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心博客
许多人或事，大概是不能按照斗争哲学那样用“两个凡是”来分类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一对死敌都爱吃同一种佳肴、都爱娶同一类美女了。
盼望文学城网站担起复兴伤痕文学的重任
田 心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位华人（高行健和莫言）虽然不被列在伤痕文学作家的行列中，他们的代表作也不被列在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中；但是无需讳言，使这两位作家成熟的土壤正是伤痕文学的土壤，他们的代表作的本质属于伤痕文学。如果中国文学史可以不鹦鹉学舌的话，伤痕文学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史中最灿烂辉煌的一个篇章。
伤痕文学的诞生并不是任何上级文件所号召的，但它的被结束却缘于上级关于清污的指示。也许它永远不会出现在中国的正史中，但它永远不会在那一代人心目中磨灭。这就好像之后的六四一样，涉及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的一个全国性大事件，可以在中国正史里只字不提，但不可能在那一代人的心目中被清除。不过，后代人主要是从正史了解祖宗们所经历的事情，就好像中国大陆百分之九十九未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所了解的“中共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或一九八○年以前百分之九十九从未迈出过国门的大陆人所了解的“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方国家人民”一样，主要来自上级宣传；若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敌对意识形态成功入侵中国，那种宣传就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们今天无论怎样说唐论宋，也决不会有一个经历过唐宋的人站出来说：“不对，事实不是那样的。”今天即使有说唐论宋上的分歧，顶多只是今人对那些古人留下文字的理解分歧。试想，若伤痕文学今天在中国大陆的境况长此下去，到了经历过伤痕文学时期的一代人死光之后的百十年，谁还知道伤痕文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伤痕文学的被结束，是因它犯了“写真实”的大忌，是因它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背道而驰。但在那一代人尚未死光的今天，想消灭这一段中国文学史，也难。那一代人不仅尚未死光，且有许多已经身在写作自由的土地上。下面我转引一篇于小康的短文《身份》，她说她决不会放弃的一个身份，就是写出对那个时代的见证。
盼望文学城网站担起复兴伤痕文学的重任，无愧于“文学网站”的神圣名称。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
身 份
于小康
父亲于光远以98岁高龄安宁地去了。我从美国带着大女儿赶回北京见了爸爸最后一面。告别式上，沿墙左边摆放的是家人亲友的花圈，右边是政府最高领导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除了这个空洞的有名无实的身份，我还有研究学者、教育者的身份，还有三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只是学术工作已经放慢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所以这些身份也习而不察，就如在家穿着的旧T-衫。
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年幼时这身份使我深感耻辱;青少年叛逆时期，耻辱感被愤怒代替了，但依然绝少提起。年纪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这个身份再也不能伤害我，也就习惯性地淡忘了。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学依然不知道我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份量，反而因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沉重。这么多年来，眼看着中国社会变迁，但是我这个身份所映照的大时代大事件，好像已经被洗得了无痕迹，再也不会真相大白了。
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伤痕文学”的名著《蝴蝶》里，她是书中女主人翁海云的原型。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也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伤痕文学也看怎么写，象怨妇一样控诉吗？于光远做为一个学者在其文革回忆录里竟然没有提到前妻，只说文革中全家被扫地出门。但愿受害者能分析出不幸的社会原因，以防止悲剧重现。
其实，一点一滴的写出来，事实本身的冲击力胜过任何文笔！
历史是为了未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除非家里有高知或者高干背景，否则5060后所接触的基础教育的薄弱是很难弥补的，后来能上大学的都被整批收编，考不上的进工厂回农村，能靠写东西出头的凤毛麟角。
真正有能力写的也就是那批被体制淘汰掉的，但岁数大差不多也写不动了，而且说实话，真有能耐写出好东西的早就出成果了，用得着等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