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往80岁爬的老妪
回忆一点亲历之事写点散文和诗
母亲节快到了,又正值她诞辰一百年,写写自己的母亲,为她献上一束心花.
我的母亲是外祖父母三个孩子中的老二，一九一四年在安徽的老家出生。在那个年代做为第二个女儿，肯定不受重视，然而她天生性格开朗不计较，所以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外婆说我妈从小极为大方，过年时家里给些零食，她总拿出去给小玩伴们分吃。一次有小朋友来迟了，没吃上，说：那不行，我们也要。她说没有了怎么办，别人说那就扯你棉衣里的棉花（她的棉衣烤火时烧个洞，没来及补，露出棉花来），母亲便任小玩伴们扯出棉花，回家时整件棉袄前襟的棉花几乎扯光。又说家中几个孩子只有她能从极少的零花钱中省出买些零食孝敬祖母，虽然这位祖母并不待见她。
外婆曾骄傲地说她的两个女儿在省立一女中，被校后安大学生称为‘彭家二乔’。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明眸皓齿，堪称美貌端庄；而我脑海中最深印记的是母亲三十多岁的样子：她个子很高，身材挺拔，仪态万方，皮肤算不上白，但脸上无任何斑点与瑕疵，眉眼鼻口无论单看或一起看都很恰当，尤其是一口牙齿，整齐白晰简直像是牙医诊所里展出的假牙。她气质优雅大方，走到那都自然吸引一些欣尝赞美的眼光。母亲的穿着也十分得体，因为父亲的去世，她总穿素色的长旗袍，不佩带任何首饰，给人威严的印象，大家称她为‘彭先生’。
虽然外祖父是高中老师，但在经济上也只能供唯一儿子读大学。母亲明确地了解这一点，所以高中毕业后考了不收费的杭州警官学校。完成学业后也一定从事了相应的工作。三八年底她随父亲去了成都，接下来回大学读书（我就是她在大学读书中生下的）。不能准确知道母亲是四一年中或是年末跟随父亲的调动到了西安，一九四二年秋父亲骤然逝世，母亲生活困顿（母亲毛线打得特快特好，她说是那里有一段靠打毛线贴补生活）。为了养家活口她不得不回到熟悉的警察系统，在西安警察局济良所任所长。济良所是一个救济机关，救助西安的妓女，她们大多是由于日本侵入和黄河泛滥逃到西安而又被卖的姑娘。
父亲逝世时母亲才廿八岁，从那时起她独自工作保障了我们兄妹有较好的生活。为了我们，五三五四年她又不得不去广州香港台湾这些陌生地方过着艰辛困顿的生活。
母亲的关怀，是无处不在的，只是当年我太小，视一切为当然，没有任何特别感觉。
在母亲身边时，我怕她。现在想起来，主要是我小时候傻呼呼地做事不计后果，所以挨了好几次打，而这挨打的记忆就让我产生对母亲的畏惧之心。
六七岁时，一次放学后和同学一起到她家开的易俗社戏院去看自己毫不懂的秦腔。看戏时人蜷曲在座位睡着了，散场也没人发现。晚上没回家，当然大家四处去寻。不知付出何等的努力，才在戏院里将睡熟的我找到，一顿打自然是跑不了的。稍大一点，还是在西安。跟一个同学到她家去，玩得太晚就在她家睡下。后来也被我家的佣工叫醒，跟他回去。我现在想，那时回家路上自己心中必定惴惴不安，奇怪的是：更清晰地印入脑海的却是那晚路灯照射着脚下闪闪雪粒。
为总是把课本搞破或丢失挨过打，为吃药也挨过打。母亲性急，偶或会没弄清我的情况而喝斥我，所以我常常不敢和她亲近。
一次应该是作文比赛，晚上妈妈辅导我写作文，她帮我在原来作文中润色加个什么，她口述我记。有个‘的’字，她按南京官话区发‘地’的音。我写个‘地’字，妈妈说我写错了，我重写个‘第’字，妈妈仍然说我写错了，我再写个‘弟’，当然还是错。妈妈怒斥我：三年级了，连个‘DI’字都不会写！她写给我看，是个‘的’字。我怕她，口中只呐呐地说这是‘DE’。一次妈妈买了两本童话回来给我们三兄妹看，我们争得不可开交，我嗫吁着给她提建议：以后买三本……而母亲似乎未听明我说‘三本’是指三本不同的书的意思，就责备说那么多重复的书该多浪费！吓得我再不敢往下说。
我和哥哥离开她后，母亲曾写信给外祖父，说：巍巍先天后天均不足，胆子特别小，做错了什么，从不讨饶也不强嘴，只是鼻子上冒汗，眼睛里含泪，看到她那害怕的样子，我就心软了。
最了解我的是妈妈，我的爱好她总会无条件的支持，记得在小学六年级时我迷上画人头，用木炭画满了厨房的墙面；我从小喜欢唱歌，常常大声地任意瞎吼，想来一定非常喧嚣，但这些从未受到妈妈的阻止，为了小小的我的演出，在西安时妈妈多次到中华书局去给我买大大的曲谱……
母亲在家中等待出国的一年中，整天和我们在一起。她带我们散步、买菜、上街；还一起下跳棋和打扑克。这是我一生中与母亲接触最频密的时候。这段时光是我童年中最美好的时光，让我从童年怕她的阴影中开始走出，深切体味到母爱的深厚。
我离开母亲时年仅十一岁。最後的那一个晚上，镌刻在我的脑海今天仍幕幕清晰浮现。那时第二天起航的船，头天晚上便要上船。我们住的地方离开码头很远，所以晚饭後妈妈便喊了两架人力车带着妹妹送我和哥哥到码头。我们到的比较早，知道离上船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便在码头旁的小街旁店铺的屋檐下等着。
已近深秋，凉意越来越浓，妹妹已经很疲倦第二天她还要上学，妈妈便叫哥哥把她送回去睡觉。他们俩人走後，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我和妈妈坐在放在路边的两个大箱子上。妈妈叫我趴到她腿上睡一下，我其实毫无倦意，一向驯服的我，就默默地伏在母亲膝头。
我到底还小，前几天都在即将远行的兴奋中，看着妈妈收捡东西的忙碌，没有丝毫的伤感，这下子静下来，便忍不住眼泪稀里哗啦地流，可我又觉得不好意思，便强忍着，不过鼻子里稀呼稀呼地响声却怎麽也掩饰不住。妈妈不说话，只用手轻抚我的头。
我如果知道，这一别就是永诀，怎麽都会扑到妈妈的怀中痛快地哭一场。可是，那时的我，真傻，对自己眼泪潸潸流下，鼻涕稀里哗啦十分害羞。一两个钟头便在我强忍哽噎中过去。尽量不表达任何临别的依恋，也不流露任何面临分别的恐惧。哥哥回来妈妈便送我们上船，看到挤塞多铺位的舱室感到有点意外。但她却安慰我们说，这里人多挺好。安顿好行李，又再三拜托送我们去安徽的人，妈妈便下船回去——妹妹还一人在家中。
我和哥哥站在船弦边，目送离去的妈妈。
夜色浓郁，雨丝稠密，灯光昏暗，我们静静地看着妈妈的背影。她一手打着伞另一手似在擦泪，渐行渐远，消失于夜幕中。
文革时，外祖父和我，烧去很多照片。只因为爸爸穿的是戎装，或他们身上的徽章会令无事生非‘左派’说三道四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最后保存下的只有几张妈妈一人，或带我们兄妹的相片。父母合影的照片只有一张，那是他们穿着便装，带着一岁上下的哥哥所摄。照片下面写有：长子在皖次子在怀我们的父母久无音讯我们俩人在绵绵的磨难中……从这题字可见那时父亲的心态。
六十年代初国内生活极度艰难，母亲曾托人从香港寄来过包裹，我们也通过一次信。但此后便多年再没能联系。
七三年末，我收到了母亲从加拿大寄的信，我悲喜交加又忐忑不安。从这以后，和母亲之间书信频密，直到七五年母亲患了重病还写过信，最后一封信字迹已是大不一样。我以为母亲的病使她不能写信，丝毫也没怀疑其他，七九年初哥哥抵达多伦多，寄来的照片中，从未看到过妈妈。我不安地意识到母亲逝世的可能，但做子女的，怎么也不愿往坏处想。八一年，偶然看到舅舅给表弟的信上说起母亲逝世。孩子们睡后，我哭了半宿。这以后，睡梦中，仍会梦见与母亲、外公、外婆在一起，常常忘却他们的逝世。不过不知是因为时间的流逝洗涤了哀痛还是自己经历太多泪泉已干涸，忆起他们只有敬意而不再流泪。
父亲英年早逝像一颗穿过夜空的明亮彗星，母亲一生大都独力奋斗倍尝艰辛。她廿八岁便在大腹便便中失去真挚相爱相依的丈夫，三十八岁时又离开故土只带一个孩子奔向无奈的新地。对哥哥和我的牵挂对她父母的思念二十多年无日不在心头。再度联系上时，她的父母已先后相继谢世，‘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让她再一次深深悲痛；在哥哥申请去加拿大团聚的漫长过程中，她却因病逝世未能再见，这是何等地不幸。
我深爱父亲，他的精神血脉由我来延续；我景仰父亲，照片中他的容颜，别人叙述中他的事略，都铭刻于我心中。
我感谢母亲，她的牺牲奉献，使我们兄妹能健康顺利的成长；我深爱母亲，她对我们的爱无微不致又深如海洋。我崇敬母亲：她的端庄大度，她的坚韧乐观，她的知识教养，在女性中极为杰出。母亲在我心中永生!
注：这篇回忆写在十多年前，中间有过增添，但毫无虚构之处。
增添是依据表弟手中复印的外祖父家抗战时期重修族谱中有关记载。
So sad.
我发此文,是想对大陆一些胡说八道什么'军统十枝花'涉及到我母亲彭家萃的人身攻击稍事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