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起源于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而位于鲁西北地区的恩县庞庄(1)教会在这场风暴中毫毛无损,成为在这场运动中的一个奇迹。至今没有人研究这一奇迹,本文本着公平,和平的理念,依据当事人的当时记录(2),结合中西两国文化和信仰来探讨这一奇迹,或许对我们以后处理人与人,自己人与外人的关系有所帮助。
恩县庞庄位于鲁西北地区,处在河北和山东的交界之处。京杭大运河从这里缓缓流淌而过。这个地区是黄河的主要分流区,每当洪水来临,首先淹没这些地区。长期下来,淤泥堆积,好的土地变了盐碱地。没有洪水时,一般天旱,庄稼颗粒不收。好不容易盼来一个丰收年,秋后土匪来了,辛苦一年的收成就这样被抢走了。加上清朝末年时局动荡,官僚腐败,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步步紧逼,人们生活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濒临灭亡的边缘。
20世纪初,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3)。美国是一个新兴的,以基督教为基石建立起的自由,民主,政教分离的国家。南北战争结束后,黑奴得解放,经济上也突飞猛进。到了1894年美国的GDP已经超过大英帝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社会有两种精神:一种是“福音”精神,就是大多数人信靠上帝;另一种精神就是许多美国人标榜的“美国精神”,即实用主义(4)。天真的美国人有着神圣的理想,那就是要把这个制度推广到全球。于是大批的传教士抱着“福音”这个好消息,风尘仆仆,赶赴世界各地: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亚洲。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更是他们感兴趣的地区。于是大批传教士大学毕业后,借助西方商人和军人用枪炮打下来的不平等条约机会,来到中国。1872年刚从大学毕业,学完神学和医学装备后,明恩浦(Arthur H. Smith)和他的同班好友博恒理(Henry D. Porter)从旧金山坐船来到天津,开始了他们的异乡传教生活。他们先是在天津周围以医病救人为手段,传讲耶稣赦免罪人,死而复活的大能。1876年--1878年鲁西北地区又闹旱灾,于是他们赶仆灾区参加救援工作。就其目的来说,没有已往人们想的那么复杂,只有两个目的:1。帮助受灾的民众,2。通过这份爱心,将他们的信仰表现出来,以便让人信耶稣。从后来明恩浦的众多书籍中,我们都可以明显印证这种观点(5)。 为什么两个美国人要跑到德州一带,而没有跑去河北和河南灾区呢? 这是因为德州恩县庞庄出了一位信耶稣的基督徒,名叫候圣清(Ho Sheng Ching),此人在天津信主,1868年后就同美国传教士一起同工,1887年12月23日去世,追悼会就在刚刚建立的庞庄教会举行(6)。旱灾发生后他首先想到家乡的父老,就把美国传教士请到了恩县庞庄老家。1878年德州一带又干旱,德州一位名叫吴长泰的基督徒,他的嫂子吴夏氏受到传教士的接济,非常感激这些帮助过他们的传教士,于是1880年时决定将吴家的余宅1所,上带北房3间,西房4间,大门楼1座,共宅基地4分9 厘8毫,捐与美国公理会作为本屯教堂(7)。博恒理代表教会同吴夏氏验明盖印,过割税契。但是德州陈知州拒不盖印,而且把吴夏氏捐与教会的房宅文契亲自改为“情愿捐与七屯官义学”(8)。后来博恒理诉助法律,到了1882年还没有解决,于是在德州建立教会的想法就付诸东流了。这就是著名的“德州教案”。大家可以看出,不管德州陈知州出于什么良好的愿望,作为政府官员私自删改人民的文契,实属违法乱纪。后来他被革职,应该是罪有应得。明恩浦一直想效法初期耶稣门徒教会的做法,那就是福音工作要从民间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基督教信仰的耶稣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活在人间。不然万能的上帝根本不必要降世为人显现给众人看,活在人中,受尽人的疾苦。它完全可以高高在上,统帅一切。可是如果这样,爱怎么显明出来?许多早期朝廷传教士自上而下传过福音,收效甚微,可以说是失败。即使当时有开明的皇帝宏恩浩荡,表面上看风风火火,但是因为没有信仰的根基,皇帝一死,或者传教士一离开中国,瞬间建立的一切就倾倒了。比如康熙大帝身边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等例子都证明了这条路行不通。1880年后以明恩浦为主帅,几位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便开始在德州恩县庞庄事奉,这是第一所以农村小村子为传教中心的例子。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恩县庞庄已建成外国传教士住宅四处(1882),一处新的教堂(1886年),一所医院(1885),一所医疗站,一所女子小学,一所男子小学,一所中学,36个传教点,以及其它建筑等一大片规模宏大的福音基地。明恩浦本人也入乡随俗,平时穿着中国的长袍大褂,学中文,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外出座驴车,严然一副中国人的打扮,不仔细看,看不出是一个外国人。遇到有争议的问题,先付诸法律,法律不能解决,就从新换一个新地方,从来不以势压人。著名的“德州教案”就是在这种思维下,从法律上解决不了,1882年后才在庞庄正式定居下来。1900年五月明恩浦协夫人去通州开会,六月义和团全面爆发,明恩浦和太太躲到北京使馆内。在庞庄的博恒理夫妇,卫曙光姊妹(双胞胎,Grace & Gertrude Wyckoff),裴智理夫妇(Albert P. Peck),和博美瑞(Mary H. Porter,博恒理的妹妹)等外国传教士在清朝开明派军人的保护下逃到北京。
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时局稳定。1901年秋,明恩浦和博恒理上书美国公使,要求返回庞庄,美国公使通知袁世凯,批复可以。于是1901年10月10日他们从天津出发,沿京杭大运河往南直下,10月17日到达庞庄。出乎他们的意料,大批的袁世凯的军队迎接护卫。进入庞庄传教站,建筑完好无损,走进住宿,学校没有任何被抢的迹象。光护卫的军人就有50多人(9)。 事后明恩浦在写给美国公理会的报告中总结了三点:1。教会在穷乡僻壤,离大点的城镇德州还有15英里。 2。中国人迷信。懂英文,不懂基督教的中国人将Amen, 理解成英文A mine,翻成中文成了“地雷”。地雷厉害,可以把人炸飞掉。 中国人传统是即使死了,也要“完身”, 所以不能得罪“地雷”。这显然是灰色幽默,本文作者也不赞同这点。3。庞庄据点的工作重点一直救死扶伤,深得民心。义和团运动初期一位中国牧师曾偷偷宴请当地义和团的首领,义和团的首领保证不会烧抢庞庄教会,但是要求向中国牧师“借”一匹马,后来这位牧师遭到会众的批评。还有当地曾派两位探子冒充义和团拳民,偷听过义和团首领的会议,义和团首领一致表示庞庄教会一直帮助当地人,没有象天主教那样欺横霸市,所以不去攻打庞庄教会。最后庞庄的村民也表示,如果义和团来此,我们就以个人名义给他们下跪,来保护教会。(10) 义和团的确来过庞庄三次,两次经过传教站的西大门,吓坏了里边的人员。但是拳民们保证不会进入传教站。 从以上的表述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传教站深得民心是关键。它的确将耶稣的爱表现出来,让人们看到这见证,不可推委。庞庄教会经过火与血的洗礼,存活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义和团拳民也不都象有些外国人和中国人描写的那样,是一伙“烧,杀,抢,掠,强奸,无恶不做”的暴民。
明恩浦再次来到庞庄看到这一切后,通知官府不用劳民伤财,用士兵把守了。义和团都没有动它,谁还能动它! 义和团运动后,明恩浦四处游说,帮中国打抱不平,批评西方国家索要过多的庚子赔款。他1906年亲自跑回美国,到处呼吁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亲自同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总统进谏,要求尽快退回多余的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此项议案,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青年的教育事业,大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去,学成回国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下基础。清华大学就是用这笔款项建立起来,经过双方的不懈努力,如今成了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而1906年明恩浦的唯一一个儿子,当时耶鲁大学的大学生在一次游泳中为救一名落水的女同学而不幸溺水身亡。当时明恩浦正在从美国开往上海的轮船上,刚到上海就接到从美国发来的电报。明恩浦怀着极大的悲痛再次回到他热爱的中国北方,为中国普通农民服务了长达54年之久。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啊!
老子曰:上善若水,明恩浦这样的人不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信仰最高的人象水一样? 虽然无色无味,但是透明清澈,人和大地都需要吗? 正象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28节所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并不一定全是好事,但是无论什么事发生,都有神的用意,为的是让我们爱神的人坚定不移,严格遵守主耶稣的教导,让它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传教士对中国究竟有没有贡献? 我们可以看看老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他的自转体小说《西潮》中关于传教士的描写:“基督教传教士曾在无意中把外国货品介绍到中国内地。传教士们不顾艰难险阻,瘴疠瘟疫,甚至生命危险,遍历穷乡僻壤,去拯救不相信上帝的中国人的灵魂。他们足迹所至,随身携带的煤油、洋布、钟表、肥皂等等也就到了内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对这些东西比对福音更感兴趣。这些舶来品开拓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传教士原来的目的是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却无意中为洋货开拓了市场。我不是说传教士应对中国现代商业的成长负主要责任,但是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担任了一个角色,而且是重要的一角,因为他们深入到中国内地的每一角落。主角自然还是西方列强的商船和兵舰。基督教传教士加上兵舰,终于逼使文弱的、以农为本的古老中国步上现代工商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