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馀波
七月唐山地震撼天动地,即使远离震央的安庆,也是谈‘震’色变,时刻做足应震准备:家中备有饼乾、冷开水、孩子急需的衣物等;学校也通告在有震情时,以吹哨(怕停电,电铃不响)或敲锣告警。
熙熙攘攘中过了一两个月。一天下午,我们夫妇均无课,我带着女儿在宿舍小院子里和邻居闲谈,丈夫在楼上给儿子洗澡。忽然,远处传来哨声,与隐约喊去大操场的声音——地震发生时,在大操场是最安全的。我紧张得声音都变了,一面叫女儿快快到院子外面等我,一面叫着丈夫快给儿子穿衣下楼,一面冲上楼去,拿着应急的提包和一壶水,牵着儿子就往楼下跑。
跑出院子,会合了女儿,穿过一个小巷道就到另一排平房宿舍。此排宿舍前有片开阔的空地,再往前便可到大操场,如有大地震应属安全地带。心稍安的我放慢脚步继续向前走时,忽然听到旁边宿舍中哪家收音机传出哀乐及‘伟大的…伟大的…’声音,心中顿悟:不是地震而是毛泽东死了!
眼看见远处学生排着队,陆续步入大操场,想着自己手牵孩子拿着水壶提包的一幅狼狈像,心中‘轰’的一声:糟了,此时此刻,我这副形象,落入众人眼中,以後日子可就难熬了!心中一急,也算反映得快,马上往下一蹲,便嚎啕大哭起来,同时示意吃惊的孩子快把水壶与提包拿回家去。
家属区的地面比大操场高十多米,下两个坡,方可到达。大操场的喇叭还没响,上上下下的人还没弄清是怎样一事,我家的水壶和提包经已拿走了。等听到操场司令台上大喇叭播出的声音,他们方‘明白’老师哭是因为‘毛主席逝世了!’
这次随机应变而侥幸逃脱‘罪责’,一直是文革悲剧中一支让我难忘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