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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逼债”的真相考证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17日 转载)
（摘自《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 雷兹·马利列著 王洪起译）
常有人提出“苏修逼债说”，指苏修逼债是1959年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现引以下资料为考证：
一、中国欠多少债？
据周恩来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国家预决算报告透露，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折合人民币约为五十二亿九千余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中国方面将于1965年全部还清。照此说法，直到朝鲜停战十年之后，中国人民还在节衣缩食地归还这场战争中拉下的一屁股债务。
二、中苏决裂在何时？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此前虽然中苏分歧扩大，苏联中止了几项军事援助，但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一直在继续。1959年10月，中苏还签订了一项关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定。
李富春在1960年3月的报告中，还称苏联在1959年继续给了中国巨大的援助，对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可见，把苏联决裂说成是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是行不通的。有人鼓吹“饿死三千万人是美帝苏修滔天罪行”，大概也是意识到了此点，于是在文章中偷偷将苏联决裂的时间往前挪到1959年，倒是很费了一番苦心。
三、谁提出提前还债？
从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看，提前还债似非苏联要求，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性格。
俗话说，拿人家的气短。毛泽东心高气傲，既然跟苏联翻脸吵将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否则他会觉得很没面子。因此上，哪怕再困难，就算饿肚子当裤子也要将债还清。
虽然苏方并不要求提前还债，毛泽东却是一定要争这口气的。
吴冷西的回忆也涉及此事。
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
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10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此段摘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中共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上千万的中国农民，正死于饥饿。
四、援外知多少？
毛泽东要挣面子，不止于提前还债，而且让人民节衣缩食拿出大把银子无偿地援助小兄弟。
本来，1958和1959年，出于大跃进的需要，国内财政紧张，对外援助已经大幅度缩减了。中苏翻脸后，中国随即大幅度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
1961年4月份，中国报刊上曾相继刊载两则耐人寻味的外贸消息。其一乃是1961年4月8日《中苏贸易会谈公报》。公报说，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
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见196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其二则是4月25日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经济会谈公报，称中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国还同意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和其他主要食品，虽然中国人民当时正在饿肚子。（1961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就这样，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据说，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节录：
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 (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市，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过去向苏联借的五十万吨食糖，今年已经还了二十万吨，其余的二十万吨，准备提前在一九六五年全部还清。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帐，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
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六十六亿七千万元，其中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支出的为三十五亿五千万元，占百分之五十三。
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节录：
在1961年和1962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没有举借新的外债，也没有发行国内公债，并且还偿还了到期的债务。我国的建设资金，向来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产节约来积累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从1950年到1957年，我国财政收入中的外债收入，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29,400万元，只占同一时期财政收入总数1,736亿元的3.05％。这就是说，96.95％的资金，是靠我们自己解决的。
第二个五年期间，我国的财政，已经没有新的外债收入，而只有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 共为574,300万元。到1962年底，我们已经偿还了528,900万元，只剩下45,400万元，将按照协定在1965年年底以前全部还完。内债方面，从1950年到1958年，国家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应付利息共为 482,000万元，到1962年底，已经偿还了270,200万元，还有211,800万元，将按照原来的规定，到1968年分年还完。
这两年．尽管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根据可能的条件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地援助了某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61年和1962年，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7,300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 236,200万。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文义国家的部分，为186,6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为 49,600万元。
我们的援助是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是真诚帮助他们在经济上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的。这种国际援助又是相互的；一方面，我们在资金、物资和技术上支援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也是对我们的大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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