情，不出三个小时，就被几个弟兄汇报给加拿大教会了。二是信息翻译工作方面，他们与石晓鹰再也不是亲密合作伙伴，而是死对头了。虽然我个人仍然向澳大利亚彼得弟兄和班尼弟兄请教一些翻译上的问题，但受到过加拿大那个翻译负责人的警告。第三，李弟兄与四位加拿大公民在福建是同时被拘留、同时被释放的。我回国后，李弟兄告诉过我，说那次不算被捕，因为都没有戴手铐，且那五天都住在酒店里。可是加拿大教会却在国外大肆宣传说，他们的人因在中国传福音多次被捕和坐监狱。直到多年以后，加拿大那个翻译负责人还在瑞士的一个聚会上作了关于他自己在中国因传教被捕的报告，他们教会网上提前发布了关于他的英雄事迹的宣传广告，因李弟兄和我对别人说起过没戴手铐表明不算被捕，那广告中还特意说明他那次在中国是戴了手铐的。但我们深圳教会里正好有一位弟兄的哥哥当时就在他所说的被捕的那个县的邻县公安部门工作，证明他所说的被捕一事纯属编造。另外因为我从在李弟兄当牧师时就是他的助手，与国内其它信息教会交往较多。我们算过，在信息传播最兴旺的1998年时，全中国信息信徒大约有一千人。到李弟兄辞职的2002年，全中国信息信徒大约是三百人。后来由于帮加拿大教会树立“英雄”的中外少数人捣乱，例如造谣说中国政府已经把这信息定为邪教，所以至今这数量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可是加拿大教会在美国募捐的录音带里却说：中国有数百万信息信徒，需要大量资金翻译和印刷这信息。其实他们募集的捐款的大部分，是用于收买心腹（美其名曰“新妇”）的。第四，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到2005年才明白，就是他们一直在造谣攻击伯南汉牧师的家庭，把这信息和送信人分割开来。即使对信息本身，他们也竭力封锁伯南汉弟兄在世时预言警告他们后来要做那些恶事的信息，主要是搞盗版的事。直到我把约瑟·伯南汉弟兄写的《我的立场》一文翻译成中文后，中国弟兄姐妹才渐渐明白，我们前些年一直被蒙在鼓里。
2006年，我们教会里跟随加拿大的那些人离开后，我们就彻底地与加拿大教会决裂了！我也因自己为加拿大教会担任过多年盗版翻译的事，向伯南汉弟兄的家人认罪道歉。他们对我表示原谅，鼓励我帮助授权翻译人石晓鹰做译文校订工作。
这三年来，我也不再做任何商业翻译工作了。我做的全部与英语翻译有关的事，就是帮石晓鹰做无偿的校订工作。我们教会为了让这宝贵的信息书籍早日喂养各地饥渴慕义的灵，还义务承担了制版、印刷和发行工作。
年轻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人生中会有一段时间成为英语翻译。回想进入了那一段时间后，我有可能走我所敬重的翻译大师傅雷所走的路，去翻译闪烁着奇光异彩的英语文学宝库，但我没有走。我也有可能去到政界，成为像美国杜鲁门时代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沃尔特斯那样的军政翻译，但我没有去。我还有可能执迷不悟地跟随那个加拿大教会，成为信息内部尽人皆知的盗版翻译，最后陷入名利的深坑而不能自拔，但我没有那样。我却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英语译文校对员，我的工作成果只为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中国里的三百人服务。我却为此而自豪，而孜孜不倦，而乐此不疲！为什么？
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所度过的每一分钟，都不过是在应验神在创世之前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定的生命轨迹。若这信息能被中国上亿的所谓基督徒都接受，那它就毫不宝贵了，那它就违背圣经了。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一切感谢、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
（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我却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分文不取的英语译文校对员，我的工作成果只为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中国里的三百人服务。我却为此而自豪，而孜孜不倦，而乐此不疲！为什么？”
这个说法不准确。翻译的文章和作品从着手到完稿其实也是Teamwork，在整个工作环节中，能够做审校工作的人，不仅文字功底要扎实，更要有丰富的知识结构，敏锐的洞察力和宽阔的胸怀。是真正的幕后高人。
感谢您共享经历，对我不仅是教导更是一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