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瑞典国家银行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将颁发给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 和詹姆斯·A·罗宾逊 (James A. Robinson)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在“不同制度下国家间繁荣差异的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他们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经济增长动因的理解，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洞见。最近研读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石: 书中将制度分为包容型和攫取型两大类，进一步细分为包容型政治制度、包容型经济制度、攫取型政治制度和攫取型经济制度。这些分类为我们理解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包容型经济制度的特点包括安全的产权保护、零壁垒的行业进入、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政府支持市场，维护合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攫取型经济制度的特点则包括不安全的产权保护、行业进入壁垒、不公平竞争、阻碍市场运行的管制，这些特点往往有利于某些内部人或是社会中某些有权势的政治群体。攫取型政治制度指的是权力集中于社会中一小部分人手里，缺乏权力的约束、监督和平衡，缺乏法治。
在全球化背景下，包容型政治制度则是“多元主义”的，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布，无论谁当权，政治权力都要受到不同集团、不同形式的约束和监督。包容型制度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而攫取型制度显然是相反的。
制度设计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塑造个体行为，引导社会走向繁荣或衰败。好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人，坏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人，这一点在历史中不断得到验证。
比如，18世纪末英国将囚犯送往澳大利亚的过程中，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了高死亡率和腐败行为。最初按照装船的人数支付费用，导致私人船主为了牟取暴利而忽视犯人的生命安全。后来，英国政府改变了支付制度，按照到达澳大利亚的犯人人数来支付费用，这一改变显著降低了死亡率，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南北韩三八线分野的两个国家，语言文化和起步都一样，最终一边黯然无光一边普遍点亮，繁荣和衰败不言自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也强调，一个包容性制度，即能够让广大公民参与经济活动并分享收益的制度，往往会推动经济长期发展。反之，掠夺性制度则倾向于集中权力和财富在少数人手中，抑制创新和经济活力，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
攫取型制度在政治上表现为少数人掌控决策权，多数人缺乏参与机会，而在经济上则以垄断、特许、市场规制等手段掠夺生产资源。相对而言，包容型制度则重视大多数人的参与，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
包容型制度通过建立健全的体制机制，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它确保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使人们敢于进行长期投资；通过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这种制度设计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让更多人能够施展才能、实现创新。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广泛的人群，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包容型制度还能够通过制衡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减少寻租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它促进了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这种制度能够适应经济发展中的新变化，具有较强的自我完善和调节能力。
攫取型制度存在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难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造成资源配置扭曲，阻碍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抑制了创新动力。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容易导致寻租行为盛行，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这种制度下，经济增长往往依赖于资源掠夺和短期利益，而非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它限制了社会整体的经济参与度，压制了市场活力，无法充分释放生产力。攫取型制度还会加剧社会矛盾，增加制度变革的成本，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制度缺乏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灵活性，难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
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是经济制度演进中的一个关键特征，它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和历史连续性。当一个经济体系形成某种制度安排后，就会产生自我强化和自我复制的倾向，使得这种制度模式不断巩固和延续。这种路径依赖性体现在多个层面：一方面，既有制度会形成各种利益群体，这些群体会积极维护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会逐渐适应并内化现有制度，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
路径依赖具有双重性质。在良性制度下，路径依赖可以强化制度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市场主体的行为预期更加稳定，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提升。但在不良制度下，路径依赖则会加剧制度缺陷，形成“制度陷阱”。既得利益者会抵制改革，使变革成本不断攀升，导致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制度变迁是突破路径依赖、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成功的制度变迁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要找准制度变革的时机。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现有制度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往往是推动变革的最佳时机。其次，要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设计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降低改革阻力。再次，制度变迁应当循序渐进，既要保持改革的决心和力度，又要避免社会震荡。
社会稳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而包容型制度可以通过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通过改革制度，可以打破旧有的路径依赖，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制度变迁往往面临重重挑战，需要政策制定者具备远见和决心。
因此，政策制定者的任务是明确而艰巨的：建立和完善包容型制度，以确保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通过精心设计的制度，才能激发个体的创造力，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样的制度环境，能够引导个体行为与社会目标和谐统一，实现自动自发的管理效果，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制度、人才、科技的关系: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制度和经济增长数据，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他们的研究表明，包容型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经济领域，制度是第一生产力。它为市场运作提供了稳定的框架，确保了公平竞争和法治，从而激励创新和提高效率。人才，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资源，因良好的制度而得到培养和有效利用，是第二生产力。科技的进步，虽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新市场至关重要，但在没有良好制度和人才支持的情况下，其影响力有限，因此是第三生产力。
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归根结底，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胡适曾指出：“一个好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人，坏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人。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制度是道德教化的基础，以制度规范互动，依道德自律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