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是我景仰的高僧。我除了研究玄奘西行求法路线外，还对玄奘法师的顶骨去向进行了考证和梳理。玄奘顶骨在南京出土后，一份留在南京，一份送北京，一份送日本。此后，南京的先后一分为四；日本的一分为三；北京的一分为四，其中两块遗失。这样共有九块顶骨存世。
玄奘顶骨如同佛舍利一样，受到了中外佛寺的虔诚供养。玄奘顶骨的发现十分偶然。1942年11月，驻守南京中华门外的日军高森隆介部队，在平整稻荷神社的地基时，发现一座废塔地宫。1943年由谷田阅次郎署名的《三藏塔遗址之发掘报告》披露，日军在塔基下深约3．5米处发现一石椁。石椁内围长七十八厘米，宽五十九厘米，深五十七厘米。里面盛有一方形石函，边长五十一厘米，高三十厘米。同时出土的还有鎏金佛像、铜香炉、烛台、玉璧、青花瓷瓶、唐代至明代的古钱币等。石函内有一铜匣，铜匣上依稀有“唐”、“三藏”、“师”字样。铜匣盛有一块头骨和一小包带土的骨灰。根据汪伪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干事顾蔗园的《奉迎玄奘法师佛骨记》记载，灵骨是耳部附近到头骨，“骨色灰褐，形态长方，约二寸宽，四寸长，边缘破碎成不等边式”。
石函上的文字是破解顶骨来历的依据。宋代天圣五年（1027）的铭文是，“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玄奘顶骨，早因黄巢发塔，今长干寺演化大师可政于长安传得，于此葬之。天圣丁卯二月五日，同缘弟子唐文遇、弟文德、文庆、弟子丁洪审、弟子刘文进、弟子张霭。”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的铭文是：“玄奘法师顶骨塔，初在天禧寺之东岗，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萨戒弟子广福……普觉迁于寺之南岗三塔之上……”出土铭文的记载，与《建康志》、《金陵府志》的记载相符。
铭文记载表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占据长安，在寻找财宝时很可能毁掉了玄奘墓塔。兴教寺僧人将玄奘顶骨送至终南山紫阁寺供养。紫阁寺是由开国元勋尉迟敬德监修。一说尉迟敬德之子宝琳曾在此出家，故紫阁寺又称宝琳寺。根据户县组织的勘查，紫阁寺遗址位于户县境内的紫阁峪深处，距离紫阁峪口约五公里，面积呈椭圆形，约六千平方米，可以看到古寺的墙基、柱基、残砖、碎瓦等建筑构件，以及青花瓷和黑瓷碎片，东侧山崖上有古代摩崖石刻十多处。[ 刘高明、孙立新 《户县紫阁峪玄奘遗骸调研纪实》，佛教研究]
北宋端拱元年（988），紫阁寺已经倒塌。金陵（南京）长干寺的可政和尚云游到紫阁寺时，自称在残塔中发现了玄奘头骨。他把玄奘顶骨包裹好，带回了金陵，供奉在长干寺东阁塔内。长干寺在六朝梁代时期称阿育王寺。宋代天禧(1017～1021)年间改称天禧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二月五日，即玄奘法师圆寂363年这一天，佛门弟子唐文遇三兄弟和张霭等四人，将玄奘顶骨迁葬于天禧寺东冈。据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的《建康志》记载：“（天禧寺）白塔在寺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玄奘大法师顶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俗呼为白塔。事具《塔记》。”元末至正年间（1341～1368）的《金陵新志》、明末万历年间的《金陵梵刹志》都有类似记载。所有记载均出自可政和尚镌刻在石函上的文字。
玄奘顶骨在南京迁葬过两次。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天禧寺僧人建造一座新塔，重新安放玄奘顶骨。明太祖洪武十九年（1386），佛门弟子黄福灯等将法师顶骨由天禧寺东冈迁至南冈，即现在的晨光机械厂所在地，建三藏塔安奉，并在塔前建三藏殿。清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义军和清朝政府军交战，三藏塔毁于战火。因三藏塔建有地宫，未殃及玄奘顶骨。 1865年，晚清洋务运动倡导者李鸿章将苏州炮局分拆，一部分迁到南京塔寺遗址上，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三藏塔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玄奘顶骨由日本军人挖掘出土后，消息不胫而走。各地寺院都提出迎请供奉。迫于社会各界压力，汪伪政府与日方商谈，最后把玄奘顶骨分为三份，一份留在南京，一份送北京，一份送给日本。1943年春天，在明故宫机场举行了玄奘顶骨迎送仪式。三千多名中日僧人和居士参加了迎送活动。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向汪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移交了玄奘顶骨和部分出土文物，包括金佛像一座，纳骨小龛和古钱玉器等。褚民谊是一个佛教徒，他把这个仪式组织得有声有色。曾经参与移交仪式的张恒先生写道，“北平伪组织王克敏专从五台山调了一位爽痴大师来南京迎骨灰。南京从宝华寺调了一位妙原和尚代表南京佛教会，另外派了一位白坚居士代表南京居民，就是缺少一位官府代表，我正好来到南京，褚民谊就临时给了我一个中将参赞武官的名义，代表政府专差专机护送玄奘佛骨去北平。”[ 张恒 《在南京发现的唐玄奘遗骨》，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飞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后，王克敏捧接玄奘骨灰盒，乘专车开到北海团城。安放妥当后，文武官员轮流参拜，工商学界休假一天，轮流参拜。
自此，玄奘顶骨被多次分割。南京的顶骨被一分为二。一份顶骨连同当年出土的石函在1944年10月10日埋入玄武湖畔九华寺七层宝塔地穴中。汪伪要员，日本、德国、意大利外交官员，印度政府代表和佛教徒数百人，举行了玄奘法师顶骨奉安典礼。九华寺由青砖砌成，所用青砖由汪伪政府官员捐助，砖上刻着施主名字。寺两侧竖有两块石碑，左碑记载玄奘取经的艰难经历，碑文由褚民谊撰写。右碑刻绘玄奘法师取经路线图。文字和石刻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损坏，残碑尚存。
另一份顶骨存于南京鸡鸣寺山下的汪伪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此份顶骨于1945年由南京佛教界迎请到毗卢寺供奉。1949年后一度保存于南京博物馆。1963年，为举行玄奘法师圆寂一千三百年纪念法会，又把顶骨奉迎至栖霞寺。“文革”开始后，南京市佛协将这份头骨送至市文管会保存。1973年，南京灵谷寺修复开放，该寺将这份头骨从文管会请回供奉。1997年，台湾佛教界在新竹创办玄奘大学。创办人了中长老向南京灵谷寺提出请求，希望能分赠一块顶骨到台湾玄奘校园供奉。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多方奔走，国务院批准，从灵谷寺分得一份，此枚舍利重2．886克，长2．8厘米，宽1．79厘米，厚1．42厘米。顶骨的迎请仪式于1998年9月25日举行，成了当年海峡两岸的一大盛事。2000年9月12日，灵谷寺又为西安大慈恩寺分出一份顶骨。此枚顶骨重7.61克、长3．96厘米、宽1．88厘米，高2．14厘米。2003年11月21日，在纪念玄奘诞辰一千四百周年的活动中，西安大慈恩寺将玄奘顶骨舍利安奉在新建成的玄奘三藏院大遍觉堂。
日本请回的那一份，最初供奉在东京的增上寺内。当时盟军飞机经常轰炸日本，东京更是遭受空袭的主要目标。1944年12月13日，全日本佛教会将玄奘顶骨移至琦玉县的慈恩院。?战争结束后，慈恩院住持大岛见道四处化缘，建起了供奉玄奘顶骨的十三重石塔。1955年，台湾中国佛教会向日本请求分出一份玄奘顶骨，同年11月下旬，日本“三藏瞻仰会”会长仓持秀峰等将玄奘顶骨护送到台湾，供奉在南投县日月潭畔的玄光寺，1965年11月玄奘寺建成后，灵骨才正式迁迎入玄奘寺。1971年，日本奈良的药师寺向慈恩院请求分一份玄奘顶骨。药师寺建于公元680年，该寺与玄奘三藏有着法缘联系。日本僧人道昭于653年随日本遣唐使来长安，受教于玄奘法师。在唐朝求学七年后回国，带走玄奘所译的部分佛经，逐渐形成了以药师寺为中心的日本法相宗。鉴于药师寺与玄奘的特殊关系，全日本佛教会同意药师寺的请求，慈恩院的顶骨舍利又分出一份，供奉于药师寺玄奘三藏院的八角堂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题写了“玄奘三藏院”匾额。在这个横匾额下有一块竖匾，上面镌刻“不东”二字。“不东”源自玄奘西行求法时立下的誓言“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日本画家平山郁夫先生为玄奘三藏院绘制题为“佛教传来之路”的大型壁画，表现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历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的玄奘顶骨分为四份。一份供奉于北海团城的观音殿内，此地在1949年后被辟为旅游景点，玄奘顶骨被转移到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供奉，不幸在“文革”中遗失。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说，他在佛学院执教时曾见过这块顶骨，头骨后面嵌有金子，估计有人垂涎那块金子而毁了顶骨。第二份供奉在天津大悲院。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向周恩来提出请求，希望将玄奘部分顶骨迎请回印度的那烂陀寺。周恩来总理表示同意。1957年1月12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那烂陀寺代表中国政府把玄奘顶骨一份、玄奘译著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以及《碛沙藏》一部赠给印度政府，尼赫鲁总理代表印度政府接受了顶骨，然后转交给那烂陀寺。中国政府还捐赠了三十万元人民币作为玄奘纪念堂的建设经费。第三份则被供奉到成都文殊院。当时在北京参与顶骨分配的白隆平居士是四川西充人。他认为玄奘法师在成都受比丘戒，并在此萌发了西天取经的想法。因这一因缘，四川有理由分得玄奘灵骨一份。第四份保存于广州六榕寺,如今下落不明。两块玄奘顶骨都遗失在中国人手里。
每一块玄奘顶骨都有曲折的经历和磨难。1949年3月，白隆平居士返回四川时，将玄奘顶骨交给成都近慈寺的能海法师，供奉于近慈寺中。解放初期，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根据张师龙的回忆[ 张师龙 《先父张秀熟与玄奘顶骨舍利的情缘》，《大慈》2007年第1期，内部资料。]，他的父亲张秀熟时任川西行署文教厅厅长，负责了玄奘顶骨的抢救工作。1951年秋，张秀熟在四川大学给毕业班作政治形势报告时，该校的蒙文通教授向他反映说，保存在近慈寺的玄奘顶骨被当地农协会没收。张秀熟立刻派文教厅办公室刘秘书前去调查。原来近慈寺有田产，方丈被划成了地主。农协会没收了近慈寺的财产，让方丈与地主们一起接受思想改造。张秀熟感到事态严重，农协会是革命斗争的产物，他们有可能把地主的家财分发给穷人。张秀熟又派了文教厅办公室的一位科长同刘秘书一起到石羊场乡的土改工作队，要求工作队去做农协会的工作。农协会领导认为这是贫雇农斗争的胜利成果，况且被没收的财物堆了十几间房子，尚未登记造册，一时找不出来。张秀熟不得不提高了交涉人员级别。他派文教厅办公室李主任直接找负责石羊场乡的华阳县土改工作团，说明了玄奘顶骨由政府保管的理由。在川西区党委的一次会议上，张秀熟找到温江专区土改工作总团的团长，严肃地要求他尽快找回玄奘顶骨，以免对国家文物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不久，这位团长打电话给张秀熟，说农协会已经把顶骨舍利交出，张秀熟派人去华阳分团团部取了回来。为了对顶骨进行确认，办公厅的李主任携带文物来到石羊场农协会，找到了被关押的方丈，方丈确认里面是玄奘顶骨，但是指出外面的珍贵包装被换成了布和棉花包裹。原来的包装分为三层，里层是金银龛盒，中间层是衬垫有锦缎和丝绵的紫檀木盒，外层是龙凤锦缎包装。在寻找原包装的去向时，遭到了农协会的推诿和拒绝。从此，精心打造的玄奘顶骨舍利外包装失落民间。张秀熟决定把顶骨舍利交给大慈寺保管。大慈寺的方丈也被划成了地主，自身难保。顶骨舍利只得存放于川西博物馆。1962年，大慈寺恢复开放，大慈寺僧众要求供奉玄奘顶骨。时任四川省副省长兼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张秀熟，立刻表示同意。玄奘顶骨从博物馆转送到了大慈寺。1965年，大慈寺改作他用，玄奘法师灵骨被迎请到了文殊院保存。“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冲进文殊院，殴打和批斗宽霖法师。宽霖法师忍受着肉体和精神摧残，坚决不离开寺院。他特意把盛放玄奘顶骨的玉匣裹在腰间，朝夕不离。1967年，成都市文化局开始负责保存玄奘顶骨。直到文殊院恢复开放后，才又供奉在文殊院。
玄奘顶骨从出土到分送，再到各大寺院争相供养，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玄奘的九块顶骨分别供奉在中国南京的灵谷寺和玄武湖畔的玄奘寺、成都文殊院、西安大慈恩寺、台湾玄奘大学和玄奘寺、日本琦玉县的慈恩院和奈良市的药师寺，以及印度的那烂陀寺。然而，多位陕西学者对玄奘顶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可政和尚自称在紫阁寺内发现的就是玄奘顶骨，但是没有相关佐证材料，也没有提及紫阁寺的塔铭。为何兴教寺僧人把玄奘顶骨安葬在紫阁寺？兴教寺与紫阁寺相距数十公里，两者之间缺少一个清晰的历史链条。尽管建寺百年后曾出现“塔无主，寺无僧”的局面，自唐文宗太和二年（828）重修塔身后，玄奘墓塔一直未遭毁坏，黄巢起义军的战火未殃及郊外的兴教寺。这意味着玄奘遗骸仍在玄奘墓塔下。旁边的窥基墓塔为唐永淳元年（682）始建，大和三年（826）重建，圆测墓塔为北宋政和五年（1115）迁葬灵骨后建造。这证明当时玄奘墓塔保存完好。陕西省社科院陈景富研究员认为，可政和尚可能将窥基的顶骨当成了玄奘顶骨。窥基是尉迟敬德的侄子，也是玄奘的得意弟子。窥基的棺椁在迁往兴教寺时，曾被开启过，或许在迁葬过程中，其族人将窥基顶骨迎请至紫阁寺供养。紫阁寺正是尉迟敬德监造的家族墓地。玄奘被尊为法相宗的始祖。窥基被尊为法相宗的宗祖。窥基曾长期居住在慈恩寺内，传播唯识论，故尊为“慈恩大师”，其顶骨被称为“慈恩顶骨”，可政和尚有可能把“慈恩顶骨”讹为“玄奘顶骨”[ 陈景富 《玄奘大师顶骨今安在》，五台山研究，2001年第2期。]。
在佛教文化中，舍利是佛教文化传承的象征。佛教思想庞杂虚幻，民众需要一个实体来寄托信仰。舍利成了最富情感的依托。玄奘去印度取经的路上，看到许多寺院都供奉着佛教圣物，如佛牙、佛顶骨、佛舍利等。这未必就是佛陀的真身舍利。许多佛牙和佛舍利都没有清晰的传承脉络，这并不影响它们在构建佛教文化方面所起到的独特作用。2006年6月，我来到兴教寺拜访了方丈释常明。方丈已经九十岁，却思维清晰，讲话声音洪亮。我就玄奘顶骨的真伪询问了释常明方丈。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而是说，“佛教讲究的是信。信则是，不信则不是。”
摘自《玄奘密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