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经获批用于临床治疗的十几款双抗中，大部分是T细胞连接器（T Cell Engager, TCE）。 作为效应细胞连接器，TCE将免疫靶点和肿瘤相关靶点进行关联，借助免疫细胞实现对表达目标靶点肿瘤细胞的杀伤。涉及到的免疫细胞包括T细胞、NK细胞和其他先天免疫细胞。
首个上市的TCE是EpCAM/CD3双抗catumaxomab，2009年在欧洲上市，后因为商业原因退市。这个产品还有其他问题，包括严重输注反应、高ADA（因Fc区为鼠源）、不依赖抗原的Fc受体激活（因保留Fc受体结合）。后续开发的下一代TCE则去掉了Fc部分，代表药物是CD19/CD3双抗blinatumomab，2014年上市，用于B-ALL的治疗。但是，完全去除Fc的代价就是半衰期太短，需要连续长时间输注。因此，主流的TCE开发又回到了IgG样结构，通过糖型或点突变降低，甚至去除Fcγ受体的结合。也有通过连接HSA延长半衰期的策略。
TCR可特异性识别MHC递呈的抗原肽，借助TCR这一特点构建TCE也是选择之一。Tebentafusp就是这么一款产品，由识别gp100多肽的TCR和CD3抗体组合而成，2022年在欧洲获批上市，用于治疗葡萄膜黑色素瘤。另外还有识别WT1、KRAS、p53的双抗产品进入临床阶段。
* 适应症为实体瘤
TCE类产品目前获批的实体瘤就是Tebentafusp治疗葡萄膜黑色素瘤和Tarlatamab治疗小细胞肺癌（SCLC），其它适应症均为血液肿瘤。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是，TCE类产品会激活T细胞，细胞因子风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TCE属于高活性产品，比较容易出现on-target-off-tumor毒性。TCE对靶点的要求非常高，要求靶点特异性在肿瘤高表达。像HER2、EGFR、TROP2、MUC1、CEACAM5等靶点在正常组织也有表达，开发TCE就会有一定挑战。还有一点，实体瘤内部的肿瘤微环境呈免疫抑制状态，TCE发挥作用也受影响。所以，TCE在实体瘤的突破是比较缓慢的。不过，理想双抗靶点虽然少，也不是没有，比如新生抗原p95-HER2、EGFRvIII、MUC16、claudin18.2、DLL3、STEAP1等。
还有一种降低TCE毒性的策略是双抗的T细胞连接端不采用CD3，毕竟CD3激活的是传统T细胞，总量大，毒性强，而是选择采用γδT细胞作为效应细胞。LAVA-1207就是这么一款PSMA-γδTCE，目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
目前TCE在整个效应细胞连接器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基于先天免疫细胞连接器的研发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包括基于NK细胞的连接器（NKCE）、髓系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单核细胞的连接器。这类产品的逻辑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像已经上市的rituximab、cetuximab、trastuzumab，均需要通过ADCC发挥作用。Obinutuzumab、mogamulizumab、tafasitamab、margetuximab、amivantamab这类ADCC增强型的产品也已经上市。而ADCC发挥作用主要依赖Fc受体与先天免疫细胞表面的Fcγ受体的结合。因此，不依赖Fc直接将肿瘤相关抗原TAA与NK或其它细胞连接的双抗或多抗方案顺势而生。NK细胞表面常用的分子包括CD16、NKG2D、NKp46、NKp30等。一款名为AFM13的CD30/CD16A的NKCE在临床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中显示出不错的治疗潜力。AFM24则是一款EGFR/CD16A的NKCE，在与PD-L1抗体Tecentriq联用临床试验中，在胃癌和胰腺癌患者中观察到药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