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国家财产 咱们的社会 （二）

文革中长大的咱们，尽管享用了不少“破四旧”（注1），“敢造反，敢斗争”，“反潮流”（注2），“消灭一切害人虫”（注3）之类的教育。可也不是要见什么毁什么， “国家财产”还是要爱护的。还不是一般的爱护，而是要用生命去保卫。做太祖爷的好孩子只是个空洞的口号，可是为太祖爷看着点国家财产则是很具体的为太祖爷的事业奋斗的事儿， 咱们很当真。

当然有为太祖爷保卫国家财产的英雄事迹可循。财产可大可小。大的有药厂的女英雄向秀丽，为了不让失火的药厂彻底毁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火势蔓延，不幸大面积烧伤，不治身亡。小的有下乡知青金训华金大侠，为了保住两根木头电线杆，金大侠跳入洪水之中以命相搏，结果身亡。而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此事发生在文革前不久，内蒙古草原上两个牧民家的小女孩，放羊中遇到暴风雪，为了让羊这种“国家财产”不丢一只，和暴风雪较真，结果双双冻伤，几乎把命搭进去。两位女孩的名字是龙梅，玉容。此事被写成书，怕成电影，文革中广为宣传，成为孩子们都知道的故事。 龙梅和玉荣成为“国家财产”卫士的化身，而羊也成为了国家财产的象征。文革中的孩子，很多都恨不得有个放羊的机会，更盼望有暴风雪来袭，好让保卫国家财产的满腔热忱得以发挥。崇尚伟大的年代，为太祖爷保卫国家财产可能是普通人实现自我伟大的最佳途径。几只羊不再是简单的可爱动物，而是咱们和太祖爷的关系问题。

至于什么是国家财产，羊，咱们，太祖爷，这中间是什么关系？当然没人会问。为了伟大，向往伟大，实现伟大，保卫国家财产就这么简单。保卫的其实不是什么财产，而是一种神圣。练出的一身保卫国家财产的功夫，其实是些花拳绣腿，实用性很小。羊和电线杆可以用生命换回，可是眼皮底下的国家财产被无情的大块剁硕，咱们完全浑然不知，因为连国家财产是什么都没搞清。

和几只羊一样，鸡蛋也可以是国家财产。文革开始不久，太祖爷需要小将们的热情和能量，于是就有了在北京十次接见红卫兵的“革命动员”。以太祖爷当时如日中天的神圣地位，小将们能见到太祖爷是三生有幸，就是不吃不喝拼死也会争着去被接见。热情绝不小于穆斯林们向往每年一次的麦加朝圣。可是大概为了让小将们的热情更能有保证，在太祖爷接见当天，每一位小将还是可以从接见的组织系统领到两个免费的煮鸡蛋。不要小看两个鸡蛋，文革时的鸡蛋与现在的鸡蛋地位不同。当时，物资很不丰富。猪肉，鸡蛋都是按户限量供应，很稀罕。作者之一当时就曾因为长身体时营养不良而患贫血。 为了治病，家里想方设法搞到一点猪肝，煮了后晾在窗外，每天切下一点给笔者吃。家里别人好生羡慕。可时间一长，猪肝硬如鞋底，食用时由佳肴变成了挑战。时至今日，笔者对猪肝仍有心理障碍。而鸡蛋是最受欢迎的。即有营养，又可以简单煮熟食用，是文革时期大众化的头号营养美食。如果知道第二天一早可以吃到一个撒上一点儿盐沫的煮鸡蛋，孩子头天晚上睡觉时都能从梦中笑醒过来。有两个鸡蛋在口，小将们和太祖爷的亲和力当然会更强，接见中万岁也会喊得更有劲。这两个鸡蛋，从原本一般的国家财产变成了专门的万岁鸡蛋。 十次接见红卫兵下来，一千一百万之众，最多会有两千两百万个万岁鸡蛋的投资。

和小将们免费进京，免费住宿，免费一日三餐相比（注4），两个免费鸡蛋当然是小投资。而吃鸡蛋的小将们也都是正在长身体的青春少年，也需要这两个鸡蛋的养分。表面上看，鸡蛋并没有浪费。其实不然。这两个鸡蛋，把国家财产本身的荒谬完完全全的揭示出来。

两千万个鸡蛋当然不是天生的国家生产。各家各户的鸡下的蛋，某种转换之后成了国家财产，也就是成了当时全国七亿人民的鸡蛋。该谁吃？ 被太祖爷接见的小将们需要鸡蛋。同样，众多其他类似笔者的孩童也需要补充营养。 从可供全民消费的鸡蛋变成特定的万岁鸡蛋，这两千多万个鸡蛋在被吞咽下去之前，已经被人消费了一次，这个消费人就是太祖爷。靠着对国家财产的分配权，太祖爷在把鸡蛋赏赐给小将们的过程中，收获了拥戴，忠诚和压倒政敌的能量。国家财产的使用权一直很清楚，是先属于太祖爷的。说把国家财产变成万岁鸡蛋其实都不准确，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国家财产当时都是“万岁鸡蛋”。学习龙梅和玉荣，金训华，向秀丽们，保卫国家财产的行为，实际上是君为臣纲的革命化形式，是在为太祖爷对国家财产的消费权添砖添瓦。保卫国家财产，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用生命和青春保卫的一只只羊，一棵棵电线杆，保卫之后，没有任何“售后服务”，全权交由太祖爷支配。国家财产只不过是革命化现代化的包装，这种东西其实咱们挺熟悉的，就是不折不扣的皇权财产。无论是羊还是鸡蛋都与故宫是一个性质，皇产。

几千年的封建皇权传统，皇产咱们习惯了，它有个特点，从咱们手里转出去之后，就和咱们没关系了。修花园，建海军，全凭皇帝一句话。皇产，咱们只管交，没有所有权，没有使用权，当然也没有监督权。有责无权，所以皇产咱们并不是非常待见。对咱们来说，皇产，如同邻居的财产一样，和我没什么关系。这就是有责无权的坏处，时间长了，皇帝可以嫌咱们交少了，咱们也可以嫌皇帝要多了。可是皇帝家里开游园会不给众人发请柬是无需解释的，皇帝对皇产的绝对主权像物质不灭定律一样毫无商量的余地。

对皇帝的财产由于没有任何支配权，偶尔皇帝大权旁落，财产掉到咱手上了，咱也不好好利用。最有名的一次，大力士楚霸王把个富丽堂皇的阿房宫从皇帝手里夺过来，由于要搬家，皇宫带不走，没有意识到阿房宫也有他和他的父老乡亲的血汗在里面，干脆一把火把皇宫给烧了。只让大家缴税，受用不到，还要帮助皇帝保卫他的财产，以便多养几个妃子，多盖几个皇宫，当然不会有热情。 对皇产，咱们没什么感情。几千年封建皇权下来，百姓所能期盼的，是少找大家收租子，至于皇产如何预算，如何消费，如何核对，咱们毫不费神，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忽然有一天，来了个不同收租子的，说我的皇产和以往不同，是大家的，我只是替你们支配，不修花园，不养妃子。请相信我，我只用这份财产为你们干革命。靠着“国家财产”这个革命化现代化的名字，太祖爷把咱们忽悠着对皇产有了热情。 可是，没有把所有权和使用权真的交出来，靠太祖爷的神圣说事儿，让咱们全力为太祖爷的财产献身，成功于一时，并在文革时达到了高峰，一时之间大家都以成为龙梅和玉荣为理想。从本质上看，就如同秦王朝全体人民争着抢着给秦始皇大人去进贡，然后主动献身修长城来保卫阿房宫。

靠糊弄出来的热情，对有责无权的事情真心投入自然不会长久。保卫了很长时间的国家财产，大家能吃的鸡蛋越来越少。保卫国家财产的神圣感随着太祖爷的神圣减弱而减弱。

后太祖爷时代，资本主义了，鸡蛋多起来。 咱们对国家财产的认知又回到了咱们习惯的常态，不就是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的皇产吗！于是大家有了从神圣到现实的转变，理想不再是要当龙梅和玉容了，从保卫国家财产改行，不是忙着养鸡生蛋，就是想法打工挣钱买蛋。咱们的态度也复原了，别找我要太多就好。爱护国家财产也成了有神经病的代用词，既然是皇产，关我鸟事。说咱们没有纳税人意识，其实并不正确。咱们交租子给圣上交了几千年，劳动成果献上一部分天经地义。咱们有纳税的习惯，就是不对交出去的租子有任何指望。咱们没有的是现代责权相关的纳税人意识。



可是不同于以前的皇产，时下资本主义生产力让国家财产的规模极大膨胀，其影响力之大，远远超出了养妃子，修花园的范畴。虽然咱们的不少事情还在按照秦规汉法的思路走，可是毕竟在君与臣中间出现了个不小的社会。国家财产的一大块是注定了其特定的社会功能的，继续用对待皇产的冷漠对待这些财产，自己的财产自己不管，自然要吃些苦头。

一时闹的全国闻名的咱党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贪腐案，社会上有各种版本。主要的故事是陈大人动了上海人的保命钱，社保基金。在咱们的系统里，这是当然的国家财产。 可不是一笔小钱，据说有32亿元之巨。传说中陈大人没有蠢到直接将32亿元钱取出装箱偷走，而是将这笔钱以投资的名义借给了自己的挚爱亲朋，然后设法让这笔钱转进上海市的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市政项目可以让投资者赚足钱，不怕那32亿还不上来。至于利润，当然就属于那些挚爱亲朋的投资者了。进出之间，陈大人和他的捞钱团队小赚了一笔32亿元的使用价值。当然了，故事不可全信。如果传说属实，陈大人这个套路和当年太祖爷在小将们消费鸡蛋前先消费一遍倒是如出一辙。只是太祖爷是以革命的名义用在明处，陈大人摆明了就是要钱而用在暗处。

投资都有风险，32亿元据说没受什么损失。上海人的运气好。此事发生在21世纪最初几年，当时经济飞速发展，投资者好像个个都能点石成金。要是这32亿被陈大人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玩一下。上海人要想靠社保基金退休过日子大概不成了。逃过一劫的上海人居然没有因此勃然大怒， 不过是骂几句贪官可恶而已。自己的财产，自己没有监督权，出了事儿骂贪官。这是两千多年封建皇权文化最大的毒害之一。 贪官当然不是后太祖爷时代的特产，咱们历史上，历朝历代从没缺过。其实贪官是皇产系统的必然产物。

历史上皇产的使用和消费，虽然是皇帝老儿一个人说了算，可是消费到了一定水平，也变成了一种力气活，就是最娄的皇帝，全心全意地毁灭性消耗皇产，一个人能浪费多少？ 于是皇产的消费，也需要一些帮手。皇产需要有皇帝的家仆们帮着消费。贪财是人的天性，帮人消费过程中留点小钱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官位都很抢手的最基本利益原因。帮着皇帝消费，皇产的去向，当然要向圣上做个交待，可是一个皇帝看守无数个帮助消费的官员是很困难的任务。一个人看着许多人，就是再精明的皇帝也看不住，更不用说咱们的系统不断的产生一些蠢的不可复加的皇帝来，给皇帝当差就成了一件不错的挣钱差事，于是就有了有名的唐朝的杨国忠，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这些富可敌国的大贪官。没名的贪官有多少？ 算出历朝历代贪官百分数应该是个有趣的历史研究课题。

出几个贪官，几多贪官，不只是造成社会不公，影响大家情绪的问题。贪官在聚财过程中，可以给百姓带来家破人亡，梦想破灭的现实痛苦。 陈良宇把市政工程包给至爱亲朋是否造成豆腐渣工程不得而知， 但是贪官和豆腐渣工程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四川大地震。众多校园楼倒屋塌，孩子们死伤惨重。如果有什么东西该算是国家财产，咱们的中小学校舍一定是。倒塌的校舍中，有没有豆腐渣工程？ 四川地震之惨烈，史上罕见，再坚固的建筑也有倒塌的可能。可是，校舍倒塌如此之众，是否大于其它类国家财产建筑的倒塌比例？是否大于所有建筑的倒塌比例？监管校舍建筑的各级官员有没有财产急剧增加？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一个调查，一个回答，一个起码的解释。 眼下的国家财产是多种多样的，像校舍这种大众利益明显的国家财产，咱们还拿它当皇产对待，不要求监督，不要求查帐，不要求把利益关系讲个分明，孩子们的性命，这种咱们最在乎的东西，就都成了牺牲品。这当然不是局限在四川的问题，只不过地震让大自然把问题在四川 给捅出来罢了。

爱护国家财产，保卫国家财产，其实都不是坏事，只是在文革中被太祖爷恶搞了一下而污名化了。当然，保护羊的办法应该是科学预报天气，不要傻到挑个暴风雨天去放羊。电线杆要合理堆放，放在洪水能及的地方，本身就犯了愚蠢罪。可是，更重要的，是把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交待清楚，国家财产，是大家可以触到，可以享受，可以监督，可以方便查帐的重要公众财富，不是太祖爷或是任何小利益集团可以贪为己有随意把玩的颐和园。

总说民主，都说得烦了。其实各种社会结构最核心的还是利益问题。改造必然出贪官的皇产结构，民主是出路。民主监督当然不是万能。作为民主大国，美国2007年就出过国会议员家中的大个冰箱中被发现大袋来路不明现钞的丑闻。可是，民主的好处是，总有许多人在盯着这些有自己一份的共有财产。大家看着自己的财产和皇帝看着大家的财产，两者之间的效果之差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咱们的愤青都嗤之以鼻的台湾民主系统，虽然出了个贪污腐败的江洋大盗陈水扁，可他还是被台湾的系统查出来了，早晚要为其所犯之罪被社会惩处。陈水扁露馅，起于一个身为反对党议员的立法委员，邱毅邱大侠。邱毅在台湾有个揭露弊案的名声。于是全社会的热心线索都向他汇集。加上台湾立法院的言论自由空间，邱大侠得以大显身手，多行不义的陈水扁载在邱毅手里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无论是社保基金还是中小学校舍，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国家财产，是咱自己的财产，不是皇产。看好这些财产是咱们的利益所在。现在社会上贪官无数，可是抓贪官只是头痛医头，不去掉皇产意识，不改变国家财产的皇产结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贪官问题。一个陈良宇倒下去，总有众多陈良宇站起来。江山代有贪官出，各吃皇产几多钱。皇产何时真成了“国家财产”，成了咱们的财产，还会有贪官，但是贪官再偷东西一定会难多了。而民主是把皇产从现有的皇产“看护者”手中松动出来的一种办法。反民主的人，未必是贪官，可是贪官一定反民主，那个小偷愿意在众目睽睽下去偷东西？咱们的国家很大，国家财产也该是个天文数字。看护好这份财产应该是个苦差事。可是眼下所有的官位仍然是最抢手的好差事。国家财产摆脱皇产性质的标志，是有朝一日当官变成一种劳役，一个公务员的空缺不再招来成百上千的申请者。国家财产真成了每个人“我”的财产，那时候，国家财产一定会被保护的很好。 全新的纳税人观念，管好自己的财产，新时代的龙梅和玉荣。

 

注1：文革开始时被“革命”的四个具体对象，“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注2：文革中毛泽东鼓励的一种反主流行为，代表人物是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窍门是要反主流但要被毛泽东认可。

注3：出自毛泽东1963年所作之诗“和郭沫若同志”，成为文革中的流行语，意指把所有“坏人”都干掉。

注4：指为动员“红卫兵”造反而发动的全国“大串联”运动，串联的学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免路费旅行，无偿住宿无偿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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