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的婚礼
印度社会中的自由恋爱只在大都市的角落里悄悄进行。城市的模糊性掩盖了人们的家庭背景，许多来城市里淘金的青年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和背景，他们相恋后便组成小家庭。在印度社会里，这些小家庭如同苍老大树上的稀疏小巢，看上去很富有诗意，实际上支撑巢穴的枝干相当脆弱，一阵大风就有可能摧毁它们。这些通过自由恋爱而组成的家庭在印度还是极少数，整个社会都习惯于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些青年人也试图突围，无奈传统习俗具有极大的弹性和韧性，最后总能把突围者温和地包裹起来。
印度学者拉吉什曾经比较过印度社会与美国社会的差异。他认为印度社会的轴心是父子关系，美国是夫妇关系，两种不同的轴心关系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性格。一些印度青年已经在美国定居下来，拿了绿卡，甚至已经同西方女孩子同居。真到了结婚的时候，又跑回国内找父母亲商量，认为还是找一个印度姑娘稳妥。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印度人总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呢？即使他们在海外生活了好几代人也依然故我？拉吉什认为，印度人骨子里存在着种姓意识，同其它民族相比，印度人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也就不愿意与其他种族的人通婚。一位在乌干达生活的印度老人在年轻时与当地土著女子结了婚，并且有了几个孩子，但是总感到有些别扭，他把这种婚姻称为“鸡尾酒婚姻”。印度人与当地女子结婚只是一种社会性仪式，不会融为一体。这位老人终于在75岁时与一位25岁的印度女子结婚，然后带着满足离开了人间。
印度教徒的婚礼
印度人的自我封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种姓制度、对女性的歧视成了一张天然大网。印度女子遭受的苦难是从胎里就开始的，许多母亲怀孕后都到医院进行胎儿性别测定。在一个家庭里，如果第一胎是女儿，她还有活下来的希望，第二胎的机会就小了，第三胎生存的希望就十分渺茫。如果一个女子能够挣脱“层层设防”，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必定是有神灵的保佑。如果这个女子能够撕破那张种姓制度的大网，堂堂正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她必定是一个奇女子。被枪杀的印度女议员普兰·戴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普兰·戴薇出身在不可接触的贱民家庭里，其经历比《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更为苦大仇深。10岁当童养媳，11岁被人强奸，18岁那年又一次被强歼后，普兰·戴薇一气之下，杀了那些高种姓青年人。衙门没有把那些高种姓的人绳之以法，却开始捉拿她。普兰·戴薇在走投无路下逃入深山老林。她比吴琼花的运气差，找不到接纳她的党组织，只好自立山头，成了远近闻名的绿林女侠，受到了老百姓的夹道欢。这位女土匪同当地老百姓演绎了一段“鱼水情”，衙门悬赏捉拿也奈何她不得。20岁时，躲在森林里的普兰·戴薇看到各种动物皆有情爱，在森林里自由自在地生活，虽然饥一顿饱一顿，但也有家庭的温暖和夫妻的快乐。普兰·戴薇对自己萌生了怜悯之意，于是自首投诚，监狱中的11年磨难又改变了她的想法，她决心要“修理”这个社会。普兰·戴薇在31岁那年出狱，不久就加入了社会主义党，终于找到了一个党组织。
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片地，体制还是那个体制。由于广大选民的拥戴，普兰·戴薇两度当上了印度议员，堂堂正正出入印度议会大厦，同国家领导人一起讨论治国安邦计划。好景不长，2001年7月２５日，身为人民院议员、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之一的普兰·戴薇，在新德里的家门口遭遇三位身份不明的枪手袭击，4颗子弹结束了她的生命，也结束了普兰·戴薇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印度总统纳拉亚南称“她的一生是一部向压迫和剥削进行反抗和成功挑战的故事”。总理瓦杰帕伊说，“她的死使印度失去了一位穷人、被压迫者和社会公正献身者权利的代表”。印度政治家很诚实，他们敢说自己的社会里有“压迫和剥削”，敢说普兰·戴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普兰·戴薇的鲜血成了印度社会的一朵鲜花。
印度妇女处在社会的底层，但是女性又是整个社会的欣赏对象，女性和女神形象在印度艺术和宗教殿堂中站有很高的位置，供人们膜拜。这些女性的特征是丰乳、细腰、肥臀，身体扭成“三道弯”，性感妩媚，风情万种。印度教的湿婆派和性力派把男女性器官当成崇拜物，用《奥义书》里的话说：“当一个男人与心爱的妻子拥抱时，不知道哪里是里，哪里是外；那么，当他和理智的灵魂拥抱时，也不知道哪里是里，哪里是外。”一下子把性爱提高到了神的境界，活生生的女性却只能仰视自己优美、冰冷的雕塑，犹如照镜子一样，只可惜一个在镜子里，一个在镜子外。
印度不缺少女政治家，她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女同胞争取更多的权力呢？印度也不缺少法律，印度政府于1959年颁布了《特别婚姻法》和《印度教徒结婚与离婚法》，1961年颁布了《禁止嫁妆法》，印度圣雄甘地、开国元勋尼赫鲁都是大律师出身，他们在印度独立之初就开始用法律为国家“修渠建坝”，同时还在多元化、松散的政治体制中开出许多“泄洪口”，但是洪水一来，一切都淹了。连政治家和大律师们也不得不顺水行舟，由此可以看到宗教和传统习俗的巨大惯性。
一个印度教徒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位国王娶了好几个妻子，却只有一个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国王把太子看得比国家江山还重要。没想到这个孩子得了一种怪病，太医怎么也治不好。这时候有人对国王说，有一个江湖医生能够治疗疑难杂症，何不请来一试。国王只得应允。这个江湖医生来到太子床前观察一番，对国王说自己能治疗这种怪病，但是在配药时需要用一件衣衫，这件衣衫必须是从一个快乐的人身上脱下来的。国王说，那还不好办嘛，于是吩咐宰相去办。宰相派出的差人们走了一个又一个村镇，也没有找到一个快乐的人。碰到的人都在抱怨自己缺少什么。一个星期过去了，差人们都空着手回来了。眼看着太子奄奄一息了，宰相焦虑万分，不得不自己去寻找，经过一天的跋涉后，他在田野上碰到了一个可爱的孩子，这个孩子边放牛边唱歌。宰相连忙走了过去问，“小孩子，你看上去很快乐，你真的快乐吗？”“当然快乐了，”小孩子连忙回答。宰相心中大喜，赶紧把一个金币放在了小孩子的手里，“快到家里拿一件你穿过的衣服。”小孩子望着手里的金币，沉默了一会，脸上显露出了悲伤，“大人，我没有衣服穿。”看着印度人的生存现状，我体会到了这个故事的含义，也明白了印度妇女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让我体会更深的是，印度人的思维和行动是一致的，他们怎么思考，就怎样做，实在而真诚。世界上一些古老文明国度里的人则如同患了精神分裂症一样，思维和行为严重脱节，上欺祖宗，下骗百姓，这才是最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