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害虫,我们是臭虫
Work Hard, Live Free
正文
黄植诚少校（上）
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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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月八日 星期六
上午八时许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停机坪。
今天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几乎见不到一丝云彩。一群叫不出名的小鸟欢快地噪叫着从他头顶上掠过，飞远，渐渐熔化在湛蓝的天空深处。他仰起脸来，若是在平时，他会高兴的：正是适于飞行的好天气。然而现在他心头沉甸甸的，在他眼中，竟是满天阴霾。
今天，由他担任考核五大队新飞行员许中尉飞暗仓仪表的科目。现在，许就走在他身后约一米的地方。他觉得有些不自在。他始终没有回头，却总感到有一双无形的狡黠的眼睛凝注着自己。
这是许的眼睛吗？不，许是老实人，他不会用这样的目光看人的。那么是谁的？……
出走的决定，他已经做出有三个月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最近，有由他担任考核暗仓仪表的飞行科目，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好时机!几天来，他偷偷地查看地图、制定航线、计划油量、选择着落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再过一会儿，便是决定性的时刻!
他心里好紧张，宛如拉成满月的弓弦，再一用力，就会嘎然绷断。但他表面上却是惊人的沉着：不徐不疾地走着，与那些熟悉的地勤人员打招呼，脸上尽量带微笑。
路真长。走了好久，离飞机还那样远。以前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教官，”许说，现在他们并排走着。“你觉得热吗？看你脸上的汗。”
他一惊。天气并不热，不应该出汗的。他一时想不出如何作答，便沉默不语，加紧几步，又把许落在后面。
“教官，昨天在康乐中心①演了《无情杀手》，听说不错，咱们……”许见教官不理睬自己，又扯上一个话题。
“不许说这些!”他用低沉的声音喝道。
许立即不吱声了。
国民党空军中等级极其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再说他是个很有威望的教官，许对他一向是言听计从。
他依然摆脱不掉那双无形的眼睛。
他紧张地思索。
终于，他记起来了，那是联队督察室主任的眼睛!
六日夜里，他与四个知心朋友一起喝酒。几杯酒落肚，他的头发晕了。此刻，面对着这些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不能自制，竟举杯道：
“来，咱们一起喝最后一杯酒!”
他醉了。他错了。
次日，督察室主任把他叫去。
“昨天你们几个喝酒了？”
“是的，主任。”
“当时你讲了些什么话？”主任的双眼像剑一样刺向他。
他感到一股寒气逼来。
“没讲什么。”
“没讲什么？”‘咱们在一起喝最后一杯酒’是什么意思？”
真厉害!他暗暗叫道。知心朋友看来并不知心。“政治细胞”②无处不在，四个朋友当中竟有一个!
他坦然地答道：
“那是讲酒话，主任您不必当真。”
主任没再追问下去。当他从督察室出来时，用力地把手心里的汗水甩在地上。
“不能再呆下去了，得马上走!”
停机坪上，F─5F型飞机整齐地排成一列，银灰色的机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有几十架F─5E，机身全部漆着花花绿绿的伪装色。
他停住了，用深沉的目光端详着F─5F。今天他们就是要飞这种飞机。
它真象一只老虎，难怪它的名字叫“老虎二号”呢。尖尖的机头略向上仰，尾部稍向下倾，脊背凸起，机身呈蜂腰状。可不，一只活生生的“山大王”蹲在那里。这种飞机是近两年才由美国诺斯洛普飞机公司提供零部件并派出技术人员在台湾装配而成的。是这里最先进的战斗机，号称“空军的支柱”，每架售价五百万美元以上。它如F─4鬼怪式飞机一样有两个驾驶座，既可以训练，又可以作战。目前，此种飞机国民党空军只有二十多架。
他们向5361号飞机走去。
地勤人员正围着飞机在忙碌。许爬进后座。他也恨不得一步跨进座舱，却故意慢腾腾的，显得一点也不着急，用平静的声音问机械师：
“全部O.K？”
“O.K.”
他也爬进座舱，开始做飞行准备。他下意识地、不停地向通往飞行员休息室的那条小路上顾盼。他老觉得督察室主任会出现，挥着胳膊向这里跑来。
小路上空荡荡的。
八时十八分，预定起飞的时间到了。座舱盖关上了，机械师挥挥胳膊，做出放行的表示。他笑了。向机械师伸出两个指头做成“V”形。这是胜利的表示，每次飞行前他都要做这种手势，只是今天却有另一种含义。
那含义是无人理解的。
飞机在跑道上疾驰，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拉杆，机头仰起，离地!飞机像箭一样地射向蓝天。
他舒了一口气，但心里一点也不轻松。他知道，即使到了空中，飞向大陆也非常不容易。台湾雷达的涵盖面很广，飞机一旦偏离航线，马上就会被发觉。更由于自六十年代以来，国民党空军不断进行反劫机、反起义的演练，空中防范极严。前不久，两架飞机在海峡上空训练时，误入大陆龙田一带，战管部队即急令在空训练的三大队四架F─104进行拦截，并监护那两架飞机回场落地。现在远不能说大功告成。
大地离他越来越远。他向机外望去。新建的号称亚洲最大的中正国际机场一览无余。那座呈反圆拱形、两翼飞起的候机大厅前，一条高速公路通向台北。他努力睁大眼睛向那里望去。台北被一层雾状的东西笼罩着，什么也看不见。桃园的天气异常晴朗，台北上空却有许多浮云。
做出出走的决定时，他曾下了那样大的决心使自己忘掉家庭，忘掉亲人，特别是忘掉极其疼爱他的妈妈。思想上经过剧烈斗争，他是胜利了。但是现在，在他的计划刚开始实施的时候，他心头竟猛然涌上几许惆怅!
他望着台北上空的白云，突然想：在那一片三角形的白云下，也许就是我的家？耳边响起妈妈的声音：
“植儿，妈已经把莲子和白木耳用冰糖熬好，放在冰箱里了。我去拿!”
几乎每次回家，妈妈都会这样对他说。那是他最欢喜吃的东西。
今后，他一定听不到这样的话了。
妈妈年事已高，此一去也就是永诀了。他鼻子一阵发酸，眼睛里突然溢满泪水。
飞机向北飞去。片刻后，机身下已是一片碧绿的汪洋。台湾渐渐从视线中隐去。他向那黛色的岛──他出生并生活了二十九年的地方──投去深情的一瞥，然后开始全神贯注地操纵飞机。
过了十分钟，他们来到了预定的空靶区。这里靠近台湾海峡中线，离台湾约八十公里。他忖道：现在不走，更待何时？他紧咬住嘴唇。
“航向左，”许在后舱告诉他，“我们现在在空靶区。”
“知道了。拉上暗舱盖，开始做仪表飞行。”
“明白。”
后座的暗舱罩拉上后，许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死死盯住仪表。
“先做低空雷达测试科目，”他对许说，“我准备翻斤斗，注意高度。”
“是!”
他首先将机外无线电切断，然后一个斤斗从五千米的高空翻下来，直到二十米左右时才重新拉平。
这是超低空了。他清楚，现在飞机已经从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战管部队中，准会骚动顿起!
他推头，加速，直奔大陆而来!
五联队担负的是攻击福州机场的任务，平时经常研究该机场的资料，对它自然十分熟悉。他按照平日模拟训练的航路，贴着海面飞向福州。
前面是东营岛。“左转，坡度40。”
他默默道。紧接着又看到一个小岛。“右转，288度。”再向前看，那是什么？闽江口!他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一点不错，完全与平时模拟训练的一样准确!
他顺着闽江口超低空进入大陆，首先找福州机场。按训练教材上讲：在闽江上空飞行，看见乌龙江大桥即做转弯，便可对正福州机场。可如今江面上并无铁桥的影子。
他的紧张的心情丝毫也没减轻，因为现在并不能说完全脱离了险境，台湾的飞机每时每刻都可能追来。不，不光是飞机，还有飞弹。他记起空总一个长官的话：
“即使降落到龙田机场，我们也可以用飞弹把飞机炸毁!”
不一会儿，他看见了平潭。又飞了几分钟，他判断到了龙田附近。他左顾右盼，没看见机场。他也不打算降落在这里──离台湾太近了。继续飞!
“教官，”许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这会儿我们到哪里了？”
他没有回签。他已经无法回答了。他看见了铁桥。乌龙江大桥!这意味着，福州机场近在咫尺!
现在该把一切向许挑明了。他命令：
“打开暗舱罩。”
一声惊呼：
“教官，现在在大陆!”
“对。”
“我们赶紧左转，九十度。回去。”
“我不回去了。”
“什么？”
一阵沉默后，他说：
“我就是要到这里来的，你怎么办？”
老实的许没吱声，过片刻才嗫嚅道：
“我要回台湾。”
他皱起了眉头。怎么办？他陷入思索。许是个老实巴焦的人，平时对自己言听计从，岂料到今天他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带他一起降落？不行，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呢？我应当尊重他个人的意愿和权力，岂能因为他是个老实人便迫使他干违心的事？可是，送他回去，那无疑将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从雷达上消失已有四十多分钟了，他们一定在寻找自己，甚至可能已派战斗机前来。
究竟如何是好？在短暂的几秒钟内，他内心翻了好几个个儿，终于拿定主意：纵然冒天大的风险，也要先把许送回去。我绝不能干不光彩的事情，叫别人捣着脊梁骨说话!
他说：“好，我送你回去。”
“回台湾？”
“不，回台湾办不到了，我送你到东引③。”耳机里沉默了。许在想什么？
这时飞机已经来到福州机场上空。本来，他打算一到机场上空就按照“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通告”中规定的那样去做：摇晃机翼，减低速度，放下起落架。但现在不能这样做了。他低空穿场而过。飞机掀起的冲击波把树梢吹得死命摇晃。
黄植诚沿着闽江口飞出大陆，把飞机拉升。大海一望无际，波平如镜。几个白色的小岛象珍珠一样嵌在镜中。他仔细搜索四周，一旦发现寻找他的飞机，他就要先敌开火。他是下决心不回去了，哪怕是一死!
九点十二分，他飞到东引岛以西两公里的海面上。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他对许说，“你跳伞吧，东引的人会发现你的。”
“明白，教官。”
“跳伞!”
一声轰响，飞机象打摆子一样剧烈摇晃了几下，就又恢复原状。他并不急于离去，在空中盘旋。他要等看到许的降落伞张开后再走。
东引岛上的守军一定发现了他。寻找他的飞机或许很快就会赶到这里。再不走，也许就永远走不了了。但他仍在盘旋。
一顶五彩降落伞在空中出现，向东引岛冉冉飘去。他深深地望着它。
“他是要回台湾的，”他想，“他可以见到我妈妈。”
但他马上不让自己想下去了，掉转机头，重新飞向大陆。
这一回，他没费多大气力就找到了福州机场。他按照“通告”中规定的程序做了一遍，然后开始着陆。300米，200米，100米……接地!
成功了。
飞机缓缓地在滑行道一端停了下来。他打开座舱盖，摘下氧气面罩。他看表，九时二十八分。从起飞到现在，一共六十六分钟，却象过了整整一年。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久病方愈的人。全身没有一丝力气了。此刻，他的心情复杂难言。不知为什么，他眼前老晃动着妈妈那颗白发苍然的头颅。他坐着，无言。太阳在空中窥着他。他抬起头。直到现在，他才发现今天的太阳是那么娇艳。
许多人向飞机跑来。他缓缓从座舱里站起。人们跑近以后，首先看到的是这个穿着橘黄色飞行服的人脸上那两道晶亮的泪痕。
二
八月十二日 星期三
上午十时
福建军民今天举行大会，热烈欢迎黄植诚驾机起义归来。
福州部队司令员杨成武宣布，为表彰黄植诚的爱国正义行动，特奖给人民币六十五万元。
福州部队空军政委宣读了人民解放军空军批准黄植诚入伍的通知，并发了军装。
身着人民解放军军服的黄植诚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
他向全场行了一个还带有美式痕迹的军礼。
他为什么要回归？事情还得从三个月前说起。
三
五月三日 星期日
夜间十点半左右
“香格里拉”酒吧里人头济济。昏蒙蒙的不断转换着颜色的灯光使这里的气氛显得约略有些沉抑。号称“台湾性感小猫”的歌星茜茜拿着麦克风在唱一首哀伤的歌。前不久她指控台北看守所的几个人轮暴她，对方否认，说是“仙人跳”，闹得满城风雨。男朋友也弃她而去。现在她微摇着身子，凄婉的歌声抓人心魄。细细看，她美丽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是歌感动了自己，还是想起了那件伤心事？
三、四个女侍应生忙碌着。当她们微笑着从里面走出来，最纟注目的是腰间那雪白的小围裙和几乎是透明的上衣。当她们转身走回去时，你的眼睛会吃惊地睁大：脊背完全是裸露的，原来是“露背装”!
如今酒吧的女侍应生穿戴越来越少了。这主要是受日本的影响。从去年开始，日本国内的“无上装酒吧”、“无下装酒吧”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台湾当然还没有达到日本那种程度，但哪个酒吧老板不知道女孩子的胴体比佳肴和美酒更有吸引力？让她们尽可能地穿少一些!
许多客人的眼睛不盯着酒菜而盯着女侍应生们。她们端酒送菜时，有人趁机抓她们的手或在大腿上偷偷拧一把。她们一点也不生气，只是脸色微红，嫣然一笑，轻盈地去了。
一个侍应生端着一盘北海鳕鱼来到最西头的桌旁。这里坐着两个日本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用中国话问道：
“这鱼可好吃？”
“好吃。”
“你更好吃，小姐。”镜片后面，一双满是醉意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女侍应生。
他用筷子夹起一块鱼伸向侍应生。
“你吃。”
“谢谢先生，我不吃。”
他突然以一个猛烈的动作把侍应生拉到怀里，使她坐在自己腿上。
“你吃，你吃!”
“不，先生。”
“好，你不吃我吃!”
他在侍应生的脸上亲了一大口。
女侍应生满脸通红，挣扎着站起来，依然微笑着，但已不大自然。顾客便是神仙，哪里得罪得起，何况外国人!
有人把酒杯重重地搁在桌上。
人们的目光投向传来声音的地方。
那是个穿着藏青色西服的青年人，一人独坐在靠落地窗的方桌旁。他把脸转向窗外。
茜茜开始唱另一首歌。才唱了一半，那个戴眼镜的日本人高叫：
“唱《四季歌》!日本的《四季歌》!”
茜茜停下来，神情茫然。
“唱呀，唱!我给钱，给很多钱!”日本人挥着手。
穿藏青色西装的青年用沉沉的目光望着日本人，嘴紧抿着，变成一道细缝。
茜茜开始唱《四季歌》。
日本人仰脖痛饮，大声道：
“好!好!”
这酒吧仿佛是他的家。
十多分钟后，那个穿藏青色西装的青年突然拉住从他身边走过的一个侍应生，道：
“小姐，您看!”
侍应生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顿感哭笑不得。
戴眼镜的日本人现在光着两脚，用手不停地抠脚指头。间或还在脚趾缝间熟练地搓抹，将污垢弹在地上。
青年人愤愤地道：
“成何体统!”
近十年来，台湾经济起飞，一般的生活水平确是提高了，在亚洲也算步入了“先进”的行列吧。“先进”就要有“先进”的模样，当局开始推广“新社会运动”，曾明确规定在公共场合不准打赤膊和光脚。
“小姐，请你过去告诉那人，把鞋子穿起来。”青年人说。
侍应生面露难色。
“我不好讲的。他是外国人。”
“外国人？外国人怎么啦？”
侍应生绞着双手没说话。
“去，叫他把鞋穿上!”青年人的话中有一道冷飕飕的锋口。
“我不敢。”
青年人突然被激怒了。声音提高了许多：
“你敢做什么？……你不敢，我去!”
“不，先生您别去，别去。”
“为什么？”
“他是外国人。”
青年的脸变白了。
“外国人不是人？比中国人多个鼻子？多条胳膊？”
“先生，”侍应生用哀求般的声音道，“得罪了外国人，老板要怪罪我们的。”
“没你的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走到戴眼镜的日本人面前站住了。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再加上那一副冷峻的神情，站在那里确有一种逼人之感。
“请您把鞋子穿上!”
日本人笑了：
“我觉得这样挺舒服。”
“在台湾这样是不允许的。”青年尽可能用平静的声音说。
“我是日本人。”
“可你现在在台湾!”
日本人耸了耸肩，嘴角露出一缕鄙夷的笑，转过身去。
“你把鞋穿上!”青年人大喝一声，象平地响起一个炸雷，人们被吓了一跳。
日本人站起来。他比那青年足足高出半头。
“你想干什么？”
四只眼睛怒视着。
有人嘀咕：
“这人也真是，竟管到老外头上来了。连政府都不敢管老外，何况你!”
人们纷纷拢来。茜茜不唱了，也走过来，对那青年说：
“先生，别惹他们，只当没看见算了。”
“可我看见了!”
茜茜哼了一声：
“你能惹起他们？”
青年人狠狠瞪了茜茜一眼：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一边去!”他转向日本人。“再说一遍，穿上!”
“不!”
“那就请你出去!”
“滚开!别缠着我!”日本人说着，一个巴掌过来。
青年人向后一闪。
“你要做什么？”
“揍你!”
话音未落，日本人的脸上挨了重重一击。他鸣咽着捂住面孔，眼镜掉在地上。紧接着头上又挨了一拳。他倒下了。
酒吧里一片混乱。
另一个日本人站起来。青年人用冷然的目光注视着他，双拳紧握。日本人没敢过来。
地上的日本人扶着桌子想站起来。
“出去!”青年人说。
“不!”
又是一拳!这一拳好重啊。人倒了，桌子也倒了，酒杯、菜盘哗啦啦地落下来。
酒吧里更乱。许多人走了。
青年人揪住日本人的衣领，把他向外拖去。那情形象拖一条死狗。
酒吧老板从里面跑出来。
“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女侍应生说：
“打人了。”
“谁打人了？”
正好这时那个青年走进来，脸上冷得没一点表情，一绺长发贴在额前。
“就是他!”女侍应生道。
快拔一一O报警!”老板吩咐，边冲过去抓住那青年的胳膊，怕他跑了。
青年甩开老板的手，说：
“去报警吧!我在这儿呆着一动也不动!”
一字一顿，掷地有声。
他缓缓落座，对侍应生说：
“端酒来。要拿破仑酒!”
酒端来后，他独斟独饮，旁若无人。
依然是众目睽睽，不过许多人的目光换成钦佩的了。
茜茜轻飘飘地走来。
“先生，您点个歌，我为你唱。”
青年正色道：
“你名声不好，我不点你的歌。”
茜茜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儿。
三十分钟过去了，仍不见警方人来。青年看了下表，站起来。
“他们还不来，我没时间等了。”
老板急忙道：
“你不能走!”
“怕什么？”青年冷笑一声。“我把证件给你看，记下我的名字好了。”
他把一个小蓝本扔在桌上。
老板打开，一行字映入眼帘：
“空军五联队督察室飞行考核官黄植诚(少校)。”
他正要离开酒吧，警察赶到了。
他随他们去了。
此事他虽然有理，但仍被判罚款。他据理力争，无济于事。
最后他只得掏出钱来愤愤地掷在桌上。
午夜一点，他从北市警署的大门里走出来。
夜色苍然。月亮和星星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天边隐雷沉沉，似要下雨。大街上阒无人迹。
他忽然发出一阵大笑，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
警署哨兵诧异地问：
“你笑什么？”
“你管不着!”
他扬长而去。
四
五月四日 星期一
凌晨六时许
大雨滂沱。
灰色的云，灰色的天，远处阳明山也是灰蒙蒙的。雨丝水柱仿佛把天上的云朵扯了下来，有些摩天楼都看不见顶了。
士林警察分驻所警长裹着雨衣在街头踽踽独行。后半夜该他值星。
天色冥暗。虽是凌晨，却似黄昏。
他小声嘟囔，大约是在抱怨自个人运气不佳，偏在这样的雨天值星。
也许，他脑子里忽然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下雨天，他钻进被窝，心头荡漾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雨天睡觉最舒服。
现在他却孤零零地走在雨中。
突然，他发现前方约百米处站着一个人。
那是街心“绿三角”④，四周空荡荡的。
警长有些纳闷：什么人？为什么一个人站在大雨中，他走过去。
人们常用“落汤鸡”形容雨中的人，那人就是这样。他没打伞，也没穿雨衣。雨水猛浇着他。一身藏青色的西装湿透了，紧贴着肉，显出身体清晰的粗犷的线条。
“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干什么？”
那人抬起脸。一张苍白的面孔。眼睛虽被雨水冲刷却仍睁得很大，显得炯然有神。
“你在干什么？”那人反问，“找东西吗？”
警长愕然。
“找东西？什么东西？”
“你没丢东西吗？”那人的声调有些不耐烦。
“没有。”
那人把脸转向一边不睬他了。
警长越发好奇，决心弄个明白。
“这样大的雨，你站在这儿做什么呢？”
那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金灿灿的手表，但很快又放进去。
“我在这里捡的。谁丢失的，一定非常着急，会寻来的，我在这儿等。
说话时他用的是淡淡的口吻。
“什么表？”警长脱口问道。
“你又没有丢，问它做什么？”
“什么时候捡到的？”
“一点左右。”
警长显然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人捡着东西不要，没有任何雨具，竟然在雨中站了这么长时间!就为了还别人的东西。
从他那欲言又止的神态中，可以看出他还有一些问题想问，然而终于没有提出来。他抬头看见街心的“太阳灯”，灯光把这儿照得亮如白昼。他无语地望着那人。
那人望着灰色的天幕。
警长说：
“呆在个能避雨的地方不好吗？”
那人说：
“人家在哪儿丢了东西，就会到哪儿来找的。”
警长又问：
“交到警署不也一样吗？”
那人用冰冷的声音说：
“我不愿意同警署打交道。”
警长摆了摆头，迟疑了一下，走了，走了十几步后又回过头来。那人还在原地伫立。大雨如注，地上溅起密密的水花，宛如薄雾一般。
八点，一个中年妇女走进士林警察分驻所，递给值班员一块金表，说是捡来的。值班员进行例行的登记。
“你什么时候捡的？”
“不是我捡的。”
“那么是谁？”
“我弟弟。”
“他的工作地点、姓名？”
“他在桃园机场做事，叫黄植诚。”
事情并没完。
一小时后，金表的主人就找到了。好快!原来昨天那人家里遭窃，金表是失物之一，早已在警署备案。警署把金表还给那人后，他决不相信是捡来的，定要见捡表的人。于是警署马上打电话给黄植诚，要求说明情况。
黄植诚勃然大怒：
“我好心好意把捡到的东西还给他，他怎会产生这种混蛋念头!他在不在？让他过来接电话!他敢不敢？”
对方说：
“您还是来一趟好。”
“不!我不去!”
他把话筒重重地放在叉簧上。
他在电话机旁站立良久，脸色象纸一样白。
“竟有这样的人!”他讷讷道。
五
五月七日 星期四
上午十时许
今天是“莒光日”⑤。
联队康乐中心的小礼堂里，百余名飞行员整齐地坐着，一个个挺胸抬头，腰板也伸得直直的。那精神面貌与平日很不一样呢。
军界，最令大家头痛的就是“莒光日”了。只要踏进军队的门，每个星期都得坐一天冷板凳。教育内容又那样枯燥乏味，总不外是“国父言论”、“领袖思想”、“为什么要光复大陆”之类。年复一年，耳朵都磨出茧子了。近年来虽然在形式上有所改进，如大量地安装录像机和闭路电视，但内容依然如旧!有人称“莒光日”为“瞌睡日”，这话不差。
今天不同往日。联队邀请一位中将来作报告。此人曾参加过金门古宁头大战，联队要求飞行员们认真听讲。
将军把当年古宁头大战的情形娓娓道来，其实都是大家听厌了的东西。休息后，他开始讲自己对“领袖言行”的理解。
领袖已经作古，谈他的东西要为今人服务。联队请将军针对当前部队中普遍存在的士气问题多讲几句。他这样做了。末了，他说：
“先总统蒋公教导我们：‘毋忘在莒’。我们一定不能忘反攻大陆和统一中国的使命。统一中国靠什么？靠老美行吗？靠谈判行吗？不行!还得靠武力，靠六十万国军!靠你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他顿了顿。“你们这一代人多有福啊!我们当兵时吃的那些苦，你们连想也想不到。我们是穿着粗布衣、穿着草鞋为你们打天下的。现在情形不同了，你们低头看看，哪个不穿着铮亮的皮鞋!”他有些激动。“可是，有些青年同志一点也不惜得这好日子是来之不易的，沉缅于奢侈生活中，追求享受，哪还记得‘毋忘在莒’!”他环顾四周，“我也想对今天在座的青年同志提点意见。你们都是军人，可脑子里有没有不纯正的东西呢？你们看，有的同志留了那样长的头发，难道忘了‘不掩脖，不遮耳’的规定吗？蒋总统经国先生对空军期望最深，勉励你们要‘打第一仗，立第一功’。你们要保持最旺盛的士气。一举一动要象打胜仗的样子……”
“报告!”一个声音从下面传来。
将军定眼一望，见坐在第一排的一个佩戴少校军衔的青年举着手。
“可以。”将军颔首。
那青年站起来。
“我是五联队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您刚才的话中，有两点我不同意。”
四座骚动。
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断一个将军的讲话，已是十分不恭，更何况他是对将军的话提出相反意见!
督察室主任皱起眉头，但无可奈何。谁也没有规定不许提问呀。他清楚，在联队所有的飞行军官中，只有黄植诚一个人能做出这样的举动。他有思想，而且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既已站了起来，再阻止他也是枉然。
将军愕然。
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青年人那长长的头发，不由忖道：是我刚才的话触怒了他？
的确，黄植诚脸上布着阴霾。
将军终于开口：
“请讲。”
“第一，”黄植诚说，“关于中国统一，您的说法与政府不同。政府早就不提武力反攻大陆了，因为那是不现实的，只讲‘精神反攻’和‘文化反攻’，最近又讲‘以三民主义进行统一’。”
将军一惊。这话不错。刚才自己由于心情激动，说走板了。但他一时下不了台，说：
“有些话，在军中说说总可以嘛。”
“不现实的话最好不说。”
“什么不现实？”将军有些愠怒。
“您刚才的话就不现实!”
众人面面相觑。黄植诚这人真是大胆的可以!台上是谁？是个中将啊。
“你……”
“还有，”黄植诚说，“难道头发留长一点就是士气不旺的标志吗？就非得打败仗吗？”
有人笑了。
“现在社会前进了，生活水来提高了，光对我们讲过去穿草鞋、穿粗布衣的事，有什么用处？老拿过去与今天比，有什么意义？您应当讲些大家爱听的东西。完了，可以坐下么？”
小礼堂一片死寂。
将军面色发白，恶狠狠地盯住黄植诚。这太令他难堪了。他万没料到一个小小的少校竟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自己的台，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一股火窜上脑门，他忘记了一切，冲着黄植诚说：
“你提这些问题不奇怪，因为我看得出来，你就是个打败仗的料儿!”
黄植诚笑道：
“何以见得？”
“瞧你那模样!”
“这模样怎么着？你们穿着草鞋，穿着粗布衣，还不是老吃败仗？‘闻风八十里，枪响一百一。’这话是对谁说的？对我们？除了古宁头之外，你们哪一仗打胜了？”
“胡说!”将军勃然大怒。
“是实话!”
督察室主任喝道：
“黄植诚，坐下!”
黄植诚动也不动，依旧一瞬不瞬地注视着将军，目色沉沉。
他就是这样的人：有什么话都敢讲。只要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便会坚持到底。
类似的事不是第一次了。
刚进空军官校时，每个新学员都发了一本由当时的总政战部主任编纂的“国军”战史，校方要求他们认真阅读。
某日政治课，教官给学员做这本书的辅导。正讲着，黄植诚举起手来。
“教官，这本书写得不真实。”
教官愣了一下。好大的口气!是哪个？
“胡说!你知道这书是谁写的？”
“知道，可是我不管。”黄植诚一脸倔强神色。“它就是不真实。”
“胡说!哪里不真实？”
“书上讲到历次剿共战斗都消灭了大量敌人。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如果按照它上面所说的数字，从民国十六年到三十八年，一共消灭共军四亿多。共军哪会有那样多？莫非中国老百姓都当共军了？”
教官暗暗吃惊，他没有料到这个青年如此认真心细，他甚至可能是对的，但作为一个教官的尊严本能地驱使他喝道：“住嘴!”
“我没错，为什么要住嘴？”
“我要你住嘴!”
“教官，您自己可以算算嘛!”
“放肆!”
黄植诚倔强地大声喊道：
“教官，你算算!”
教官的脸涨紫了。
“黄植诚，我命令你，起立!”他吼道。
黄植诚站起来。军人嘛，服从命令是天职。
“向右转!目标，教室门口，开步走!”
中午，黄植诚被剃了光头──这是空军官校对犯错误学生的惩罚措施。进餐厅时一律脱帽，谁犯了错误，一目了然。
官校是学长制，二年级管一年级，三年级管二年级和一年级，以此类推，要求极其严格。黄植诚甫入官校，而官校第一年被称作“地狱年”。这天开午饭时，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三年级学生拦住了黄植诚。
“你犯了什么错误？”
“我什么错误也没犯。”
“为什么被剃了头？”
“不知道。”
三年级学生向别人问明原因后，发起脾气。
“认错!否则今天吃饭也得挨罚!”
黄植诚冷然道：
“我没错，认什么？”
“嘴硬!今天叫他站在桌上吃饭!”
这也是惩罚措施之一。
就这样，在千把人的食堂里，黄植诚站到了桌上。那情形象平地上突然冒出一株树。数不清的目光投向他。他毫不在意，举目四瞩，仿佛周围是一片旷野。同学把饭盒递给他，他大口大口地吃。那一顿他一点没少吃。
饭后，三年级学生问他：
“认错不认？”
“不认!”
“混蛋!再罚他!到厕所里去做俯卧撑!”
他去了。
半小时后，那些人涌入厕所。
“认错!”
他伏在地上，仰起脸。汗珠凝聚在鼻尖。
“不!”
三年级学生暴怒了，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硬的低年级学生呢。
“用最后的惩罚手段!到操场去!这一回不怕他不认错。”
这最后的惩罚手段听起来都令人颤栗呢：中午，烈日当头，犯错误的学生全副武装，外面再裹一件雨衣，背着枪站在个盛水的脸盆里。脸盆是很小的，根本动弹不得。
黄植诚来到操场。
夏日骄阳如火。地上升腾着袅袅的烟气。冈山有名的蝉儿都不叫了。黄植诚就像方才说的那样站着。
当脸盆里的水变得烫人的时候，三年级学生们来了。
“这下尝够苦头了？认错吧。”
钢盔下，一张惨白的、湿浸浸的面庞上依然是刚毅的神色。
“不!”从满是水泡里的嘴唇里吐出这个字，铮铮有力。
惩罚者们大惊失色。
报告会结束后，黄植诚被副联队长叫去。
“太不象话了!你怎么能当着这样多人的面冲撞中将？”
黄植诚道：
“怎么叫冲撞？他讲的不对嘛。”
“那你也应当讲个场合!他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黄植诚哼了一声：
“他就是天王老子，说错了我也敢讲!”
“黄植诚，你太无法无天了!”
“您看看，老天没掉下来，我的头发一根也没少。”
“深刻反省!否则停你的飞!”
“停飞？那我看您的考核任务指标怎样完成。”
副联队长怔住了。这话有道理。在联队几个考核官当中，黄的技术最好，号称“大拿”。空总最近下达的考核指标很高，他若不飞，任务真的无法完成。
“禁足⑥!”副联队长叫道。
六
五月八日 星期五
下午五点
禁闭室。
黄植诚一动不动地站在屋中，像一尊雕塑。
墙角有一张床，床上的铺盖很不干净。他进来已有两个小时，挨都没挨它一下。
他是个非常爱清洁的人。
他踱到窗前，举目远眺。
微风拂过。窗台上的尘土飘到了他脸上和衣服上。头发也乱了。他仔细地把衣上的灰尘弹去。
他敲门。
“什么事？”卫兵问。
“去把我的镜子拿来!”
不一会儿，镜子拿来了。他揽镜自照，用手绢擦去脸上的灰尘，随即又把头发抚弄得整整齐齐。
他很爱打扮，穿着上亦十分讲究。联队里的同事们很少看到他有衣冠不整的时候。周末进城前，没有几十分钟的梳洗和打扮时间，他是走不得了的。
早在五十年代，国民党空军就规定飞行人员一律不得留长发。近年来，由于社会的冲击，除空军官校外，不执行规定的现象愈来愈普遍。黄植诚的头发总是很长。
有人劝他：
“植诚，你的头发老那样长，小心挨克。”
他不以为然：
“有多长？既不掩脖，又不遮耳，谁能克我？”
还有人说：
“有人向上面反映你太爱打扮，每个礼拜天都要穿新衣服。你要注意呢。”
“怎么个注意法？”
“改一改嘛。”
“这又不是缺点，有啥好改的？”
“在军中，应当随大流才好……”
“不!”他说，“我不改!我是我，我就是我!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为什么要故作姿态？”
劝他的人报以苦笑。
他继续说：
“我讨厌假装!人生一世，不做自己，难道做别人？谁愿意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好了!”他把手用力向下一劈。
禁闭室门开了，一个军官走进来，手里拿着一迭纸。
黄植诚看清来人是联队政战部的一个军官，闭起眼睛。
那人是来让他写悔过书的。
那人连唤他三遍，他像个哑巴似地一声不吭。
那人提高了嗓门：
“我在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他睁开眼，爱理不睬地：
“跟你们有什么可说的？你到全联队问问，我黄植诚什么时候同你们这些吃政治饭的人搭过腔？”
在空军中，搞技术的人一向瞧不起政战人员，觉得他们吃饱饭成天不干事，光知道整人和打小报告，双方成见甚深。黄植诚更是如此。
“好，你不写，我去向主任汇报。”
政战官走了。
黄植诚望着他的背影大笑。
夜。月光如水。卫兵在禁闭室外踯躅。
十一点了，他困得呵欠连声。他打开门上的小窗向里望望，兀自吃了一惊。
黄植诚站在屋中央。
一缕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棂照在他脸上，使他的面庞变得象石头一样。唯一能证明这是一张有生命的面孔的是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
卫兵问：
“喂，你为什么不到床上去睡？”
“床太脏。”黄植诚道。
“坐坐总可以吧。”
他站着，没有回答。
“你就这样站一夜吗？”
“嗯。”
卫兵摇头，不大相信这话。
随即他下岗了。
次日他值头一班，拂晓上岗。
他打开门上的小窗，又楞住了。
黄植诚依旧站在那里。
七
五月九日 星期六
上午八时半
昨天来过的那个政战官又拿着纸笔走进来。他也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呀。
他费了半个小时的口舌，黄植诚竟一言不发。
他好恼，但不敢在黄植诚面前发火。
“没见过你这种人!”他转身走了。
“没见过就让你见见!”
政战官走到门口停住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来。
“你的信。督察室叫我带来的。”
黄植诚伸手去取。
那人在黄的手就要触到信的时候，突然把信掷在地上。
他在报复。他拉开门要走。
一声怒喝：
“转来!”窄小的禁闭室仿佛被震动了。
黄植诚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
“捡起来!”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政战官的手仍未离开门把。
黄植诚说：
“你走，你走。你以为我永远出不了这个门了？”
空气紧张得仿佛划一根火柴就能燃着。
“捡起来!”
政战官的手离开了门把。
“捡起来!”
一声比一声高，饱含威棱。
政战官缓缓俯身，捡起信递给黄植诚。他马上感到屈辱，但来不及了。
黄植诚心里得到了满足，想笑，终于忍住。
还有谁的自尊心比他更强？
在这一点上，孩提时他便与众不同。
他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可是谁也不能欺负他。这一方面是因为母亲的疼爱(他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另一方面因为他的个性和自尊心极强的缘故。
六岁那年，他上国小了。妈妈送他到学校，对老师说：
“今后要老师您多费心了。这孩子是我们家的老么……”
话未完，黄植诚叫起来：
“我不叫老么，我叫黄植诚!”
老师手扶眼镜框细细把他端详。这是怎样一个有性格的孩子啊!
上六年级时，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游泳。学校有一个不大的游泳池，一次只能让一个班的学生去游。
一池碧波，清澈见底。会游泳的同学们迫不及待地跳下去。因为是上课，不会游的同学也换了泳装，在浅水里学。
男生大部分会游，女生相反。黄植诚是少数几个不会游的男生之一。他生来怕水。
浅水里几乎全是长头发的姑娘，他在那里真不自在。几分钟后，他爬上来。
有些同学游得真好，到了水里就像鱼儿一样灵巧。他坐在池边望着，一丝嫉意掠过心头。
“我怎么就不会游呢？”
他不想看下去，顾盼四处。那边有一间小屋，是控制放水的地方，他不止一次到那里玩耍过。他想到那边去藏起来。
突然有人在背后猛搡一把，他落进池中。
尽管这边是浅水，一种本能还是使得他拼命挣扎了一阵，甚至呛了口水，怎么爬上来的，他不晓得了。那模样一准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他是怎样恼怒啊!四下望望，哪还有推他的那人的影子!
笑声。
“真没出息!”一个同学说，“掉到浅水里还吓成那样!”
“黄植诚，”另一个同学叫他，“下来吧，多自在啊!瞧，岸上就只有你一个男的。”
又一个声音：
“来，咱们一起叫：‘旱鸭子，快下来!’”
他们叫了，他们又笑。
黄植诚紧咬着嘴唇。
老师走过来说：
“同学们，你们这样做不好。”
黄植诚突然觉得鼻子发酸。他想哭。
他一骨碌爬起来向那间小屋跑去。
“他吓跑喽!”同学们叫道。
他冲进小屋，使劲把门关上。
游泳池里的同学们继续嘻闹，哪把这事再放在心上!
过了片刻，有人惊呼：
“水少啦!”
众人凝目。可不，水从兰色的标线上往下落了一大截!
“怎么回事？”
水继续下落。
突然有人明白了：
“是黄植诚!他在放水!”
许多人向小屋跑去。
门被反锁了，推不开。
“黄植诚，你干什么？”大家纷纷问。
无回答。
池里的水愈来愈少。
老师个子大，踮起脚从窗户上向里望去。黄植诚正用双手扳着闸把，小嘴抿得紧紧的，脸上有一种仇恨的表情。
“植诚，不要乱来!”老师说，“快放开闸把!”
“不!”
游泳池本不大，不一会儿，水全放光了。大家目瞪口呆地望着空空的池子，有人联想到一座林木茂密的山突然间变秃了的情形。
众人面面相觑，彼此觉得双方穿着泳装显得滑稽可笑。那当然，穿泳装就得呆在有水的地方，不然你上大街试试？
小屋的门开了，黄植诚走出来。门口的那些人不由自主的向两旁分开。一分钟前还是你叫我喊，现在突然静得令人难以想象。
刚才羞辱黄植诚的几个男生站在池边，神情尴尬。黄植诚向他们投去冷冷的一瞥，那眼神仿佛在说：我叫你们自在!
不出一个星期，他学会了游泳。
他看看信封，心跳蓦地加快了。
“是她来的。”
他正要拆信，门开了，联队值星官走进来对他说：
“到时间了，出去吧。”
全联队正在康乐中心开大会，宣布本联队选出的“国军英雄”、“修护补给楷模”和“敬军模范”(最后由国防部统一衡量批准)。他站在门外听。
他明知自己与这些东西无缘，但总想知道有谁。
当政战部主任念到一个名字时，他突然觉得自己象吃下一只苍蝇。
是那个被自己奚落过的小白脸政战官。
他咬咬牙。
后面好几个名字没听清楚。
宣布完后，联队长对本周工作进行小结。他指名道姓地狠狠批评黄植诚。
黄植诚本来对联队长是比较敬重的，现在突然有些恨他。
“我又没错，你当着这样多人的面跟我过不去!”
他猛地转身走了。
八
同日 十二时
他躺在床上，双眼茫然地睁着，凝注天花板。
忽然他想起口袋里的信，连忙取出。
信极短。
植诚：
来信收到。实在抱歉，我叔叔自美回国省亲，星期天要带我到剑潭去玩。我本不愿去，但他老远归来，怎能扫他的兴？我们只好又牺牲一个礼拜天了。希你能原谅。
凤
黄植诚忽然感到烦躁。
“是我重要，还是你叔叔重要？”
他把信揉成一团，道：
“已经是第三个礼拜天了，她总有别的事情!”
他将信掷在床上，忽又感到不妥，拾起来重新展平。再读一遍，叹了口气：
“我真猜不透她心里是怎样想的。”
他决定给她打个电话。
电话拨通后，他说：
“请杨凤小姐听电话。”
对方是一个男人。
“你是谁？”
“我是黄植诚。”
送话器里有些嘈杂。他隐约听见有个女子的笑声。那银铃般的、持续时间特长的、使人觉得约略有些放荡的笑声是他所熟悉的。
片刻，对方说：
“她不在。”
“什么？我听见……”
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他觉得自己仿佛看见了那一边的情景：接电话的人捂着送话器问杨凤，后者憋住笑使劲摆手。她在，这不会错。飞行员的耳朵岂是随便能欺骗的？
再拨，占线。
易怒的他狠狠把话筒掼在叉簧上。
“我去找她!”
台湾实行五天半工作制，星期六吃过午饭便没事了。他驾着自己那辆“菲亚特”向台北驰去。
约莫一小时后，他来到了杨凤家所在的巷子外。在她家那扇红色的大门旁停着一辆崭新的轿车。
黄植诚正要下车，忽然又不动了。
门开了，杨凤和一个青年男子走出来，坐进那辆轿车。
他没见过那人。
“这人莫非是她叔叔？”
现在该怎么办？他费踌躇。
轿车开过来了。他忽然觉得那人不像杨凤的叔叔──太年青了。
轿车从一旁驰过。虽然只是一霎间，他依然看清了杨凤脸上那迷人的笑。他恍惚感到这种笑不像是侄女对叔叔能做出来的。
跟着她吗？凭什么？即使那人不是她叔叔，又能怎么样？要知道，她与自己的关系并未超越朋友的界限啊。
他很喜欢她。可是对方的态度怎样，他不得而知。从前一阶段交往的情形看，他仿佛有意于自己。近一个月来，情况不那么好了。
他枯坐良久，最后重重叹了口气，驱车回家。
九
同日 下午六时半
离家门还有一百多米，他看见了妈妈。像往常一样，妈妈站在门口等他。暮色苍茫，使妈妈那本来就十分瘦小的身子显得愈加瘦小。灰色的烟流中，可见妈妈头上白发飘动。这一幅情景他好熟悉。从幼稚园、国小、国中到现在，只要他回家，首先看到的必定是这幅情景。
妈妈最疼爱他。
他下了车。妈妈说：
植儿，妈已经把莲子和白木耳用冰糖熬好，放在冰箱里了。我去拿!”
他嗯了一声，走进自己房间。
桌上放着一封信。
他凝眸。他的心缩紧了。
信是她来的。
另一个“她”。
他长久地注视着信封。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现在竟感到没有勇气将它拆开。
“她会说些什么呢？”他暗自道。
他的目光突然停在信封的落款上。
冈山忠孝东路六段陈月娟缄。”
后四个字像是被水浸湿过，显得模糊。
他想到了眼泪。
直到妈妈喊他吃晚饭，他也未拆那信。
吃饭时他神情郁郁，一言不发，大家以为他病了。刚吃过饭他就回到房间里。
首先跳入眼帘的还是那封信。
他在桌前坐下，望着信封上的那个名字。今天他觉得这名字特别刺目。
他把信封翻个个儿，但名字仍在眼前晃动。
“不要想她!”
他做不到这一点。不知为什么，今天他特别做不到这一点。
往事涌上心头。
六年前的一天深夜。
在空军官校读三年级的黄植诚奉命到街上发一封紧急电报，返回时从忠孝东路经过，忽然听见右侧一条小巷里传来女人呼救声：
“有色狼!……”
他毫不犹豫地朝传来喊声的地方奔去。
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觉得自己应当成为一个英雄。也许就在今晚？
三个男子正把一个姑娘朝黑巷深处拖。
他大喝：
“住手!”
一个男的说：
“这儿没你的事，快走开，惹恼了老子，给你放血。”
他毫无害怕的感觉，倒是有点激动。是为自己将要成为英雄而激动？
“别人不敢惹你们，我偏敢!”
“你长了几个脑壳？”
“不多，一个!”
那些人撇下姑娘向他扑来，每人都挥着棒子。他大吼大叫着同他们搏斗。棒子象雨点似地打在他身上，他竟一点也不感到痛。他也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一拳把一个家伙打倒在地爬不起来。
警察及时赶到，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黄植诚受了点伤，背上和胳膊上有许多木刺，有几根特粗，断在肉里，要进医院动小手术。
姑娘来看他。
“我叫陈月娟，谢谢您。”她说。
姑娘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惊人的美丽，但仔细看时，就会发现一些不足：嘴角有点松弛；下牙床不大整齐；笑的时候只有右脸上有酒窝。然而这仍是一张美丽的面孔。
黄植诚看见姑娘穿着崭新的“迷你”型牛仔裤，项链上坠着小巧玲珑的电子表。尤为惹人注目的是手上那金灿灿的戒指。一个念头跃入脑中：“也许是富家女子。”一种对富人本能的蔑视，使他闭上双眼。
护士来说，现在要把身上的木刺取出来，先打麻药。黄植诚一口拒绝：
“不能打麻药，就这样取!”
“你会痛坏的。”
“不怕!”
“为什么不让打？”
黄植诚说，听人讲，打麻药会影响记忆力。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打。护士笑了，这是什么道理!坚持要给他打，他执意不肯。
手术开始。伤痛使他汗如雨下，可他紧咬牙关，不吭一声。护士说：
“若是痛得厉害，你就喊出声吧。”
黄植诚就是不发一声。
手术做完了，黄植诚恍惚中听见护士说：
“这人的意志真坚强，可也真固执!”
陈月娟在一旁深深注视着他。
这是他们的初识。
他住院那几天，月娟天天都来看他。
月娟并不是“富家女子”，相反，家境十分寒微，父亲是个小职员。她在高中念书。
起初，黄植诚对月娟并没有予以特别注意，但是接触几次后，他开始注意了。
那姑娘身上有许多令他喜欢的地方。
姑娘几乎每来次看黄植诚都要换一件新衣服，打扮得十分漂亮。黄植诚是希望看到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不能不问：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漂亮的新衣服呢？”停一停又说，“你家并不富有啊。”
月娟说：
“说出来你别笑话：我怕人家瞧不起我。”
这理由怪哉!黄植诚惊奇地扬起眉毛。
“为什么？”
“我家没钱。另外，我长得不好看……”姑娘垂着头说。
黄植诚觉得姑娘好坦率，好老实，虽然后一点并非事实。一般女孩子即使真的长得难看还不愿承认呢。
他说：
“不，你很漂亮!”心想，如果能更漂亮一点就好了。
的确，在台湾，没钱的人是被别人瞧不起的。
月娟上国小时，经常穿打补钉的衣服，同学们不止一次嗤笑她，使她那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她曾哭着向爸爸要新衣服。爸爸哪有？羞愧地低下头一声不吭。
有一次到儿童游艺公园去玩，管理人员就因为她穿的衣服破旧一点，差点把她撵出来。
她变得注意衣着了。
还有一个原因。心理学专家认为：一个女人假如太过于注意衣着，那就是说，她对自己的相貌和身体都不满意。月娟便是这样一种人。
她从小自卑感就很强。同学们曾因为她家穷而从种种方面取笑过她，那些话给她留下了怎样深的印象啊。她老觉得自己很卑贱，很难看。长大后，也有人说过她是漂亮的，她不信。她把自己相貌上那些微小的缺陷看得过重了。
她不爱照镜子。每照一次镜子她都免不了产生失望情绪。台湾的商店里到处是镜子，黄植诚常在镜前顾盼，月娟总是低头匆匆而过。
黄植诚叩问原因，月娟照实说了。黄植诚心中感叹：
“她太老实了。”
确实，月娟太老实了，甚至老实的让人可怜。某次，黄植诚问她：
“怎没见你穿过裙子？”
“我穿裙子不好看。”
“为什么？”
“我的腿太粗了。”这当然是她自己的看法。
后来，黄植诚带她到一个朋友家里参加舞会。那是一个盛夏的夜，所有女客都穿着裙子，独月娟例外。女主人问：
“天好热，你为什么不穿裙子？”
黄植诚想，月娟一定不会把她对我讲的那个原因说出来。
他猜错了。
“我穿裙子不好看。我的腿太粗了。”月娟说。
黄植诚无言地注视月娟，不知为什么竟有点可怜她。
月娟性情软绵，心地善良。一天，她同黄植诚到商店买东西。柜台旁十分拥挤。忽然，一个女子叫起来：
“小心扒手!”
黄植诚扭头一看，发现一个孩子的手放在月娟的皮包里。月娟叫了一声，立时有两人扭住那孩子。
“小偷，可恶!”有人喊。
“揍他!”
月娟连忙摇手：
“别打他。”
她弯下腰和蔼地问那孩子：
“你为什么要偷呀？好孩子是不会偷东西的。”
孩子低着头不作声。
“你说呀。”
“爸爸给我买钢笔的钱，我丢了。爸爸打我，不给我饭吃，不让我回家，要我把钱找回来……”孩子嗫嚅道，泪水噗簌簌落下来。
月娟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到那孩子手中。
“拿去买笔吧。”
事后，他们听说那孩子的爸爸竟是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资本家!黄植诚愤愤然道：
“有钱人真是可怕的动物!早知是这样，那些钱就不给了!”
月娟低声说：
“我会给的。孩子回不了家，好可怜。”
黄植诚半晌才说：
“你呀，心太好了。”
黄植诚觉得自己渐渐爱上这姑娘了。
而姑娘，对黄也是仰慕很久了。
于是，爱情这个曾拨动着许多青年人心弦的美好的词，也来到他们身边。
好心的姑娘把自己纯真的感情全部倾注到黄植诚身上。一个女孩子所能给予男人的东西，她全给了。
爸爸经常发现月娟的口袋里装着瓜子，有空便掏出来嗑，但并不吃，把瓤嗑出来放在纸上。真怪。爸爸问：
“你这是做什么呀？”
她笑笑，不作声。她是把瓤留给黄植诚。黄植诚很喜欢吃瓜子。
黄植诚在官校读书，手头拮据，月娟常常为他买这买那。他问：
“你哪儿来的钱？”
她笑而不语。
后来他才知道月娟是把家里每次给她的那可数的一点钱偷偷攒起来，花在他身上。
月娟高中毕业了。她的成绩在学校里是佼佼者，考大学十拿九稳。但她为了能够留在冈山照顾黄植诚，毅然放弃了升学考试。她的另一个想法是：黄植诚不久也要从官校毕业了，届时他们便珠联譬合。
她错了。
黄植诚从小便有着极高的志向。虽说空军当局非常提倡飞行员一从官校毕业就结婚，但他感到自己刚脱下“军校生”的制服，功不成，名不就，岂可就谈婚姻？当月娟提出此事时，他不假思索地拒绝。
“好儿男志在四方。我一定要做一两件大事，再成家!”他侃侃凿凿地说，脸上洋溢着自负的神色。
月娟用一种略略有些伤感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男朋友，黄植诚觉得那目光似乎在说：
“我已为你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你不能我为也牺牲一点吗？”
月娟，这个通情达理的姑娘，终于什么也没说。她哭了。
黄植诚离开冈山那天，月娟到车站送他。
在柔和的夜色笼罩下的冈山站月台下，这一对情人依依惜别。几天来，月娟的眼泪几乎没断过，现在就哭得更厉害了。本来就是个生性柔弱的女孩子嘛。黄植诚心里也不好受，却故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植诚，我等你。”月娟用手绢堵着嘴。
“嗯，等我。”
“你别忘了我。”
“不会的。”
“常来信。”
“一定。”
姑娘哭得似个泪人儿，几不能自持，靠在黄植诚身上。黄植诚抚着她那削瘦的肩头，觉得眼睛热辣辣的。在这一刻，他使劲去想姑娘对自己不好的地方和他们之间的不愉快，才能使心情稍稍平静。姑娘对自己是千般万般好，不愉快的事也只有一件。
前几天，月娟告诉他，住在她家旁边的一个叫王恩的人写信追求她，被她拒绝。黄植诚见过那人，平常也听过月娟的父母谈起他，他是学土木工程的，人很老实，相貌一般偏下，今年三十岁了，事业上还没做出什么成绩。这件事使黄植诚突然感到不快，说：
“凭他长的那副样子还想追你？丑八怪!”
月娟说：
“别这么说，长相算什么？我主要是不喜欢他。”
“谈朋友，长相当然是重要的。”黄植诚固执己见。
月娟笑了：
“我爱你，就不看长相。”
黄植诚知道自己的长相谈不上英俊，但听了这话不能不问：
“一点也不看吗？”
月娟望着黄植诚：
“要我回答？”
黄植诚点点头，心里有些发跳。月娟说：
“坦率地说，你长得并不特别出众，可你身上有一种男子的气质，我喜欢。”
黄植诚的心情好复杂。一方面，他感到坦率是难得的美德，另一方面约略有些伤心。他那自负的天性受到小小的损伤。他变得更加不快了，长时间沉默不语。
他们交往数年，只有这一次不愉快，还是单方面的。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谁知道，这一分手，爱情海洋里竟起波澜!
黄植诚到台北不久，认识了杨凤小姐。
一日，他到阳明山公园观赏“梅花盛会”。刚进大门，只见对面走过来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她穿着一件时髦的号称“蓝色郁金香”的短裙，实在招眼，但更招眼的是她的相貌。黄植诚想起一美国电影明星玛丽莲梦，她俩很象。
她真美。大眼睛，瓜子脸。微风把她那中分式的长发吹拂得向后飘去。几绺乱发贴在脸颊，甚至含在嘴里。
黄植诚与她擦身而过。他觉得身后仿佛有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想回头。他努力克制着。
“别回头。”他对自己说。
他想起古人一句话：对女人，一看是君子，再看是小人。怪，怎会想到这个。
但他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几只小鸟迎面飞来，他瞧着它们从头上掠过，回过身匆匆投去一瞥。
过了几天，他竟在自己的好朋友朱晁家里见到了那个女子的照片。原来她与朱相熟!她叫杨凤，是个未入流的电影演员。黄植诚询问的她的情况，有些地方问得还挺仔细。朱晁以为他是对电影演员感兴趣，说：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让你看看演员都是些怎样的人!”
黄植诚没表示反对，但月娟的面影从脑中掠过。
要与杨凤见面那天，不知为什么黄植诚心情有些紧张。他略作打扮，然而把皮鞋擦得锃亮。他听人说，女孩子看男人是先从脚看起，那么皮鞋所占的位置相当重要。他不明白自己这样做的目的。
他的心机白费了。杨凤与他见面时，哪里先从他的鞋子望起!她用一双水凌凌的、无邪的、仿佛会说话的大眼睛一瞬不瞬地盯住黄植诚的脸，足有一分多钟。黄植诚心如鹿撞，忘记了一切，只觉得姑娘的睫毛是那样长。
那时台湾正盛行跳“波哥”⑦，他们在饭后跳了起来。杨凤跳得真好!她飞快地扭动着，但丝毫也不让人觉得疯狂。手也舞，足也蹈，却给人一种高雅的感觉。她无疑是舞会中的王后。黄植诚望着她，一个念头从心里闪过：她比月娟长得漂亮。忽然他意识到这样相比是卑鄙的，骂了自己一句。
那天他同杨凤谈得比较投机。分手时，杨凤把一张纸条递给他。
我想请你明天同我一道吃午饭。A：可以；B：不可以；C：可以考虑；
D：以下皆非。你意下如何，在底下画个圈即可。
果然是大台北的姑娘，连约人吃饭都用这种考数学的方式，多么彬彬有礼!黄植诚心中一动，迟疑片刻，在A下面画个圈。
当晚回到家，桌上摆着一封厚厚的信，不用看他也知道是谁来的。他几乎每两天、最多三天，就要接到这样一封信。他回信也相当及时。
他读信，心想，月娟是我爱人，而杨凤，不过是一个普通朋友罢了。我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月娟的事情。这一刻他觉得很坦然。
他同杨凤接触渐渐多起来。
杨凤性格活泼而开朗，热情健谈，无论谁同她在一起都不会感到寂寞。听到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和急切的、生怕别人打断似的说话声，就有再大的烦恼也会丢之脑后。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一切中都略带一点邪气。
黄植诚每次同杨凤见面时都迫使自己想着月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样做有些吃力了。后来他又采取一个方法：力图寻找杨凤的缺点，回忆月娟的优点，但往往获得相反的效果。
杨凤比月娟活泼，比月娟富于热情；她懂得多，月娟懂得少；她精于交际，而月娟本份、老实，可以说过于老实了。另外，说真的，她比月娟漂亮。
他深知自己产生这些想法是多么不应该，每次都努力把它们驱走，但它们总会顽强地重来。做其它事情，他都可以显示出自己那铁一般的意志，为什么单在这件事例外？难道也象历史上那许多铮铮好汉，独难过这一关吗？有时他深恨自己。
杨凤常来找他，却从未说过超过一般朋友关系的话。他也不希望她说。但是同杨凤呆在一起时，他是愉快的。她走了，那些想法就又来搅扰他。这种关系就这样发展着。
他变得有些痛苦了。就他本人而言，他从未有一刻想过可能背弃月娟，真的，从未有。然而他却要费很大的气力来抵御杨凤给他带来的诱惑(虽然他不承认)。他不能不想杨凤，想起来又不能不痛苦。每次见杨凤，他心情都复杂难言：想见又不想见。
他给月娟的信明显减少了。他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的他哪有精力写信？有时常常才写半页纸便烦躁地撕了。
他不是那种能够隐瞒自己思想的人。
他明白这是不对的，有时深恨自己，但也控制不了自己。
月娟察觉了。她到黄所在部队来了。
世上的事竟这般凑巧!就在月娟来到部队的那天，黄植诚恰恰正同杨凤在一起。
那天是光复日⑧，联队举行聚餐和舞会，黄植诚邀杨凤来玩。他们一起跳舞，一起吃饭。同事们纷纷向他们投来艳羡的目光，黄植诚心里泛起一般得意的感觉，故意显得同杨凤十分亲热。这天他脑子里竟没有出现月娟。
月娟偏偏出现了!不是幽录，而是真人。舞会伊始，她便来到康乐中心，坐在一个角落里，几乎是自始至终目睹了黄植诚同杨凤的一切举动。
多少天的猜测被证实了。她最最担心的可怕事情终于发生了。她没有走过去，也没有力量走过去。他的脸变得象纸一样白，泪水顺着发烧的双颊滚落下来。
他怎么会给我写信？他身边有一个貌如花的姑娘呵!月娟想，紧咬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一个年青英俊的军官端着一盘可口可乐走过来。
“小姐，来瓶可口可乐？”
月娟垂着脸摇头。
“您不舒服？”
无回答。
“小姐，您脸色不好，一定是病了，我扶您到诊所去。”
月娟突然忍不住哭出声来。一个受委屈的人如果得到旁人的体贴便会更觉委屈。
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边。
黄植诚看见了月娟，惊得说不出话来，以为自己置身在梦中。
但这不是梦。
杨凤似乎明白了怎么回事，说声“拜拜”先自去了。
黄植诚把月娟领导到军官宿舍。月娟捂着脸低声饮泣。黄植诚脸色凝重地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他又能说什么？
他有一种犯罪感。
倘若换一种场合他与月娟相见，他完全可以说他始终是对得起她的，并解释为什么那样长时间不写信，但现在说什么呢？怎样解释呢？她全看见了。特别不应该的是，为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故意与杨凤显得那么亲热。他觉得耳根儿都红了。
“月娟，我……”
“不，你不要说了!”月娟哽咽道，“你……你对不起我!”
黄植诚满心负疚。真的，他确实对不起月娟。虽说他与杨凤的关系并未出格，象古人说的那样：“无碍于冰石之操”，但他想了些什么？这不是“有伤于匪石之心”吗？
“月娟，我对不起你。”
他希望月娟能打自己一个耳光。
月娟只是垂着头哭泣。
黄植诚凝视着她，忽然觉得她是那样令人同情，甚至怜悯。她偶尔抬你浴在泪水中的面孔，那面孔显得更加……更加什么？
黄植诚想起一个人的话：
“女人最美丽的时候，是她默默哭泣的时候。”
他一阵冲动。
“月娟，我错了，你原谅我!”
“不原谅!”
这话他又重复了许多遍，得到的回答却始终一致。
月娟当即要回冈山，他苦苦挽留，月娟哪里同意!
无奈何，他只好送月娟去车站。一路上他依然不住地请求月娟的原谅，月娟每次都冷淡地拒绝。她是个性情软绵的姑娘呵，今天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黄植诚第二十次请求原谅而受到拒绝时，他那极强的自尊心被挫伤了。
“好，你不原谅，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如此了。”
火车要开了。月娟用手堵着嘴向车厢走去，因为走得快，步履趔趄。灯光把她瘦小的身影倒映在地上，背显得有点驼。她才是二十四岁的姑娘呀!这一幅情景黄植诚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心中痛楚，想过去搀扶一把，月娟哭着将他的手甩开。
“我不要你!我再也不要你了!……”
忽然她把手伸进提包，摸索一阵，“哗啦”一下撒出一把东西来。
黄植诚凝目，感情一动，如受剑刺。那是剥掉皮的瓜子仁呀!
月娟一把一把地向外撒着，瓜子仁象雨点般地飞扬。
黄植诚纹丝不动地站着，瓜子仁落在他脚下，真多呀。月娟为此费了多少时间，可想而知。
火车徐徐启动。他想再看一眼月娟，却未如愿：朝着窗户的是长长的有些蓬乱的黑发。
火车走了。月娟去了。他仍在月台上失神地伫立。
后来他连续给月娟去了好几封信，承认错误，请求原谅，但一封回信也没收到。显然，姑娘已是“一片冰心在玉壶”了!
当最后的两封信被原封不动退回时，黄植诚觉得自己的心也凉了。他望着批条上“收信人拒收此信”几个字，一缕伤感夹杂着有点怨恨的情绪涌上心来。
“我已再三请求原谅，你却连我的信看都不看。还要我怎么着？莫非跪下求你才行？”
他一生都未求过人，这样做已是十分难得了。月娟仍不原谅他，他只得咬牙同她断绝关系。
他认为杨凤自那天离去后也不会再理他了，没想到第二天杨凤就给他打来电话，像往常那样有说有笑，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开始有意多与杨凤接触。事情发展得很不顺利：杨凤仿佛只愿意把同他的关系保持在过去的水准上，使他不得其解。他逐渐感到她的存在宛如一个谜。她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
他没有放弃努力，但最近情况越来越不好。
他抑制住心跳，撕开了月娟的信。
一张请柬和一张照片掉出来。是张男女合影的照片。
他屏住呼吸。那是张“订婚照”。月娟和另一个男人在照片上望着他。
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男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恩!
请柬上写着：定于中华民国×年×月×日吉时举行结婚典礼敬请光临 王恩陈月娟谨启。
他感到字迹慢慢变得模糊了。
十
同日 晚八时
黄植诚走出房间。
哥哥嫂嫂在看电视，妈妈独坐在客厅中打毛衣，见他向门口走去，问：
“植儿，哪儿去？”
“看电影。”
“现在？”
妈妈一怔。以往黄植诚很少出去电影。他喜欢看火暴、刺激的战争片和间谍片，而上映的大都是缠绵悱恻的“言情片”，台湾人早就对这类赚女工眼泪的电影生厌了。
他走出去。
他是去看电影，但目的不是看电影。他想使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他实在不愿想那些令他不快的事了。在极度的烦恼中他忽然觉得再想下去也没有用处，冷笑道：
“去吧，你们都去吧!留我一个人挺好!”
其实他并不相信杨凤就此不再理他了。
他有个特点，每当他需要从某种思想和烦恼中解脱出来，便强迫自己去做最不愿做的事。他觉得这是磨炼意志的好机会。
他从小就十分崇拜古今中外那些英雄，如岳武穆、文天祥和凯撒、巴顿等，觉得自己应当像他们那样生活与奋斗。要做到这一点，坚强的意志是必不可少的。他特别注意磨炼自己的意志。
外面风很大。雷声隆隆。天际时或亮起一两道电光。几天前他就知道“玛格丽特”台风今晚在台湾登陆。马上就要下暴雨了。
他故意不开车而步行出去。
从影院出来，外面风雨大作，滚滚的雷声紧挨着头顶炸响。人们在影院门口裹足不前。
黄植诚从人群缓缓走出，全然不顾暴雨。
一道闪电像巨剑劈开夜空，霎时间天地明白如昼，人们甚至看清了数里外的中正纪念堂。黄植诚仰起脸来说：
“再大一些。”
人们都看呆了。
他就这样走回家。老天仿佛有意与他作对，雨越来越大。他在家门旁站住了，任凭雨水淋浇。
一小时过去了，他屹立着。
闪电照亮了黄植诚的脸，脸是惨白的，但满是坚毅之色。
小时候他很怕打雷，即使呆在屋里如果听见雷声也要向妈妈怀里钻。长大后妈妈把这些事情说给他听，他简直羞地无地自容。
“连打雷都怕，”他忖道，“真太没出息了!”
打那以后，他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到外面站着，有时一站竟是几个小时。天上电闪雷鸣，他冲着天空大喊大叫，好像非把雷声压倒不可……
终于，暴风雨停了。白莲花般的月亮从乌云后面姗姗而出。
他笑了。他胜利了。
回到屋里，他又拿起月娟的请柬和照片。他觉得心情比刚才平静了。
如果把人的相貌分为上、中、下三等，王恩只能属于最后一等，更重要的是月娟原来并不喜欢他呀!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决定嫁给他，姑娘的动机是什么？爱他？绝不可能!那么是报复自己？……
他不愿想下去。
若是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去参加月娟的婚礼的，他却做出决定：去!他偏要能人之所不能。这也是对意志的一种锻炼。
十一
五月十日 星期日
上午六时
他醒得很早，出来时，楼里一片宁静。
他家住在一个四层楼的公寓里，占了一层的全部。这种公寓俗称“鸽蜂房”，在台湾十分普遍，通常前面有个小阳台，摆着花草。楼上浇花，楼下落雨，行人淋头。后面也有阳台，悬有衣裤招展的“万国旗”。
他把楼梯和院子打扫干净。
只要他回家，这些事他总要干。
很久前他听过那个历史故事：父亲讥讽自称欲做大事的儿子：大丈夫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他也有异志，但十分注意这些琐碎好事。他想证明自己不是个光会自命不凡的人。
还由于，善良的妈妈常教育他们：千金买房，万金买邻。一定要同邻居们处好。
早饭后，他的好朋友朱晁来约他到“故宫博物院”去玩，并去看望另一个朋友马宝盟。他们一同出去。
他问朱晁：
“难得你这个忙人有空啊。那个案子调查清楚了吗？”
朱晁在司调局⑨做事，前一段时间他在调查台湾一个屈指可数的大资本家王某偷税漏税的情况。
“一言难尽!”他叹了口气。“等会儿我慢慢给你说。”
一夜风雨，把台北洗刷一新。轻风拂面而来，使人觉得空气都是甜丝丝的。前面是个路口，正在举行例行的升旗仪式，站在旗竿下的人约有三五个。前不久政府发起一个“爱旗运动”，规定在升废旗仪式时路过的人要“闻声立正”、“同唱国歌”。人们对这套东西感到讨厌。他们拐入一条小路。
这里是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近年来由于“经济起飞”，台北的高楼越来越多，但这里大部分仍是日本人占据时代的房屋和榻榻米。“十大工程”之一的南北高速公路，象凌空架起的彩虹桥一样从旁边通过，更使这些房屋显得矮小。一个大广告牌高耸着，上面赫然写几个大字：“爸爸回家吃晚饭”，与这里的气氛甚不谐调。
前面一群人挡住去路，仿佛在围观什么。他们下了车。
凄切的哭声。
他们挤进人群。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坐在地上痛哭。身后那间小屋显然是他家，洞开的门上倒贴一个“福”字，可见里面放着一具棺材。
窗户边贴着一张纸，上写：“小偷先生，请高抬贵手。我一孤寡老人，只靠微薄的终身俸⑩度日，请您不要再偷我的东西了。拜托拜托。”
一问，才知是这么回事：这个老兵的家里屡次遭窃。他把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藏在棺材里，昨夜也被偷走。他举目无亲，今后何以度其天年？他痛不欲生。
围观者大都面呈冷漠之色。如今台湾连串门作客的情况都越来越少，谁去管他人的事情？
黄植诚用沉沉的目光望着老人，紧咬嘴唇，良久，掏出几张钞票，放在老人脚下。
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
“这人钱多。”
黄植诚倏然回头，微微发白的面孔上有一种凶狠的神情。
“谁说这话？再说一遍!”
朱晁把他拉走了。
在车里，他频频回首，眉宇间露着痛苦的神色。他还在想着那可怜的老人。
“那个老兵，”朱晃说，“丢了那么点钱就痛不欲生，因为他得靠这点钱活下去。你知道吗？那个姓王的最近盖了一个别墅，里面抽水马桶全是用K金打造的!”
黄植诚猛地刹车，盯住朱晁：
“真的？”
“一点不假!”
黄植诚大声骂道：
“什么玩意!”
车过中山南路，他们下车买饮料。忽见一个女人从一幢十分漂亮的小楼里走出来。朱晁对黄植诚说：
“这是六福银行总经理的太太，是个富婆。”
女人在墙根站住了，从手提包里拿出厚厚一叠钞票，又取出打火机，把钞票点着。
行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她一张一张地点。当灰烬随风飘去时，她像孩子一样地大笑起来。
朱晁问：
“太太，您这是做什么呀？为什么把钞票像废纸一样烧掉呢？”
“我丈夫以赌博的方式扔掉钞票，我也要扔!光他一个人扔，不成!”说话时他眼里闪着可怕的光。
“那为什么又要到街上来烧呢？”朱晁脸上挂着鄙夷的笑。
“为了让别人知道!为了上报纸!”
黄植诚的表情近似冷酷，一言不发地看着。
十二
同日中午
从故宫博物院出来，他们去找马宝盟。
在黄植诚的几个朋友中，马宝盟家里是最有钱的，而黄与他关系最一般。他们原是中学同学，近几年几乎没什么来往。如不是朱晁相邀，他不会来的。听说马这几年性格改变极大，他倒也有兴趣看看。
进了庭院，钢琴之声盈耳，但音符杂乱无章。走入客厅，两人大吃一惊!
马宝盟坐在一张很高的椅上，正用两只赤裸的脚丫弹琴。过去马宝盟是很爱好音乐的，琴也弹得不错，然而用脚能弹出什么名堂来？真正是见所未见!
两人忍俊不禁，马宝盟却那么认真地弹着，每一下都十分用力。他的脸色沉重而庄严，双眼失神地望着天花板。怎么，眼中还有晶亮的东西？
他知道有人进来，但根本不望一下，继续弹着，弹毕，才与黄植诚他们见面。
黄植诚问：
“你这是干什么？”
“弹琴。”马宝盟淡淡地说。
“应该用手才对。”
“手？”他不屑地一笑。“用手弹使不上劲，不足以抒发我的情感和苦闷。用脚，弹得有力哦。”
朱晁问：
“老伯在家吗？”
马宝盟幼年丧母，是跟着父亲长大的。虽是这样说，其实父亲几乎没有管过他，成天价忙于生意场和风月场的应酬。
“不要提他!”马宝盟眼睛里突然射出凶光，大叫，“不要提他!”
黄植诚愕然。
“我恨他!”
他们父子关系一直不好，黄植诚以前知道这样一件事：马宝盟妈妈去世不到半个月，爸爸就把别的女人带到家里过夜。十三岁的宝盟冲到寝室外，把门砸得山响。
爸爸不知何事，把门打开，他像疯子一样冲到床前，尖声喊道：
“这是我妈妈的床，不让你睡!”
女人惊恐地睁大双眼，用被单紧裹身子。
“宝盟，不许胡来!”爸爸喝道。
宝盟的小拳头雨点般地落在那女人身上。
爸爸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他没哭。
他不顾一切地把床单、被子、枕头朝床下拽：
“这是我妈妈的东西，不给你用!不给!”
他拖着许多卧具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破口大骂。他把卧具放到自己房间里，凝注良久，凄怆地叫了声：
“妈妈!”
他趴在卧具上痛哭起来。
虽说黄植诚知道这事，但以前并未见到马宝盟在提到爸爸时脸上露出如此凶狠的神情。
他们坐下。朱晁把电视打开。
正在广播讣告：“宋故立法委员漱石先生治丧委员会……”广播员声调沉重，画面上出现的人个个都在哭泣。宋是台湾一位很有名望的人呢。
马宝盟大笑：
“喜事!可喜可贺!”
黄植诚觉得笑声有些刺耳，说：
“这哪里是喜事!”
“怎么不是？人死了是最大的喜事!”
“什么意思？”
“你瞧嘛!”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芸芸众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民百姓，一开话头，说不到三句，大多愁眉苦脸，牢骚满腹。实在是，这世界上烦恼的事太多了。”
他的话使黄植诚吃惊。
“死是一种解脱，永久的解脱。一切烦恼都没有了，有多福气!”
朱晁环视着极其豪华的客厅，说：
“宝盟，你的生活条件这样好，怎么会又是苦闷，又是烦恼的？我不理解。瞧瞧你这屋里，什么东西没有？录音机、录相机、电视机，一应俱全，尽可以解闷嘛!”
马宝盟哼了一声：
“这些玩意算个屁!能为我解闷？我把它们看得如同拉圾一样。”
“你说得太过份了。”朱晁不相信地说。
马宝盟脸色蓦地沉下来，用手指着朱晁的鼻子：
“太过份了。这话你说的？”
朱晁点头，还笑笑，但不大自然。
“好，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他用脚拨掉电视机的电源，从茶几上抓起一个烟灰缸。
黄植诚道：
“宝盟，你要干什么？”
话音未落，马宝盟已经狠狠把烟灰缸对着电视制掷去!轰然一声响，荣光屏粉碎!一团青烟喷出来。
看见黄植诚和朱晁脸色有些改变，他忽然笑了：
“别在意，咱们看录像吧。不过有言在先，我可没有X级的片子。我讨厌男女关系，讨厌到极点!”
黄植诚的确没见过马宝盟和哪个女孩子来往过。朋友们私下议论说，这是因为他从小深恨爸爸与女人乱搞，童心受到伤害的缘故。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部片子，看了看，自语：
“《来世做什么》，就看这一部吧。”
把片子放进录像机时他突然说：
“这名字倒蛮有意思!你俩来世想做什么？”
黄植诚不假思索地说：
“做自己。”
朱晁说：
“我也还是想做人，不过我想做个女人。男人的事情太多了。”
马宝盟不屑地一笑：
“我最懒。来世我不要做人了，还嫌烦不够吗？变块石头什么的算了，还做人？”
朱晁笑了。黄植诚也笑了，不过他觉得自己的笑中有点苦味。
《来世做什么》是部哲理片，一开始便用字幕提出许多问题：
“人生一世要什么？要钱还是要尊严？要安稳还是要刺激？……”
马宝盟旁若无人，大声回答着。
“要刺激!”
──要上帝还是要魔鬼？
“要魔鬼!”
──要爱还是要恨？
“要恨!”
──要生还是要死？
“要死!”
他说毕，又哈哈大笑。
黄植诚默默地想：他怎么变成了这样。
朱晁说：
“宝盟，你变得这么爱笑。”
“是吗？你听这诗!”马宝盟说，“人生就像杂烩汤，贫贱富贵一锅装；等闲是非都不管，先笑一场再开张。”
“你编的？”
“我抄来的。现在我看报，别的统统不看，就看时报的《笑我人生》，里面有可多这样的诗!”
没过两分钟，他脸上忽然又换了一副冷酷的仇恨的表情，死死盯住墙角──其实那儿什么也没有，长发从额前耷拉下来。
“笑？笑个屁!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可笑的？人人都那么丑恶!我不笑，我恨!我是恨到了极点才笑的!”
看完录像，马宝盟留二人吃饭。饭桌上，他说：
“你们知道不？昨天我到警署走了一遭。”
“怎么回事？”
他说出一件事来。
马宝盟讨厌男女关系到了一种憎恨的地步，甚至不能容忍别的男女在他面前做亲热状。昨天中午，他围着自家的院墙在毫无目的地绕圈子，忽然看见一对青年男女相互依偎着从一旁走过。
他觉得眼睛被刺痛了，用手捂住。
那对男女也许看中了这块僻静地方，偏偏停下来。男的倚墙而立，女的投入他怀抱。
马宝盟呻吟了一声，想转身走，但这是他家的院墙外，他实在无法忍受这对恋人在离他只有咫尺的地方做爱!
他们亲嘴了。
马宝盟大喝一声：
“滚开!”
他冲过去把那对恋人扒开。人家哪里肯依？两下里动起手脚……
警察把他们带走了。在警署，他态度高傲，对警察们不屑一顾。他根本不怕判刑。他甚至希望自己被判刑。他说：
“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
“你不怕死，年青人？”警长问他。
“不怕!活着比死了还要痛苦。”
“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他大叫：
“老子马宝盟，今年三十大寿!”
黄植诚们向他告别。他把他们送到大门，突然又紧紧抓住他们的手，说：
“不，你们别走!”
他脸上浮现着痛苦的和怅惘，方才那种凶狠、仇恨、冷酷的神情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别走，跟我在一起吧。我寂寞，天天都寂寞极了。”
黄植诚忖道：精神空虚。
马宝盟继续说：
“我好怕寂寞。这些日子，我天天花钱雇人到我家来谈话，一晚上五百块。可我依然寂寞。”
他们还是走了。
轿车在宽阔的中山大道上奔驰，两人都不说话，心情沉重。
红灯。车停下来。黄植诚说：
“他变成了这样!又可怜，又可卑。是他爸爸把他变成这样的。”
“他爸爸？”朱晁不以为然。“你不以为是我们这个社会把他变成这样的吗？这种人并不少。”
黄植诚俯在方向盘上，眉头拧得很紧。绿灯亮了，他没看见。后面的汽车喇叭乱鸣，他才把手伸向钥匙。
过了一会儿，朱晁问：
“听说你对杨凤有意思？”
黄植诚不可置否。
“你怎么知道的？”
“她说的。”
黄植诚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这种没影的事，她同别人说什么!又想问问她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说的，态度如何，但自尊心终于使他没说出来。
“植诚，我劝你一句，别在她身上下功夫。”
黄植诚沉着脸问：
“为什么？”
“据我的看法，你不是她所需要的那种男人，她也不是你所需要的那种女人。”
黄植诚心里有点烦，说：
“别说这个了，说说你自己的事吧，那个案子究竟怎样了？”
“全部调查清楚了。”
“姓王的有问题吗？”
朱晁不回答，却问：
“上个月他投资在北市建了一所妇产医院，这事你可知道？”
“听说了。”
建造医院的钱，全是他今年偷税漏税得来的。你想想数目有多少!”
“可靠吗？”
“全部证据在手!”
“起诉!”黄植诚用拳头捶了一下方向盘。_是他今年偷税漏税得来的。你想想数目有多少!”
“谈何容易。”朱晁叹口气，“阻力重重啊。”
“不管有什么阻力，你一定要起诉!”黄植诚斩钉截铁地说，“我支持你!”
“你？”朱晁笑了，“你没有后台呀。”
“只要正义在手里，管他什么后台不后台!”
“你知道他有个怎样的后台？”
“怎样的？”
“说出来定叫你惊得飞了三魂，走了七魄!”
他低声说了几句。黄植诚紧抿着嘴没作声，过了会儿才道：
“别管他，照样起诉!不论是谁，总得讲是非嘛!”
朱晁笑了：
“在有些地方，在有些时候，是非是完全可以颠倒的!”
“那你怎么办？总不会不了了之吧？”
“当然不会，让我再好好想想。”
十三
同日傍晚
幕烟四合。台北亮起万家灯火。
黄植诚驱车回家。
如同以往，妈妈在等他，不过不是站在门口，而是在巷子口。也许是等急了。
昏黄的路灯使妈妈瘦小的身子变成一个剪影，背显得驼得那么厉害。黄植诚觉得妈妈一天天老了。他好难受。
小时候，只要他放学回来晚了，妈妈总要到巷子口来等。巷子里有些凸凹不平的地方，她总怕天黑黄植诚看不见摔倒，其实儿子闭着眼睛也能走回家，但她就不放心。唉，难为慈母心!
“妈妈!”
“植儿，回来了？妈已经把莲子和白木耳用冰糖熬好，放在冰箱里了。快去吃吧。”
这样的话说了不知多少遍了。
黄植诚吃莲子时，妈妈就坐在桌子对面用深情的目光望着他。
“好吃吧？这白木耳听说是从大陆弄来的，好贵哟，一斤的钱比一台录音机还多呢。我怕以后不好买，给你买了十斤。”
“妈，太贵了。”
“谁让你爱吃呢。”
“好，你也吃一点。”
“你吃吧，这些东西我不喜欢吃。”
黄植诚用汤匙盛着莲子，送到妈妈嘴边。妈妈依然不吃。
一粒莲子掉在地上，黄植诚吃毕，把它捡起来掷进空碗。妈妈拿碗到厨房去洗。他忽然想起有件事要同妈妈说，跟进厨房。
他看见妈妈把那粒莲子用水冲冲放到嘴里。
他有些难过，但没说什么。说又有何用？妈妈就是这样的人。
吃毕饭，哥哥嫂子回屋去了，妈妈在灯下算帐。每天晚上她都要把一天的花销记下来，精打细算。黄植诚见她皱着眉头，不住叹息：
“不应该买，不应该……”
“怎么啦？”
“我以为家里没针了，上街买了一包。没料想回来一拉抽屉，里面还有两包针!能用好久呢。实在不应再买。”
一包针，值几钱!
那十斤白木耳呢？
妈妈拿出一叠钞票来数，把中间那些皱了的和脏了的挑出来。黄植诚知道这些是预备明天先花掉的。
那些新的她很小心地锁进抽屉里。
这时，一个邻居打电话来，向妈妈借钱，说要为儿子办婚事。
妈妈不假思索地说：
“要多少，说吧!”
黄植诚听见耳机里传来声音：
“四万，行吗？”数目真不小，相当于黄植诚两个月的薪水呢。
“行。”好爽快!
妈妈立即从抽屉里往外拿钱，全是新的。
黄植诚深深地望着妈妈。
妈妈就是这样的人：生活俭朴，但花多少钱在儿女身上，毫不心疼，若花在自己身上，便要再三掂量；如果她买错了东西，或不慎丢了钱，哪怕极少，也会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可是别人向她借钱，她会毫不犹豫地要多少给多少。如不还她，也从来不要，她说那样做多不好意思；她常常教育孩子们要多存些钱，说“手里有钱，心里不颠”，然而有时她又把钱看得那样轻。黄植诚记得这样一件事：他上国小时，家境贫寒，常吃不饱饭。一天，做买卖的七叔来看他们，把一叠厚厚的钞票递给妈妈。妈妈说什么也不要。七叔把钱往她手里塞，说：
“我是植诚他爸的亲兄弟，嫂子莫见外!”
妈妈依然不收。她使劲推开伸到面前来的钞票。黄植诚现在还记得当时妈妈脸上是一种怎样冷漠的表情。
后来妈妈对孩子们说：
“就是饿死，咱也不能要别人的钱!”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妈妈脾性一点未变。
妈妈是个好人。
夜阑更深。
黄植诚一觉醒来，听见厨房里传来哗哗的水声。
是妈妈，这不会错。哪天她不是操劳到半夜才休息。
他披衣下床，想劝妈妈早点去睡。
他轻步来到厨房外。
歌声!低低的、有些沙哑的、然而是非常动听的歌声。妈妈在哼歌。这歌的调子真好听。一勾弯月挂在窗外的树梢上一动不动。它也被歌声吸引住了？
黄植诚站地黑暗中，默默听。他听过妈妈哼歌。妈妈不常哼歌。
妈妈在洗衣。家里有两台洗衣机，妈妈不用，说它洗不干净。
她一面洗一面哼唱，灰白的长发垂到了胸前。她洗累了，仰起脸来。
她微笑着凝注着天花板的一角，灯光照在她脸上，使那些深深的皱纹看不见了，她仿佛变得年轻。在这一刻黄植诚觉得妈妈真好看。
妈妈本来就是好看的。黄植诚是在十五岁那年知道这一点的。
一天，妈妈不小心把一个女邻人的牛奶打翻了，那人骂她是老东西、丑老太婆和其它难听的话，妈妈一句嘴也不还。回到家里，黄植诚听见妈妈小声地自语：
“骂那些难听的话干什么？你年轻，我也年轻过，但是我漂亮过，你漂亮过没有？你年轻又怎样呀？你不好看哩!”
以前黄植诚从未想过妈妈好看不好看，听了这话后他细细打量妈妈，真是不假!妈妈虽已垂垂老矣，但那凋残的模样里还隐隐约约透着一丝美的余韵。年轻时她一定很好看。
妈妈仍在微笑着凝注着天花板，仿佛若有所思。歌声似有似无。黄植诚突然发现，这微笑与妈妈平时常显露出的那种谦卑又似羞怯的微笑不一样。她在想什么？是歌声使她想起前尘往事？
他听七叔讲过妈妈一些事情。
妈妈是成都附近的人，年轻时的漂亮在那一带是出了名的。传说她家旁边有一个花园，因为她的缘故，有好些花许多年不吐花蕊和香气。后来她走了，花又重新结苞吐香。
黄植诚不相信七叔讲的这个故事，但相信妈妈年轻时是很美的。
到妈妈家求亲的人踏破门槛!
有些小伙子甚至自动跑来。
那时的妈妈是个很傲气的姑娘呢。她一点也不怕那些小伙子，把他们堵在门口。
“你要干什么？”
小伙子们常常无言，半晌才吭吭哧哧地说：
“……想，想看看你。”
妈妈笑了。
“这是正面。”她用手拉住门说，然后转过身。“这是背面。“看过了吧？”随即把门关上。“再见。”
爸爸出现了，他带着许多人住在离妈妈不远的地方。
爸爸长得不好看，而且有许多病。原来他是上天的人，因身体不好被淘汰了。
爸爸是个好人，老实人。一次，他在路上拾到几块钱，在那里整整坐了一夜等待失主。
有一家房子失火了，他奋不顾身去救，头发烧掉许多，衣服成了碎布条。
他还常帮别人做些好事。
妈妈爱上爸爸了，要嫁给他。
爸爸大惊：
“我有病呀!”他不会说假话。“另外，我，我……难看。”
妈妈说：
“只要两人能一起好好过日子，臭也香!”
好一个“臭也香”!
许多人劝妈妈：
“跟谁不行？偏偏跟他这个有病的人!他不会有出息的。”
妈妈说：
“你们只懂皮相，不懂骨相。你怎么知道人家不会有出息？”
过去追求过妈妈的一些小伙子怀恨在心，当着妈妈面骂爸爸。妈妈说：
“丑话还讲个好说哩，别开口就骂人!莫忘了一句老话：当你用两个指头指着别人骂时，还有两个指头是指着自己的。”
妈妈和爸爸结婚了。
那好日子的情形自不必说，可好日子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多病的爸爸便留下妈妈和四个孩子先自去了。
爸爸在弥留之际，抓住妈妈的手好久不松开，说：
“对不住，为了我，这些年苦了你啊。”又说，“你待我那么好，这辈子却没法报答你了，我心里苦。人没有下一辈子，如果有，我还是要跟你在一起……”
热泪在他脸上奔流。
妈妈哭着说：
“别说这样的话。”
爸爸说：
“有句话我想了好几天了。死了的人一了百了，该做打算的，是活着的人。我替你想好了，我去后，你再找一个好人吧。”
“这是什么话!我不会再想别的了，只有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你放心吧。”
爸爸咽气了，可还紧紧抓着妈妈的手，别人老半天掰不开。
那时妈妈还是年轻漂亮的，有许多人劝妈妈再找一个，说：
“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丢开。你还年轻嘛，找个好的没问题!”
妈妈却说：
“人在人情在，人死了也丢不开!你们不要再用这种话来遭踏我的耳朵!”
后来人们看妈妈确实没有再嫁的意思，便不再劝她。
光阴如梭，转眼二十多年过去。妈妈当年的诺言实现了：四个孩子都长成了人，个人很有出息。为了孩子，妈妈这些年是怎样含辛茹苦的，无人知晓!
妈妈变了，很厉害地变了：满脸皱纹，满头苍发。丰满的身体也像缩水似地变得瘦小。昔日的美貌只能在那干瘪了的面庞上捕捉到一个依稀的影子。对于一个女人，这副生活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啊。不仅她的相貌改变了，连笑容都变了，做姑娘时那种富于热情和有些高傲的笑变成了谦卑的和沉重的了。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她坐在镜前或窗前，想着年轻时那种种事儿，她的微笑才会变得像以前那样。
她并没有就此而休息，仍然为孩子们──包括哥哥姐姐的孩子们──操劳着。看样子，她是要一直操劳到闭眼睛那天为止了。有人劝她：
“孩子们大了，个个都挺出息的，你也该歇息歇息，享享清福了。”
妈妈说：
“我不会享福，也不是享福的人。另外，我觉着，施比受更有富。”
这就是妈妈!
每当黄植诚想到这些，他都会产生一种对不起妈妈的感觉，甚至鼻子酸酸的。妈妈给予自己的太多，而自己回报妈妈的太少。懂事的他从很小时起就立下一个心愿：长大后一定要报妈妈的恩。他是格外孝顺的。
他六岁时妈妈曾对他说：
“等你长大了，妈妈就老了。”
几天后，许多客人来家里吃饭。一个客人不住地朝小植诚碗里夹肉，说：
“吃，多多地吃肉，只有这样，才会很快长大。”
植诚却把肉夹回盘里。
“我不吃。”
“为啥？”
“我不要很快长大。”他认真地说，“妈妈说，等我长大时，她就老了。我不要长大，我不要妈妈老。”
客人同声称赞：
“好个孝子!”
植诚看见妈妈转过身去用手抹眼睛。
他上国小的时候，妈妈每天出去卖菜，挣钱养活全家。为着能把菜卖光，要起个大早。菜担很重，妈妈一人挑不动，总叫两个哥哥中的一个与她同去。
哥哥们那时十几岁，正是贪睡的年纪。每次妈妈来叫，他们都不愿起，叫了这个那个倒下，叫了那个这个倒下。
一回，妈妈叫了许多遍，哥哥们就是不动。妈妈气得流泪了。
“睡吧，睡吧，大家都睡。大家都饿死。”
大哥说：
“妈，天天起这样早，我好困。……妈，难道你不困？”
妈妈无语，去收拾菜担，良久，叹了口气，喃喃道：
“我和你们还不一样是九个月生出来的一个人!没法子，要活呀。”
黄植诚在被窝里听着，心头猛一酸，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妈，我同你去!”他从床上跳下来。“让哥哥睡觉，我去!我不困。”
哥哥们起来了，他们不愿让年幼的弟弟这么早出去。黄植诚执意要去。
那一日，哥仨一起同妈妈去卖菜。
以后，横植诚天天都要帮妈妈卖一会儿菜再去上课。
多少年过去了，妈妈那话一直留在他心里。
他常想：妈妈和我们一样是个人，可她吃了多少苦!我一定要好好报她的恩。
黄植诚长大了，与此同时也明白了：儿子要报母亲的恩，是永远报不完的。母爱拳拳，他为妈妈所做一切，岂能报答妈妈的恩情于万一!
他心里常怀着一种负疚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每每看到妈妈流泪、叹气、操劳、显出老态，都会极其难受的。有时，妈妈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动作也会使他难过。
一次，嫂子买了一个法国制造的会生孩子的洋娃娃。只要把洋娃娃衣赏里的拉链扯开，便从肚子里“格登”跳出一个初生的婴儿来。嫂子拿回家当场给她儿子做试验，儿子乐得抚掌大笑。妈妈却发出一声呻吟，捂着眼睛低声道：
“这叫什么玩具呀？”
她脸红红的走了。
黄植诚望着妈妈的背影，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难过的感觉。
他真想把洋娃娃扔到窗外去。
他对妈妈是百般孝顺。
现在他没有走过去。他不愿打搅妈妈的思绪。他回屋了。
他躺在床上，想着妈妈的那些事，许久不能成眠。
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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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月八日 星期六
上午八时许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停机坪。
今天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几乎见不到一丝云彩。一群叫不出名的小鸟欢快地噪叫着从他头顶上掠过，飞远，渐渐熔化在湛蓝的天空深处。他仰起脸来，若是在平时，他会高兴的：正是适于飞行的好天气。然而现在他心头沉甸甸的，在他眼中，竟是满天阴霾。
今天，由他担任考核五大队新飞行员许中尉飞暗仓仪表的科目。现在，许就走在他身后约一米的地方。他觉得有些不自在。他始终没有回头，却总感到有一双无形的狡黠的眼睛凝注着自己。
这是许的眼睛吗？不，许是老实人，他不会用这样的目光看人的。那么是谁的？……
出走的决定，他已经做出有三个月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最近，有由他担任考核暗仓仪表的飞行科目，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好时机!几天来，他偷偷地查看地图、制定航线、计划油量、选择着落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再过一会儿，便是决定性的时刻!
他心里好紧张，宛如拉成满月的弓弦，再一用力，就会嘎然绷断。但他表面上却是惊人的沉着：不徐不疾地走着，与那些熟悉的地勤人员打招呼，脸上尽量带微笑。
路真长。走了好久，离飞机还那样远。以前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教官，”许说，现在他们并排走着。“你觉得热吗？看你脸上的汗。”
他一惊。天气并不热，不应该出汗的。他一时想不出如何作答，便沉默不语，加紧几步，又把许落在后面。
“教官，昨天在康乐中心①演了《无情杀手》，听说不错，咱们……”许见教官不理睬自己，又扯上一个话题。
“不许说这些!”他用低沉的声音喝道。
许立即不吱声了。
国民党空军中等级极其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再说他是个很有威望的教官，许对他一向是言听计从。
他依然摆脱不掉那双无形的眼睛。
他紧张地思索。
终于，他记起来了，那是联队督察室主任的眼睛!
六日夜里，他与四个知心朋友一起喝酒。几杯酒落肚，他的头发晕了。此刻，面对着这些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不能自制，竟举杯道：
“来，咱们一起喝最后一杯酒!”
他醉了。他错了。
次日，督察室主任把他叫去。
“昨天你们几个喝酒了？”
“是的，主任。”
“当时你讲了些什么话？”主任的双眼像剑一样刺向他。
他感到一股寒气逼来。
“没讲什么。”
“没讲什么？”‘咱们在一起喝最后一杯酒’是什么意思？”
真厉害!他暗暗叫道。知心朋友看来并不知心。“政治细胞”②无处不在，四个朋友当中竟有一个!
他坦然地答道：
“那是讲酒话，主任您不必当真。”
主任没再追问下去。当他从督察室出来时，用力地把手心里的汗水甩在地上。
“不能再呆下去了，得马上走!”
停机坪上，F─5F型飞机整齐地排成一列，银灰色的机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有几十架F─5E，机身全部漆着花花绿绿的伪装色。
他停住了，用深沉的目光端详着F─5F。今天他们就是要飞这种飞机。
它真象一只老虎，难怪它的名字叫“老虎二号”呢。尖尖的机头略向上仰，尾部稍向下倾，脊背凸起，机身呈蜂腰状。可不，一只活生生的“山大王”蹲在那里。这种飞机是近两年才由美国诺斯洛普飞机公司提供零部件并派出技术人员在台湾装配而成的。是这里最先进的战斗机，号称“空军的支柱”，每架售价五百万美元以上。它如F─4鬼怪式飞机一样有两个驾驶座，既可以训练，又可以作战。目前，此种飞机国民党空军只有二十多架。
他们向5361号飞机走去。
地勤人员正围着飞机在忙碌。许爬进后座。他也恨不得一步跨进座舱，却故意慢腾腾的，显得一点也不着急，用平静的声音问机械师：
“全部O.K？”
“O.K.”
他也爬进座舱，开始做飞行准备。他下意识地、不停地向通往飞行员休息室的那条小路上顾盼。他老觉得督察室主任会出现，挥着胳膊向这里跑来。
小路上空荡荡的。
八时十八分，预定起飞的时间到了。座舱盖关上了，机械师挥挥胳膊，做出放行的表示。他笑了。向机械师伸出两个指头做成“V”形。这是胜利的表示，每次飞行前他都要做这种手势，只是今天却有另一种含义。
那含义是无人理解的。
飞机在跑道上疾驰，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拉杆，机头仰起，离地!飞机像箭一样地射向蓝天。
他舒了一口气，但心里一点也不轻松。他知道，即使到了空中，飞向大陆也非常不容易。台湾雷达的涵盖面很广，飞机一旦偏离航线，马上就会被发觉。更由于自六十年代以来，国民党空军不断进行反劫机、反起义的演练，空中防范极严。前不久，两架飞机在海峡上空训练时，误入大陆龙田一带，战管部队即急令在空训练的三大队四架F─104进行拦截，并监护那两架飞机回场落地。现在远不能说大功告成。
大地离他越来越远。他向机外望去。新建的号称亚洲最大的中正国际机场一览无余。那座呈反圆拱形、两翼飞起的候机大厅前，一条高速公路通向台北。他努力睁大眼睛向那里望去。台北被一层雾状的东西笼罩着，什么也看不见。桃园的天气异常晴朗，台北上空却有许多浮云。
做出出走的决定时，他曾下了那样大的决心使自己忘掉家庭，忘掉亲人，特别是忘掉极其疼爱他的妈妈。思想上经过剧烈斗争，他是胜利了。但是现在，在他的计划刚开始实施的时候，他心头竟猛然涌上几许惆怅!
他望着台北上空的白云，突然想：在那一片三角形的白云下，也许就是我的家？耳边响起妈妈的声音：
“植儿，妈已经把莲子和白木耳用冰糖熬好，放在冰箱里了。我去拿!”
几乎每次回家，妈妈都会这样对他说。那是他最欢喜吃的东西。
今后，他一定听不到这样的话了。
妈妈年事已高，此一去也就是永诀了。他鼻子一阵发酸，眼睛里突然溢满泪水。
飞机向北飞去。片刻后，机身下已是一片碧绿的汪洋。台湾渐渐从视线中隐去。他向那黛色的岛──他出生并生活了二十九年的地方──投去深情的一瞥，然后开始全神贯注地操纵飞机。
过了十分钟，他们来到了预定的空靶区。这里靠近台湾海峡中线，离台湾约八十公里。他忖道：现在不走，更待何时？他紧咬住嘴唇。
“航向左，”许在后舱告诉他，“我们现在在空靶区。”
“知道了。拉上暗舱盖，开始做仪表飞行。”
“明白。”
后座的暗舱罩拉上后，许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死死盯住仪表。
“先做低空雷达测试科目，”他对许说，“我准备翻斤斗，注意高度。”
“是!”
他首先将机外无线电切断，然后一个斤斗从五千米的高空翻下来，直到二十米左右时才重新拉平。
这是超低空了。他清楚，现在飞机已经从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战管部队中，准会骚动顿起!
他推头，加速，直奔大陆而来!
五联队担负的是攻击福州机场的任务，平时经常研究该机场的资料，对它自然十分熟悉。他按照平日模拟训练的航路，贴着海面飞向福州。
前面是东营岛。“左转，坡度40。”
他默默道。紧接着又看到一个小岛。“右转，288度。”再向前看，那是什么？闽江口!他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一点不错，完全与平时模拟训练的一样准确!
他顺着闽江口超低空进入大陆，首先找福州机场。按训练教材上讲：在闽江上空飞行，看见乌龙江大桥即做转弯，便可对正福州机场。可如今江面上并无铁桥的影子。
他的紧张的心情丝毫也没减轻，因为现在并不能说完全脱离了险境，台湾的飞机每时每刻都可能追来。不，不光是飞机，还有飞弹。他记起空总一个长官的话：
“即使降落到龙田机场，我们也可以用飞弹把飞机炸毁!”
不一会儿，他看见了平潭。又飞了几分钟，他判断到了龙田附近。他左顾右盼，没看见机场。他也不打算降落在这里──离台湾太近了。继续飞!
“教官，”许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这会儿我们到哪里了？”
他没有回签。他已经无法回答了。他看见了铁桥。乌龙江大桥!这意味着，福州机场近在咫尺!
现在该把一切向许挑明了。他命令：
“打开暗舱罩。”
一声惊呼：
“教官，现在在大陆!”
“对。”
“我们赶紧左转，九十度。回去。”
“我不回去了。”
“什么？”
一阵沉默后，他说：
“我就是要到这里来的，你怎么办？”
老实的许没吱声，过片刻才嗫嚅道：
“我要回台湾。”
他皱起了眉头。怎么办？他陷入思索。许是个老实巴焦的人，平时对自己言听计从，岂料到今天他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带他一起降落？不行，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呢？我应当尊重他个人的意愿和权力，岂能因为他是个老实人便迫使他干违心的事？可是，送他回去，那无疑将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从雷达上消失已有四十多分钟了，他们一定在寻找自己，甚至可能已派战斗机前来。
究竟如何是好？在短暂的几秒钟内，他内心翻了好几个个儿，终于拿定主意：纵然冒天大的风险，也要先把许送回去。我绝不能干不光彩的事情，叫别人捣着脊梁骨说话!
他说：“好，我送你回去。”
“回台湾？”
“不，回台湾办不到了，我送你到东引③。”耳机里沉默了。许在想什么？
这时飞机已经来到福州机场上空。本来，他打算一到机场上空就按照“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通告”中规定的那样去做：摇晃机翼，减低速度，放下起落架。但现在不能这样做了。他低空穿场而过。飞机掀起的冲击波把树梢吹得死命摇晃。
黄植诚沿着闽江口飞出大陆，把飞机拉升。大海一望无际，波平如镜。几个白色的小岛象珍珠一样嵌在镜中。他仔细搜索四周，一旦发现寻找他的飞机，他就要先敌开火。他是下决心不回去了，哪怕是一死!
九点十二分，他飞到东引岛以西两公里的海面上。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他对许说，“你跳伞吧，东引的人会发现你的。”
“明白，教官。”
“跳伞!”
一声轰响，飞机象打摆子一样剧烈摇晃了几下，就又恢复原状。他并不急于离去，在空中盘旋。他要等看到许的降落伞张开后再走。
东引岛上的守军一定发现了他。寻找他的飞机或许很快就会赶到这里。再不走，也许就永远走不了了。但他仍在盘旋。
一顶五彩降落伞在空中出现，向东引岛冉冉飘去。他深深地望着它。
“他是要回台湾的，”他想，“他可以见到我妈妈。”
但他马上不让自己想下去了，掉转机头，重新飞向大陆。
这一回，他没费多大气力就找到了福州机场。他按照“通告”中规定的程序做了一遍，然后开始着陆。300米，200米，100米……接地!
成功了。
飞机缓缓地在滑行道一端停了下来。他打开座舱盖，摘下氧气面罩。他看表，九时二十八分。从起飞到现在，一共六十六分钟，却象过了整整一年。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久病方愈的人。全身没有一丝力气了。此刻，他的心情复杂难言。不知为什么，他眼前老晃动着妈妈那颗白发苍然的头颅。他坐着，无言。太阳在空中窥着他。他抬起头。直到现在，他才发现今天的太阳是那么娇艳。
许多人向飞机跑来。他缓缓从座舱里站起。人们跑近以后，首先看到的是这个穿着橘黄色飞行服的人脸上那两道晶亮的泪痕。
二
八月十二日 星期三
上午十时
福建军民今天举行大会，热烈欢迎黄植诚驾机起义归来。
福州部队司令员杨成武宣布，为表彰黄植诚的爱国正义行动，特奖给人民币六十五万元。
福州部队空军政委宣读了人民解放军空军批准黄植诚入伍的通知，并发了军装。
身着人民解放军军服的黄植诚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
他向全场行了一个还带有美式痕迹的军礼。
他为什么要回归？事情还得从三个月前说起。
三
五月三日 星期日
夜间十点半左右
“香格里拉”酒吧里人头济济。昏蒙蒙的不断转换着颜色的灯光使这里的气氛显得约略有些沉抑。号称“台湾性感小猫”的歌星茜茜拿着麦克风在唱一首哀伤的歌。前不久她指控台北看守所的几个人轮暴她，对方否认，说是“仙人跳”，闹得满城风雨。男朋友也弃她而去。现在她微摇着身子，凄婉的歌声抓人心魄。细细看，她美丽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是歌感动了自己，还是想起了那件伤心事？
三、四个女侍应生忙碌着。当她们微笑着从里面走出来，最纟注目的是腰间那雪白的小围裙和几乎是透明的上衣。当她们转身走回去时，你的眼睛会吃惊地睁大：脊背完全是裸露的，原来是“露背装”!
如今酒吧的女侍应生穿戴越来越少了。这主要是受日本的影响。从去年开始，日本国内的“无上装酒吧”、“无下装酒吧”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台湾当然还没有达到日本那种程度，但哪个酒吧老板不知道女孩子的胴体比佳肴和美酒更有吸引力？让她们尽可能地穿少一些!
许多客人的眼睛不盯着酒菜而盯着女侍应生们。她们端酒送菜时，有人趁机抓她们的手或在大腿上偷偷拧一把。她们一点也不生气，只是脸色微红，嫣然一笑，轻盈地去了。
一个侍应生端着一盘北海鳕鱼来到最西头的桌旁。这里坐着两个日本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用中国话问道：
“这鱼可好吃？”
“好吃。”
“你更好吃，小姐。”镜片后面，一双满是醉意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女侍应生。
他用筷子夹起一块鱼伸向侍应生。
“你吃。”
“谢谢先生，我不吃。”
他突然以一个猛烈的动作把侍应生拉到怀里，使她坐在自己腿上。
“你吃，你吃!”
“不，先生。”
“好，你不吃我吃!”
他在侍应生的脸上亲了一大口。
女侍应生满脸通红，挣扎着站起来，依然微笑着，但已不大自然。顾客便是神仙，哪里得罪得起，何况外国人!
有人把酒杯重重地搁在桌上。
人们的目光投向传来声音的地方。
那是个穿着藏青色西服的青年人，一人独坐在靠落地窗的方桌旁。他把脸转向窗外。
茜茜开始唱另一首歌。才唱了一半，那个戴眼镜的日本人高叫：
“唱《四季歌》!日本的《四季歌》!”
茜茜停下来，神情茫然。
“唱呀，唱!我给钱，给很多钱!”日本人挥着手。
穿藏青色西装的青年用沉沉的目光望着日本人，嘴紧抿着，变成一道细缝。
茜茜开始唱《四季歌》。
日本人仰脖痛饮，大声道：
“好!好!”
这酒吧仿佛是他的家。
十多分钟后，那个穿藏青色西装的青年突然拉住从他身边走过的一个侍应生，道：
“小姐，您看!”
侍应生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顿感哭笑不得。
戴眼镜的日本人现在光着两脚，用手不停地抠脚指头。间或还在脚趾缝间熟练地搓抹，将污垢弹在地上。
青年人愤愤地道：
“成何体统!”
近十年来，台湾经济起飞，一般的生活水平确是提高了，在亚洲也算步入了“先进”的行列吧。“先进”就要有“先进”的模样，当局开始推广“新社会运动”，曾明确规定在公共场合不准打赤膊和光脚。
“小姐，请你过去告诉那人，把鞋子穿起来。”青年人说。
侍应生面露难色。
“我不好讲的。他是外国人。”
“外国人？外国人怎么啦？”
侍应生绞着双手没说话。
“去，叫他把鞋穿上!”青年人的话中有一道冷飕飕的锋口。
“我不敢。”
青年人突然被激怒了。声音提高了许多：
“你敢做什么？……你不敢，我去!”
“不，先生您别去，别去。”
“为什么？”
“他是外国人。”
青年的脸变白了。
“外国人不是人？比中国人多个鼻子？多条胳膊？”
“先生，”侍应生用哀求般的声音道，“得罪了外国人，老板要怪罪我们的。”
“没你的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走到戴眼镜的日本人面前站住了。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再加上那一副冷峻的神情，站在那里确有一种逼人之感。
“请您把鞋子穿上!”
日本人笑了：
“我觉得这样挺舒服。”
“在台湾这样是不允许的。”青年尽可能用平静的声音说。
“我是日本人。”
“可你现在在台湾!”
日本人耸了耸肩，嘴角露出一缕鄙夷的笑，转过身去。
“你把鞋穿上!”青年人大喝一声，象平地响起一个炸雷，人们被吓了一跳。
日本人站起来。他比那青年足足高出半头。
“你想干什么？”
四只眼睛怒视着。
有人嘀咕：
“这人也真是，竟管到老外头上来了。连政府都不敢管老外，何况你!”
人们纷纷拢来。茜茜不唱了，也走过来，对那青年说：
“先生，别惹他们，只当没看见算了。”
“可我看见了!”
茜茜哼了一声：
“你能惹起他们？”
青年人狠狠瞪了茜茜一眼：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一边去!”他转向日本人。“再说一遍，穿上!”
“不!”
“那就请你出去!”
“滚开!别缠着我!”日本人说着，一个巴掌过来。
青年人向后一闪。
“你要做什么？”
“揍你!”
话音未落，日本人的脸上挨了重重一击。他鸣咽着捂住面孔，眼镜掉在地上。紧接着头上又挨了一拳。他倒下了。
酒吧里一片混乱。
另一个日本人站起来。青年人用冷然的目光注视着他，双拳紧握。日本人没敢过来。
地上的日本人扶着桌子想站起来。
“出去!”青年人说。
“不!”
又是一拳!这一拳好重啊。人倒了，桌子也倒了，酒杯、菜盘哗啦啦地落下来。
酒吧里更乱。许多人走了。
青年人揪住日本人的衣领，把他向外拖去。那情形象拖一条死狗。
酒吧老板从里面跑出来。
“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女侍应生说：
“打人了。”
“谁打人了？”
正好这时那个青年走进来，脸上冷得没一点表情，一绺长发贴在额前。
“就是他!”女侍应生道。
快拔一一O报警!”老板吩咐，边冲过去抓住那青年的胳膊，怕他跑了。
青年甩开老板的手，说：
“去报警吧!我在这儿呆着一动也不动!”
一字一顿，掷地有声。
他缓缓落座，对侍应生说：
“端酒来。要拿破仑酒!”
酒端来后，他独斟独饮，旁若无人。
依然是众目睽睽，不过许多人的目光换成钦佩的了。
茜茜轻飘飘地走来。
“先生，您点个歌，我为你唱。”
青年正色道：
“你名声不好，我不点你的歌。”
茜茜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儿。
三十分钟过去了，仍不见警方人来。青年看了下表，站起来。
“他们还不来，我没时间等了。”
老板急忙道：
“你不能走!”
“怕什么？”青年冷笑一声。“我把证件给你看，记下我的名字好了。”
他把一个小蓝本扔在桌上。
老板打开，一行字映入眼帘：
“空军五联队督察室飞行考核官黄植诚(少校)。”
他正要离开酒吧，警察赶到了。
他随他们去了。
此事他虽然有理，但仍被判罚款。他据理力争，无济于事。
最后他只得掏出钱来愤愤地掷在桌上。
午夜一点，他从北市警署的大门里走出来。
夜色苍然。月亮和星星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天边隐雷沉沉，似要下雨。大街上阒无人迹。
他忽然发出一阵大笑，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
警署哨兵诧异地问：
“你笑什么？”
“你管不着!”
他扬长而去。
四
五月四日 星期一
凌晨六时许
大雨滂沱。
灰色的云，灰色的天，远处阳明山也是灰蒙蒙的。雨丝水柱仿佛把天上的云朵扯了下来，有些摩天楼都看不见顶了。
士林警察分驻所警长裹着雨衣在街头踽踽独行。后半夜该他值星。
天色冥暗。虽是凌晨，却似黄昏。
他小声嘟囔，大约是在抱怨自个人运气不佳，偏在这样的雨天值星。
也许，他脑子里忽然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下雨天，他钻进被窝，心头荡漾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雨天睡觉最舒服。
现在他却孤零零地走在雨中。
突然，他发现前方约百米处站着一个人。
那是街心“绿三角”④，四周空荡荡的。
警长有些纳闷：什么人？为什么一个人站在大雨中，他走过去。
人们常用“落汤鸡”形容雨中的人，那人就是这样。他没打伞，也没穿雨衣。雨水猛浇着他。一身藏青色的西装湿透了，紧贴着肉，显出身体清晰的粗犷的线条。
“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干什么？”
那人抬起脸。一张苍白的面孔。眼睛虽被雨水冲刷却仍睁得很大，显得炯然有神。
“你在干什么？”那人反问，“找东西吗？”
警长愕然。
“找东西？什么东西？”
“你没丢东西吗？”那人的声调有些不耐烦。
“没有。”
那人把脸转向一边不睬他了。
警长越发好奇，决心弄个明白。
“这样大的雨，你站在这儿做什么呢？”
那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金灿灿的手表，但很快又放进去。
“我在这里捡的。谁丢失的，一定非常着急，会寻来的，我在这儿等。
说话时他用的是淡淡的口吻。
“什么表？”警长脱口问道。
“你又没有丢，问它做什么？”
“什么时候捡到的？”
“一点左右。”
警长显然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人捡着东西不要，没有任何雨具，竟然在雨中站了这么长时间!就为了还别人的东西。
从他那欲言又止的神态中，可以看出他还有一些问题想问，然而终于没有提出来。他抬头看见街心的“太阳灯”，灯光把这儿照得亮如白昼。他无语地望着那人。
那人望着灰色的天幕。
警长说：
“呆在个能避雨的地方不好吗？”
那人说：
“人家在哪儿丢了东西，就会到哪儿来找的。”
警长又问：
“交到警署不也一样吗？”
那人用冰冷的声音说：
“我不愿意同警署打交道。”
警长摆了摆头，迟疑了一下，走了，走了十几步后又回过头来。那人还在原地伫立。大雨如注，地上溅起密密的水花，宛如薄雾一般。
八点，一个中年妇女走进士林警察分驻所，递给值班员一块金表，说是捡来的。值班员进行例行的登记。
“你什么时候捡的？”
“不是我捡的。”
“那么是谁？”
“我弟弟。”
“他的工作地点、姓名？”
“他在桃园机场做事，叫黄植诚。”
事情并没完。
一小时后，金表的主人就找到了。好快!原来昨天那人家里遭窃，金表是失物之一，早已在警署备案。警署把金表还给那人后，他决不相信是捡来的，定要见捡表的人。于是警署马上打电话给黄植诚，要求说明情况。
黄植诚勃然大怒：
“我好心好意把捡到的东西还给他，他怎会产生这种混蛋念头!他在不在？让他过来接电话!他敢不敢？”
对方说：
“您还是来一趟好。”
“不!我不去!”
他把话筒重重地放在叉簧上。
他在电话机旁站立良久，脸色象纸一样白。
“竟有这样的人!”他讷讷道。
五
五月七日 星期四
上午十时许
今天是“莒光日”⑤。
联队康乐中心的小礼堂里，百余名飞行员整齐地坐着，一个个挺胸抬头，腰板也伸得直直的。那精神面貌与平日很不一样呢。
军界，最令大家头痛的就是“莒光日”了。只要踏进军队的门，每个星期都得坐一天冷板凳。教育内容又那样枯燥乏味，总不外是“国父言论”、“领袖思想”、“为什么要光复大陆”之类。年复一年，耳朵都磨出茧子了。近年来虽然在形式上有所改进，如大量地安装录像机和闭路电视，但内容依然如旧!有人称“莒光日”为“瞌睡日”，这话不差。
今天不同往日。联队邀请一位中将来作报告。此人曾参加过金门古宁头大战，联队要求飞行员们认真听讲。
将军把当年古宁头大战的情形娓娓道来，其实都是大家听厌了的东西。休息后，他开始讲自己对“领袖言行”的理解。
领袖已经作古，谈他的东西要为今人服务。联队请将军针对当前部队中普遍存在的士气问题多讲几句。他这样做了。末了，他说：
“先总统蒋公教导我们：‘毋忘在莒’。我们一定不能忘反攻大陆和统一中国的使命。统一中国靠什么？靠老美行吗？靠谈判行吗？不行!还得靠武力，靠六十万国军!靠你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他顿了顿。“你们这一代人多有福啊!我们当兵时吃的那些苦，你们连想也想不到。我们是穿着粗布衣、穿着草鞋为你们打天下的。现在情形不同了，你们低头看看，哪个不穿着铮亮的皮鞋!”他有些激动。“可是，有些青年同志一点也不惜得这好日子是来之不易的，沉缅于奢侈生活中，追求享受，哪还记得‘毋忘在莒’!”他环顾四周，“我也想对今天在座的青年同志提点意见。你们都是军人，可脑子里有没有不纯正的东西呢？你们看，有的同志留了那样长的头发，难道忘了‘不掩脖，不遮耳’的规定吗？蒋总统经国先生对空军期望最深，勉励你们要‘打第一仗，立第一功’。你们要保持最旺盛的士气。一举一动要象打胜仗的样子……”
“报告!”一个声音从下面传来。
将军定眼一望，见坐在第一排的一个佩戴少校军衔的青年举着手。
“可以。”将军颔首。
那青年站起来。
“我是五联队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您刚才的话中，有两点我不同意。”
四座骚动。
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断一个将军的讲话，已是十分不恭，更何况他是对将军的话提出相反意见!
督察室主任皱起眉头，但无可奈何。谁也没有规定不许提问呀。他清楚，在联队所有的飞行军官中，只有黄植诚一个人能做出这样的举动。他有思想，而且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既已站了起来，再阻止他也是枉然。
将军愕然。
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青年人那长长的头发，不由忖道：是我刚才的话触怒了他？
的确，黄植诚脸上布着阴霾。
将军终于开口：
“请讲。”
“第一，”黄植诚说，“关于中国统一，您的说法与政府不同。政府早就不提武力反攻大陆了，因为那是不现实的，只讲‘精神反攻’和‘文化反攻’，最近又讲‘以三民主义进行统一’。”
将军一惊。这话不错。刚才自己由于心情激动，说走板了。但他一时下不了台，说：
“有些话，在军中说说总可以嘛。”
“不现实的话最好不说。”
“什么不现实？”将军有些愠怒。
“您刚才的话就不现实!”
众人面面相觑。黄植诚这人真是大胆的可以!台上是谁？是个中将啊。
“你……”
“还有，”黄植诚说，“难道头发留长一点就是士气不旺的标志吗？就非得打败仗吗？”
有人笑了。
“现在社会前进了，生活水来提高了，光对我们讲过去穿草鞋、穿粗布衣的事，有什么用处？老拿过去与今天比，有什么意义？您应当讲些大家爱听的东西。完了，可以坐下么？”
小礼堂一片死寂。
将军面色发白，恶狠狠地盯住黄植诚。这太令他难堪了。他万没料到一个小小的少校竟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自己的台，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一股火窜上脑门，他忘记了一切，冲着黄植诚说：
“你提这些问题不奇怪，因为我看得出来，你就是个打败仗的料儿!”
黄植诚笑道：
“何以见得？”
“瞧你那模样!”
“这模样怎么着？你们穿着草鞋，穿着粗布衣，还不是老吃败仗？‘闻风八十里，枪响一百一。’这话是对谁说的？对我们？除了古宁头之外，你们哪一仗打胜了？”
“胡说!”将军勃然大怒。
“是实话!”
督察室主任喝道：
“黄植诚，坐下!”
黄植诚动也不动，依旧一瞬不瞬地注视着将军，目色沉沉。
他就是这样的人：有什么话都敢讲。只要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便会坚持到底。
类似的事不是第一次了。
刚进空军官校时，每个新学员都发了一本由当时的总政战部主任编纂的“国军”战史，校方要求他们认真阅读。
某日政治课，教官给学员做这本书的辅导。正讲着，黄植诚举起手来。
“教官，这本书写得不真实。”
教官愣了一下。好大的口气!是哪个？
“胡说!你知道这书是谁写的？”
“知道，可是我不管。”黄植诚一脸倔强神色。“它就是不真实。”
“胡说!哪里不真实？”
“书上讲到历次剿共战斗都消灭了大量敌人。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如果按照它上面所说的数字，从民国十六年到三十八年，一共消灭共军四亿多。共军哪会有那样多？莫非中国老百姓都当共军了？”
教官暗暗吃惊，他没有料到这个青年如此认真心细，他甚至可能是对的，但作为一个教官的尊严本能地驱使他喝道：“住嘴!”
“我没错，为什么要住嘴？”
“我要你住嘴!”
“教官，您自己可以算算嘛!”
“放肆!”
黄植诚倔强地大声喊道：
“教官，你算算!”
教官的脸涨紫了。
“黄植诚，我命令你，起立!”他吼道。
黄植诚站起来。军人嘛，服从命令是天职。
“向右转!目标，教室门口，开步走!”
中午，黄植诚被剃了光头──这是空军官校对犯错误学生的惩罚措施。进餐厅时一律脱帽，谁犯了错误，一目了然。
官校是学长制，二年级管一年级，三年级管二年级和一年级，以此类推，要求极其严格。黄植诚甫入官校，而官校第一年被称作“地狱年”。这天开午饭时，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三年级学生拦住了黄植诚。
“你犯了什么错误？”
“我什么错误也没犯。”
“为什么被剃了头？”
“不知道。”
三年级学生向别人问明原因后，发起脾气。
“认错!否则今天吃饭也得挨罚!”
黄植诚冷然道：
“我没错，认什么？”
“嘴硬!今天叫他站在桌上吃饭!”
这也是惩罚措施之一。
就这样，在千把人的食堂里，黄植诚站到了桌上。那情形象平地上突然冒出一株树。数不清的目光投向他。他毫不在意，举目四瞩，仿佛周围是一片旷野。同学把饭盒递给他，他大口大口地吃。那一顿他一点没少吃。
饭后，三年级学生问他：
“认错不认？”
“不认!”
“混蛋!再罚他!到厕所里去做俯卧撑!”
他去了。
半小时后，那些人涌入厕所。
“认错!”
他伏在地上，仰起脸。汗珠凝聚在鼻尖。
“不!”
三年级学生暴怒了，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硬的低年级学生呢。
“用最后的惩罚手段!到操场去!这一回不怕他不认错。”
这最后的惩罚手段听起来都令人颤栗呢：中午，烈日当头，犯错误的学生全副武装，外面再裹一件雨衣，背着枪站在个盛水的脸盆里。脸盆是很小的，根本动弹不得。
黄植诚来到操场。
夏日骄阳如火。地上升腾着袅袅的烟气。冈山有名的蝉儿都不叫了。黄植诚就像方才说的那样站着。
当脸盆里的水变得烫人的时候，三年级学生们来了。
“这下尝够苦头了？认错吧。”
钢盔下，一张惨白的、湿浸浸的面庞上依然是刚毅的神色。
“不!”从满是水泡里的嘴唇里吐出这个字，铮铮有力。
惩罚者们大惊失色。
报告会结束后，黄植诚被副联队长叫去。
“太不象话了!你怎么能当着这样多人的面冲撞中将？”
黄植诚道：
“怎么叫冲撞？他讲的不对嘛。”
“那你也应当讲个场合!他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黄植诚哼了一声：
“他就是天王老子，说错了我也敢讲!”
“黄植诚，你太无法无天了!”
“您看看，老天没掉下来，我的头发一根也没少。”
“深刻反省!否则停你的飞!”
“停飞？那我看您的考核任务指标怎样完成。”
副联队长怔住了。这话有道理。在联队几个考核官当中，黄的技术最好，号称“大拿”。空总最近下达的考核指标很高，他若不飞，任务真的无法完成。
“禁足⑥!”副联队长叫道。
六
五月八日 星期五
下午五点
禁闭室。
黄植诚一动不动地站在屋中，像一尊雕塑。
墙角有一张床，床上的铺盖很不干净。他进来已有两个小时，挨都没挨它一下。
他是个非常爱清洁的人。
他踱到窗前，举目远眺。
微风拂过。窗台上的尘土飘到了他脸上和衣服上。头发也乱了。他仔细地把衣上的灰尘弹去。
他敲门。
“什么事？”卫兵问。
“去把我的镜子拿来!”
不一会儿，镜子拿来了。他揽镜自照，用手绢擦去脸上的灰尘，随即又把头发抚弄得整整齐齐。
他很爱打扮，穿着上亦十分讲究。联队里的同事们很少看到他有衣冠不整的时候。周末进城前，没有几十分钟的梳洗和打扮时间，他是走不得了的。
早在五十年代，国民党空军就规定飞行人员一律不得留长发。近年来，由于社会的冲击，除空军官校外，不执行规定的现象愈来愈普遍。黄植诚的头发总是很长。
有人劝他：
“植诚，你的头发老那样长，小心挨克。”
他不以为然：
“有多长？既不掩脖，又不遮耳，谁能克我？”
还有人说：
“有人向上面反映你太爱打扮，每个礼拜天都要穿新衣服。你要注意呢。”
“怎么个注意法？”
“改一改嘛。”
“这又不是缺点，有啥好改的？”
“在军中，应当随大流才好……”
“不!”他说，“我不改!我是我，我就是我!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为什么要故作姿态？”
劝他的人报以苦笑。
他继续说：
“我讨厌假装!人生一世，不做自己，难道做别人？谁愿意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好了!”他把手用力向下一劈。
禁闭室门开了，一个军官走进来，手里拿着一迭纸。
黄植诚看清来人是联队政战部的一个军官，闭起眼睛。
那人是来让他写悔过书的。
那人连唤他三遍，他像个哑巴似地一声不吭。
那人提高了嗓门：
“我在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他睁开眼，爱理不睬地：
“跟你们有什么可说的？你到全联队问问，我黄植诚什么时候同你们这些吃政治饭的人搭过腔？”
在空军中，搞技术的人一向瞧不起政战人员，觉得他们吃饱饭成天不干事，光知道整人和打小报告，双方成见甚深。黄植诚更是如此。
“好，你不写，我去向主任汇报。”
政战官走了。
黄植诚望着他的背影大笑。
夜。月光如水。卫兵在禁闭室外踯躅。
十一点了，他困得呵欠连声。他打开门上的小窗向里望望，兀自吃了一惊。
黄植诚站在屋中央。
一缕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棂照在他脸上，使他的面庞变得象石头一样。唯一能证明这是一张有生命的面孔的是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
卫兵问：
“喂，你为什么不到床上去睡？”
“床太脏。”黄植诚道。
“坐坐总可以吧。”
他站着，没有回答。
“你就这样站一夜吗？”
“嗯。”
卫兵摇头，不大相信这话。
随即他下岗了。
次日他值头一班，拂晓上岗。
他打开门上的小窗，又楞住了。
黄植诚依旧站在那里。
七
五月九日 星期六
上午八时半
昨天来过的那个政战官又拿着纸笔走进来。他也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呀。
他费了半个小时的口舌，黄植诚竟一言不发。
他好恼，但不敢在黄植诚面前发火。
“没见过你这种人!”他转身走了。
“没见过就让你见见!”
政战官走到门口停住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来。
“你的信。督察室叫我带来的。”
黄植诚伸手去取。
那人在黄的手就要触到信的时候，突然把信掷在地上。
他在报复。他拉开门要走。
一声怒喝：
“转来!”窄小的禁闭室仿佛被震动了。
黄植诚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
“捡起来!”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政战官的手仍未离开门把。
黄植诚说：
“你走，你走。你以为我永远出不了这个门了？”
空气紧张得仿佛划一根火柴就能燃着。
“捡起来!”
政战官的手离开了门把。
“捡起来!”
一声比一声高，饱含威棱。
政战官缓缓俯身，捡起信递给黄植诚。他马上感到屈辱，但来不及了。
黄植诚心里得到了满足，想笑，终于忍住。
还有谁的自尊心比他更强？
在这一点上，孩提时他便与众不同。
他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可是谁也不能欺负他。这一方面是因为母亲的疼爱(他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另一方面因为他的个性和自尊心极强的缘故。
六岁那年，他上国小了。妈妈送他到学校，对老师说：
“今后要老师您多费心了。这孩子是我们家的老么……”
话未完，黄植诚叫起来：
“我不叫老么，我叫黄植诚!”
老师手扶眼镜框细细把他端详。这是怎样一个有性格的孩子啊!
上六年级时，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游泳。学校有一个不大的游泳池，一次只能让一个班的学生去游。
一池碧波，清澈见底。会游泳的同学们迫不及待地跳下去。因为是上课，不会游的同学也换了泳装，在浅水里学。
男生大部分会游，女生相反。黄植诚是少数几个不会游的男生之一。他生来怕水。
浅水里几乎全是长头发的姑娘，他在那里真不自在。几分钟后，他爬上来。
有些同学游得真好，到了水里就像鱼儿一样灵巧。他坐在池边望着，一丝嫉意掠过心头。
“我怎么就不会游呢？”
他不想看下去，顾盼四处。那边有一间小屋，是控制放水的地方，他不止一次到那里玩耍过。他想到那边去藏起来。
突然有人在背后猛搡一把，他落进池中。
尽管这边是浅水，一种本能还是使得他拼命挣扎了一阵，甚至呛了口水，怎么爬上来的，他不晓得了。那模样一准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他是怎样恼怒啊!四下望望，哪还有推他的那人的影子!
笑声。
“真没出息!”一个同学说，“掉到浅水里还吓成那样!”
“黄植诚，”另一个同学叫他，“下来吧，多自在啊!瞧，岸上就只有你一个男的。”
又一个声音：
“来，咱们一起叫：‘旱鸭子，快下来!’”
他们叫了，他们又笑。
黄植诚紧咬着嘴唇。
老师走过来说：
“同学们，你们这样做不好。”
黄植诚突然觉得鼻子发酸。他想哭。
他一骨碌爬起来向那间小屋跑去。
“他吓跑喽!”同学们叫道。
他冲进小屋，使劲把门关上。
游泳池里的同学们继续嘻闹，哪把这事再放在心上!
过了片刻，有人惊呼：
“水少啦!”
众人凝目。可不，水从兰色的标线上往下落了一大截!
“怎么回事？”
水继续下落。
突然有人明白了：
“是黄植诚!他在放水!”
许多人向小屋跑去。
门被反锁了，推不开。
“黄植诚，你干什么？”大家纷纷问。
无回答。
池里的水愈来愈少。
老师个子大，踮起脚从窗户上向里望去。黄植诚正用双手扳着闸把，小嘴抿得紧紧的，脸上有一种仇恨的表情。
“植诚，不要乱来!”老师说，“快放开闸把!”
“不!”
游泳池本不大，不一会儿，水全放光了。大家目瞪口呆地望着空空的池子，有人联想到一座林木茂密的山突然间变秃了的情形。
众人面面相觑，彼此觉得双方穿着泳装显得滑稽可笑。那当然，穿泳装就得呆在有水的地方，不然你上大街试试？
小屋的门开了，黄植诚走出来。门口的那些人不由自主的向两旁分开。一分钟前还是你叫我喊，现在突然静得令人难以想象。
刚才羞辱黄植诚的几个男生站在池边，神情尴尬。黄植诚向他们投去冷冷的一瞥，那眼神仿佛在说：我叫你们自在!
不出一个星期，他学会了游泳。
他看看信封，心跳蓦地加快了。
“是她来的。”
他正要拆信，门开了，联队值星官走进来对他说：
“到时间了，出去吧。”
全联队正在康乐中心开大会，宣布本联队选出的“国军英雄”、“修护补给楷模”和“敬军模范”(最后由国防部统一衡量批准)。他站在门外听。
他明知自己与这些东西无缘，但总想知道有谁。
当政战部主任念到一个名字时，他突然觉得自己象吃下一只苍蝇。
是那个被自己奚落过的小白脸政战官。
他咬咬牙。
后面好几个名字没听清楚。
宣布完后，联队长对本周工作进行小结。他指名道姓地狠狠批评黄植诚。
黄植诚本来对联队长是比较敬重的，现在突然有些恨他。
“我又没错，你当着这样多人的面跟我过不去!”
他猛地转身走了。
八
同日 十二时
他躺在床上，双眼茫然地睁着，凝注天花板。
忽然他想起口袋里的信，连忙取出。
信极短。
植诚：
来信收到。实在抱歉，我叔叔自美回国省亲，星期天要带我到剑潭去玩。我本不愿去，但他老远归来，怎能扫他的兴？我们只好又牺牲一个礼拜天了。希你能原谅。
凤
黄植诚忽然感到烦躁。
“是我重要，还是你叔叔重要？”
他把信揉成一团，道：
“已经是第三个礼拜天了，她总有别的事情!”
他将信掷在床上，忽又感到不妥，拾起来重新展平。再读一遍，叹了口气：
“我真猜不透她心里是怎样想的。”
他决定给她打个电话。
电话拨通后，他说：
“请杨凤小姐听电话。”
对方是一个男人。
“你是谁？”
“我是黄植诚。”
送话器里有些嘈杂。他隐约听见有个女子的笑声。那银铃般的、持续时间特长的、使人觉得约略有些放荡的笑声是他所熟悉的。
片刻，对方说：
“她不在。”
“什么？我听见……”
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他觉得自己仿佛看见了那一边的情景：接电话的人捂着送话器问杨凤，后者憋住笑使劲摆手。她在，这不会错。飞行员的耳朵岂是随便能欺骗的？
再拨，占线。
易怒的他狠狠把话筒掼在叉簧上。
“我去找她!”
台湾实行五天半工作制，星期六吃过午饭便没事了。他驾着自己那辆“菲亚特”向台北驰去。
约莫一小时后，他来到了杨凤家所在的巷子外。在她家那扇红色的大门旁停着一辆崭新的轿车。
黄植诚正要下车，忽然又不动了。
门开了，杨凤和一个青年男子走出来，坐进那辆轿车。
他没见过那人。
“这人莫非是她叔叔？”
现在该怎么办？他费踌躇。
轿车开过来了。他忽然觉得那人不像杨凤的叔叔──太年青了。
轿车从一旁驰过。虽然只是一霎间，他依然看清了杨凤脸上那迷人的笑。他恍惚感到这种笑不像是侄女对叔叔能做出来的。
跟着她吗？凭什么？即使那人不是她叔叔，又能怎么样？要知道，她与自己的关系并未超越朋友的界限啊。
他很喜欢她。可是对方的态度怎样，他不得而知。从前一阶段交往的情形看，他仿佛有意于自己。近一个月来，情况不那么好了。
他枯坐良久，最后重重叹了口气，驱车回家。
九
同日 下午六时半
离家门还有一百多米，他看见了妈妈。像往常一样，妈妈站在门口等他。暮色苍茫，使妈妈那本来就十分瘦小的身子显得愈加瘦小。灰色的烟流中，可见妈妈头上白发飘动。这一幅情景他好熟悉。从幼稚园、国小、国中到现在，只要他回家，首先看到的必定是这幅情景。
妈妈最疼爱他。
他下了车。妈妈说：
植儿，妈已经把莲子和白木耳用冰糖熬好，放在冰箱里了。我去拿!”
他嗯了一声，走进自己房间。
桌上放着一封信。
他凝眸。他的心缩紧了。
信是她来的。
另一个“她”。
他长久地注视着信封。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现在竟感到没有勇气将它拆开。
“她会说些什么呢？”他暗自道。
他的目光突然停在信封的落款上。
冈山忠孝东路六段陈月娟缄。”
后四个字像是被水浸湿过，显得模糊。
他想到了眼泪。
直到妈妈喊他吃晚饭，他也未拆那信。
吃饭时他神情郁郁，一言不发，大家以为他病了。刚吃过饭他就回到房间里。
首先跳入眼帘的还是那封信。
他在桌前坐下，望着信封上的那个名字。今天他觉得这名字特别刺目。
他把信封翻个个儿，但名字仍在眼前晃动。
“不要想她!”
他做不到这一点。不知为什么，今天他特别做不到这一点。
往事涌上心头。
六年前的一天深夜。
在空军官校读三年级的黄植诚奉命到街上发一封紧急电报，返回时从忠孝东路经过，忽然听见右侧一条小巷里传来女人呼救声：
“有色狼!……”
他毫不犹豫地朝传来喊声的地方奔去。
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觉得自己应当成为一个英雄。也许就在今晚？
三个男子正把一个姑娘朝黑巷深处拖。
他大喝：
“住手!”
一个男的说：
“这儿没你的事，快走开，惹恼了老子，给你放血。”
他毫无害怕的感觉，倒是有点激动。是为自己将要成为英雄而激动？
“别人不敢惹你们，我偏敢!”
“你长了几个脑壳？”
“不多，一个!”
那些人撇下姑娘向他扑来，每人都挥着棒子。他大吼大叫着同他们搏斗。棒子象雨点似地打在他身上，他竟一点也不感到痛。他也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一拳把一个家伙打倒在地爬不起来。
警察及时赶到，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黄植诚受了点伤，背上和胳膊上有许多木刺，有几根特粗，断在肉里，要进医院动小手术。
姑娘来看他。
“我叫陈月娟，谢谢您。”她说。
姑娘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惊人的美丽，但仔细看时，就会发现一些不足：嘴角有点松弛；下牙床不大整齐；笑的时候只有右脸上有酒窝。然而这仍是一张美丽的面孔。
黄植诚看见姑娘穿着崭新的“迷你”型牛仔裤，项链上坠着小巧玲珑的电子表。尤为惹人注目的是手上那金灿灿的戒指。一个念头跃入脑中：“也许是富家女子。”一种对富人本能的蔑视，使他闭上双眼。
护士来说，现在要把身上的木刺取出来，先打麻药。黄植诚一口拒绝：
“不能打麻药，就这样取!”
“你会痛坏的。”
“不怕!”
“为什么不让打？”
黄植诚说，听人讲，打麻药会影响记忆力。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打。护士笑了，这是什么道理!坚持要给他打，他执意不肯。
手术开始。伤痛使他汗如雨下，可他紧咬牙关，不吭一声。护士说：
“若是痛得厉害，你就喊出声吧。”
黄植诚就是不发一声。
手术做完了，黄植诚恍惚中听见护士说：
“这人的意志真坚强，可也真固执!”
陈月娟在一旁深深注视着他。
这是他们的初识。
他住院那几天，月娟天天都来看他。
月娟并不是“富家女子”，相反，家境十分寒微，父亲是个小职员。她在高中念书。
起初，黄植诚对月娟并没有予以特别注意，但是接触几次后，他开始注意了。
那姑娘身上有许多令他喜欢的地方。
姑娘几乎每来次看黄植诚都要换一件新衣服，打扮得十分漂亮。黄植诚是希望看到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不能不问：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漂亮的新衣服呢？”停一停又说，“你家并不富有啊。”
月娟说：
“说出来你别笑话：我怕人家瞧不起我。”
这理由怪哉!黄植诚惊奇地扬起眉毛。
“为什么？”
“我家没钱。另外，我长得不好看……”姑娘垂着头说。
黄植诚觉得姑娘好坦率，好老实，虽然后一点并非事实。一般女孩子即使真的长得难看还不愿承认呢。
他说：
“不，你很漂亮!”心想，如果能更漂亮一点就好了。
的确，在台湾，没钱的人是被别人瞧不起的。
月娟上国小时，经常穿打补钉的衣服，同学们不止一次嗤笑她，使她那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她曾哭着向爸爸要新衣服。爸爸哪有？羞愧地低下头一声不吭。
有一次到儿童游艺公园去玩，管理人员就因为她穿的衣服破旧一点，差点把她撵出来。
她变得注意衣着了。
还有一个原因。心理学专家认为：一个女人假如太过于注意衣着，那就是说，她对自己的相貌和身体都不满意。月娟便是这样一种人。
她从小自卑感就很强。同学们曾因为她家穷而从种种方面取笑过她，那些话给她留下了怎样深的印象啊。她老觉得自己很卑贱，很难看。长大后，也有人说过她是漂亮的，她不信。她把自己相貌上那些微小的缺陷看得过重了。
她不爱照镜子。每照一次镜子她都免不了产生失望情绪。台湾的商店里到处是镜子，黄植诚常在镜前顾盼，月娟总是低头匆匆而过。
黄植诚叩问原因，月娟照实说了。黄植诚心中感叹：
“她太老实了。”
确实，月娟太老实了，甚至老实的让人可怜。某次，黄植诚问她：
“怎没见你穿过裙子？”
“我穿裙子不好看。”
“为什么？”
“我的腿太粗了。”这当然是她自己的看法。
后来，黄植诚带她到一个朋友家里参加舞会。那是一个盛夏的夜，所有女客都穿着裙子，独月娟例外。女主人问：
“天好热，你为什么不穿裙子？”
黄植诚想，月娟一定不会把她对我讲的那个原因说出来。
他猜错了。
“我穿裙子不好看。我的腿太粗了。”月娟说。
黄植诚无言地注视月娟，不知为什么竟有点可怜她。
月娟性情软绵，心地善良。一天，她同黄植诚到商店买东西。柜台旁十分拥挤。忽然，一个女子叫起来：
“小心扒手!”
黄植诚扭头一看，发现一个孩子的手放在月娟的皮包里。月娟叫了一声，立时有两人扭住那孩子。
“小偷，可恶!”有人喊。
“揍他!”
月娟连忙摇手：
“别打他。”
她弯下腰和蔼地问那孩子：
“你为什么要偷呀？好孩子是不会偷东西的。”
孩子低着头不作声。
“你说呀。”
“爸爸给我买钢笔的钱，我丢了。爸爸打我，不给我饭吃，不让我回家，要我把钱找回来……”孩子嗫嚅道，泪水噗簌簌落下来。
月娟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到那孩子手中。
“拿去买笔吧。”
事后，他们听说那孩子的爸爸竟是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资本家!黄植诚愤愤然道：
“有钱人真是可怕的动物!早知是这样，那些钱就不给了!”
月娟低声说：
“我会给的。孩子回不了家，好可怜。”
黄植诚半晌才说：
“你呀，心太好了。”
黄植诚觉得自己渐渐爱上这姑娘了。
而姑娘，对黄也是仰慕很久了。
于是，爱情这个曾拨动着许多青年人心弦的美好的词，也来到他们身边。
好心的姑娘把自己纯真的感情全部倾注到黄植诚身上。一个女孩子所能给予男人的东西，她全给了。
爸爸经常发现月娟的口袋里装着瓜子，有空便掏出来嗑，但并不吃，把瓤嗑出来放在纸上。真怪。爸爸问：
“你这是做什么呀？”
她笑笑，不作声。她是把瓤留给黄植诚。黄植诚很喜欢吃瓜子。
黄植诚在官校读书，手头拮据，月娟常常为他买这买那。他问：
“你哪儿来的钱？”
她笑而不语。
后来他才知道月娟是把家里每次给她的那可数的一点钱偷偷攒起来，花在他身上。
月娟高中毕业了。她的成绩在学校里是佼佼者，考大学十拿九稳。但她为了能够留在冈山照顾黄植诚，毅然放弃了升学考试。她的另一个想法是：黄植诚不久也要从官校毕业了，届时他们便珠联譬合。
她错了。
黄植诚从小便有着极高的志向。虽说空军当局非常提倡飞行员一从官校毕业就结婚，但他感到自己刚脱下“军校生”的制服，功不成，名不就，岂可就谈婚姻？当月娟提出此事时，他不假思索地拒绝。
“好儿男志在四方。我一定要做一两件大事，再成家!”他侃侃凿凿地说，脸上洋溢着自负的神色。
月娟用一种略略有些伤感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男朋友，黄植诚觉得那目光似乎在说：
“我已为你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你不能我为也牺牲一点吗？”
月娟，这个通情达理的姑娘，终于什么也没说。她哭了。
黄植诚离开冈山那天，月娟到车站送他。
在柔和的夜色笼罩下的冈山站月台下，这一对情人依依惜别。几天来，月娟的眼泪几乎没断过，现在就哭得更厉害了。本来就是个生性柔弱的女孩子嘛。黄植诚心里也不好受，却故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植诚，我等你。”月娟用手绢堵着嘴。
“嗯，等我。”
“你别忘了我。”
“不会的。”
“常来信。”
“一定。”
姑娘哭得似个泪人儿，几不能自持，靠在黄植诚身上。黄植诚抚着她那削瘦的肩头，觉得眼睛热辣辣的。在这一刻，他使劲去想姑娘对自己不好的地方和他们之间的不愉快，才能使心情稍稍平静。姑娘对自己是千般万般好，不愉快的事也只有一件。
前几天，月娟告诉他，住在她家旁边的一个叫王恩的人写信追求她，被她拒绝。黄植诚见过那人，平常也听过月娟的父母谈起他，他是学土木工程的，人很老实，相貌一般偏下，今年三十岁了，事业上还没做出什么成绩。这件事使黄植诚突然感到不快，说：
“凭他长的那副样子还想追你？丑八怪!”
月娟说：
“别这么说，长相算什么？我主要是不喜欢他。”
“谈朋友，长相当然是重要的。”黄植诚固执己见。
月娟笑了：
“我爱你，就不看长相。”
黄植诚知道自己的长相谈不上英俊，但听了这话不能不问：
“一点也不看吗？”
月娟望着黄植诚：
“要我回答？”
黄植诚点点头，心里有些发跳。月娟说：
“坦率地说，你长得并不特别出众，可你身上有一种男子的气质，我喜欢。”
黄植诚的心情好复杂。一方面，他感到坦率是难得的美德，另一方面约略有些伤心。他那自负的天性受到小小的损伤。他变得更加不快了，长时间沉默不语。
他们交往数年，只有这一次不愉快，还是单方面的。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谁知道，这一分手，爱情海洋里竟起波澜!
黄植诚到台北不久，认识了杨凤小姐。
一日，他到阳明山公园观赏“梅花盛会”。刚进大门，只见对面走过来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她穿着一件时髦的号称“蓝色郁金香”的短裙，实在招眼，但更招眼的是她的相貌。黄植诚想起一美国电影明星玛丽莲梦，她俩很象。
她真美。大眼睛，瓜子脸。微风把她那中分式的长发吹拂得向后飘去。几绺乱发贴在脸颊，甚至含在嘴里。
黄植诚与她擦身而过。他觉得身后仿佛有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想回头。他努力克制着。
“别回头。”他对自己说。
他想起古人一句话：对女人，一看是君子，再看是小人。怪，怎会想到这个。
但他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几只小鸟迎面飞来，他瞧着它们从头上掠过，回过身匆匆投去一瞥。
过了几天，他竟在自己的好朋友朱晁家里见到了那个女子的照片。原来她与朱相熟!她叫杨凤，是个未入流的电影演员。黄植诚询问的她的情况，有些地方问得还挺仔细。朱晁以为他是对电影演员感兴趣，说：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让你看看演员都是些怎样的人!”
黄植诚没表示反对，但月娟的面影从脑中掠过。
要与杨凤见面那天，不知为什么黄植诚心情有些紧张。他略作打扮，然而把皮鞋擦得锃亮。他听人说，女孩子看男人是先从脚看起，那么皮鞋所占的位置相当重要。他不明白自己这样做的目的。
他的心机白费了。杨凤与他见面时，哪里先从他的鞋子望起!她用一双水凌凌的、无邪的、仿佛会说话的大眼睛一瞬不瞬地盯住黄植诚的脸，足有一分多钟。黄植诚心如鹿撞，忘记了一切，只觉得姑娘的睫毛是那样长。
那时台湾正盛行跳“波哥”⑦，他们在饭后跳了起来。杨凤跳得真好!她飞快地扭动着，但丝毫也不让人觉得疯狂。手也舞，足也蹈，却给人一种高雅的感觉。她无疑是舞会中的王后。黄植诚望着她，一个念头从心里闪过：她比月娟长得漂亮。忽然他意识到这样相比是卑鄙的，骂了自己一句。
那天他同杨凤谈得比较投机。分手时，杨凤把一张纸条递给他。
我想请你明天同我一道吃午饭。A：可以；B：不可以；C：可以考虑；
D：以下皆非。你意下如何，在底下画个圈即可。
果然是大台北的姑娘，连约人吃饭都用这种考数学的方式，多么彬彬有礼!黄植诚心中一动，迟疑片刻，在A下面画个圈。
当晚回到家，桌上摆着一封厚厚的信，不用看他也知道是谁来的。他几乎每两天、最多三天，就要接到这样一封信。他回信也相当及时。
他读信，心想，月娟是我爱人，而杨凤，不过是一个普通朋友罢了。我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月娟的事情。这一刻他觉得很坦然。
他同杨凤接触渐渐多起来。
杨凤性格活泼而开朗，热情健谈，无论谁同她在一起都不会感到寂寞。听到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和急切的、生怕别人打断似的说话声，就有再大的烦恼也会丢之脑后。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一切中都略带一点邪气。
黄植诚每次同杨凤见面时都迫使自己想着月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样做有些吃力了。后来他又采取一个方法：力图寻找杨凤的缺点，回忆月娟的优点，但往往获得相反的效果。
杨凤比月娟活泼，比月娟富于热情；她懂得多，月娟懂得少；她精于交际，而月娟本份、老实，可以说过于老实了。另外，说真的，她比月娟漂亮。
他深知自己产生这些想法是多么不应该，每次都努力把它们驱走，但它们总会顽强地重来。做其它事情，他都可以显示出自己那铁一般的意志，为什么单在这件事例外？难道也象历史上那许多铮铮好汉，独难过这一关吗？有时他深恨自己。
杨凤常来找他，却从未说过超过一般朋友关系的话。他也不希望她说。但是同杨凤呆在一起时，他是愉快的。她走了，那些想法就又来搅扰他。这种关系就这样发展着。
他变得有些痛苦了。就他本人而言，他从未有一刻想过可能背弃月娟，真的，从未有。然而他却要费很大的气力来抵御杨凤给他带来的诱惑(虽然他不承认)。他不能不想杨凤，想起来又不能不痛苦。每次见杨凤，他心情都复杂难言：想见又不想见。
他给月娟的信明显减少了。他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的他哪有精力写信？有时常常才写半页纸便烦躁地撕了。
他不是那种能够隐瞒自己思想的人。
他明白这是不对的，有时深恨自己，但也控制不了自己。
月娟察觉了。她到黄所在部队来了。
世上的事竟这般凑巧!就在月娟来到部队的那天，黄植诚恰恰正同杨凤在一起。
那天是光复日⑧，联队举行聚餐和舞会，黄植诚邀杨凤来玩。他们一起跳舞，一起吃饭。同事们纷纷向他们投来艳羡的目光，黄植诚心里泛起一般得意的感觉，故意显得同杨凤十分亲热。这天他脑子里竟没有出现月娟。
月娟偏偏出现了!不是幽录，而是真人。舞会伊始，她便来到康乐中心，坐在一个角落里，几乎是自始至终目睹了黄植诚同杨凤的一切举动。
多少天的猜测被证实了。她最最担心的可怕事情终于发生了。她没有走过去，也没有力量走过去。他的脸变得象纸一样白，泪水顺着发烧的双颊滚落下来。
他怎么会给我写信？他身边有一个貌如花的姑娘呵!月娟想，紧咬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一个年青英俊的军官端着一盘可口可乐走过来。
“小姐，来瓶可口可乐？”
月娟垂着脸摇头。
“您不舒服？”
无回答。
“小姐，您脸色不好，一定是病了，我扶您到诊所去。”
月娟突然忍不住哭出声来。一个受委屈的人如果得到旁人的体贴便会更觉委屈。
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边。
黄植诚看见了月娟，惊得说不出话来，以为自己置身在梦中。
但这不是梦。
杨凤似乎明白了怎么回事，说声“拜拜”先自去了。
黄植诚把月娟领导到军官宿舍。月娟捂着脸低声饮泣。黄植诚脸色凝重地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他又能说什么？
他有一种犯罪感。
倘若换一种场合他与月娟相见，他完全可以说他始终是对得起她的，并解释为什么那样长时间不写信，但现在说什么呢？怎样解释呢？她全看见了。特别不应该的是，为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故意与杨凤显得那么亲热。他觉得耳根儿都红了。
“月娟，我……”
“不，你不要说了!”月娟哽咽道，“你……你对不起我!”
黄植诚满心负疚。真的，他确实对不起月娟。虽说他与杨凤的关系并未出格，象古人说的那样：“无碍于冰石之操”，但他想了些什么？这不是“有伤于匪石之心”吗？
“月娟，我对不起你。”
他希望月娟能打自己一个耳光。
月娟只是垂着头哭泣。
黄植诚凝视着她，忽然觉得她是那样令人同情，甚至怜悯。她偶尔抬你浴在泪水中的面孔，那面孔显得更加……更加什么？
黄植诚想起一个人的话：
“女人最美丽的时候，是她默默哭泣的时候。”
他一阵冲动。
“月娟，我错了，你原谅我!”
“不原谅!”
这话他又重复了许多遍，得到的回答却始终一致。
月娟当即要回冈山，他苦苦挽留，月娟哪里同意!
无奈何，他只好送月娟去车站。一路上他依然不住地请求月娟的原谅，月娟每次都冷淡地拒绝。她是个性情软绵的姑娘呵，今天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黄植诚第二十次请求原谅而受到拒绝时，他那极强的自尊心被挫伤了。
“好，你不原谅，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如此了。”
火车要开了。月娟用手堵着嘴向车厢走去，因为走得快，步履趔趄。灯光把她瘦小的身影倒映在地上，背显得有点驼。她才是二十四岁的姑娘呀!这一幅情景黄植诚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心中痛楚，想过去搀扶一把，月娟哭着将他的手甩开。
“我不要你!我再也不要你了!……”
忽然她把手伸进提包，摸索一阵，“哗啦”一下撒出一把东西来。
黄植诚凝目，感情一动，如受剑刺。那是剥掉皮的瓜子仁呀!
月娟一把一把地向外撒着，瓜子仁象雨点般地飞扬。
黄植诚纹丝不动地站着，瓜子仁落在他脚下，真多呀。月娟为此费了多少时间，可想而知。
火车徐徐启动。他想再看一眼月娟，却未如愿：朝着窗户的是长长的有些蓬乱的黑发。
火车走了。月娟去了。他仍在月台上失神地伫立。
后来他连续给月娟去了好几封信，承认错误，请求原谅，但一封回信也没收到。显然，姑娘已是“一片冰心在玉壶”了!
当最后的两封信被原封不动退回时，黄植诚觉得自己的心也凉了。他望着批条上“收信人拒收此信”几个字，一缕伤感夹杂着有点怨恨的情绪涌上心来。
“我已再三请求原谅，你却连我的信看都不看。还要我怎么着？莫非跪下求你才行？”
他一生都未求过人，这样做已是十分难得了。月娟仍不原谅他，他只得咬牙同她断绝关系。
他认为杨凤自那天离去后也不会再理他了，没想到第二天杨凤就给他打来电话，像往常那样有说有笑，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开始有意多与杨凤接触。事情发展得很不顺利：杨凤仿佛只愿意把同他的关系保持在过去的水准上，使他不得其解。他逐渐感到她的存在宛如一个谜。她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
他没有放弃努力，但最近情况越来越不好。
他抑制住心跳，撕开了月娟的信。
一张请柬和一张照片掉出来。是张男女合影的照片。
他屏住呼吸。那是张“订婚照”。月娟和另一个男人在照片上望着他。
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男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恩!
请柬上写着：定于中华民国×年×月×日吉时举行结婚典礼敬请光临 王恩陈月娟谨启。
他感到字迹慢慢变得模糊了。
十
同日 晚八时
黄植诚走出房间。
哥哥嫂嫂在看电视，妈妈独坐在客厅中打毛衣，见他向门口走去，问：
“植儿，哪儿去？”
“看电影。”
“现在？”
妈妈一怔。以往黄植诚很少出去电影。他喜欢看火暴、刺激的战争片和间谍片，而上映的大都是缠绵悱恻的“言情片”，台湾人早就对这类赚女工眼泪的电影生厌了。
他走出去。
他是去看电影，但目的不是看电影。他想使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他实在不愿想那些令他不快的事了。在极度的烦恼中他忽然觉得再想下去也没有用处，冷笑道：
“去吧，你们都去吧!留我一个人挺好!”
其实他并不相信杨凤就此不再理他了。
他有个特点，每当他需要从某种思想和烦恼中解脱出来，便强迫自己去做最不愿做的事。他觉得这是磨炼意志的好机会。
他从小就十分崇拜古今中外那些英雄，如岳武穆、文天祥和凯撒、巴顿等，觉得自己应当像他们那样生活与奋斗。要做到这一点，坚强的意志是必不可少的。他特别注意磨炼自己的意志。
外面风很大。雷声隆隆。天际时或亮起一两道电光。几天前他就知道“玛格丽特”台风今晚在台湾登陆。马上就要下暴雨了。
他故意不开车而步行出去。
从影院出来，外面风雨大作，滚滚的雷声紧挨着头顶炸响。人们在影院门口裹足不前。
黄植诚从人群缓缓走出，全然不顾暴雨。
一道闪电像巨剑劈开夜空，霎时间天地明白如昼，人们甚至看清了数里外的中正纪念堂。黄植诚仰起脸来说：
“再大一些。”
人们都看呆了。
他就这样走回家。老天仿佛有意与他作对，雨越来越大。他在家门旁站住了，任凭雨水淋浇。
一小时过去了，他屹立着。
闪电照亮了黄植诚的脸，脸是惨白的，但满是坚毅之色。
小时候他很怕打雷，即使呆在屋里如果听见雷声也要向妈妈怀里钻。长大后妈妈把这些事情说给他听，他简直羞地无地自容。
“连打雷都怕，”他忖道，“真太没出息了!”
打那以后，他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到外面站着，有时一站竟是几个小时。天上电闪雷鸣，他冲着天空大喊大叫，好像非把雷声压倒不可……
终于，暴风雨停了。白莲花般的月亮从乌云后面姗姗而出。
他笑了。他胜利了。
回到屋里，他又拿起月娟的请柬和照片。他觉得心情比刚才平静了。
如果把人的相貌分为上、中、下三等，王恩只能属于最后一等，更重要的是月娟原来并不喜欢他呀!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决定嫁给他，姑娘的动机是什么？爱他？绝不可能!那么是报复自己？……
他不愿想下去。
若是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去参加月娟的婚礼的，他却做出决定：去!他偏要能人之所不能。这也是对意志的一种锻炼。
十一
五月十日 星期日
上午六时
他醒得很早，出来时，楼里一片宁静。
他家住在一个四层楼的公寓里，占了一层的全部。这种公寓俗称“鸽蜂房”，在台湾十分普遍，通常前面有个小阳台，摆着花草。楼上浇花，楼下落雨，行人淋头。后面也有阳台，悬有衣裤招展的“万国旗”。
他把楼梯和院子打扫干净。
只要他回家，这些事他总要干。
很久前他听过那个历史故事：父亲讥讽自称欲做大事的儿子：大丈夫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他也有异志，但十分注意这些琐碎好事。他想证明自己不是个光会自命不凡的人。
还由于，善良的妈妈常教育他们：千金买房，万金买邻。一定要同邻居们处好。
早饭后，他的好朋友朱晁来约他到“故宫博物院”去玩，并去看望另一个朋友马宝盟。他们一同出去。
他问朱晁：
“难得你这个忙人有空啊。那个案子调查清楚了吗？”
朱晁在司调局⑨做事，前一段时间他在调查台湾一个屈指可数的大资本家王某偷税漏税的情况。
“一言难尽!”他叹了口气。“等会儿我慢慢给你说。”
一夜风雨，把台北洗刷一新。轻风拂面而来，使人觉得空气都是甜丝丝的。前面是个路口，正在举行例行的升旗仪式，站在旗竿下的人约有三五个。前不久政府发起一个“爱旗运动”，规定在升废旗仪式时路过的人要“闻声立正”、“同唱国歌”。人们对这套东西感到讨厌。他们拐入一条小路。
这里是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近年来由于“经济起飞”，台北的高楼越来越多，但这里大部分仍是日本人占据时代的房屋和榻榻米。“十大工程”之一的南北高速公路，象凌空架起的彩虹桥一样从旁边通过，更使这些房屋显得矮小。一个大广告牌高耸着，上面赫然写几个大字：“爸爸回家吃晚饭”，与这里的气氛甚不谐调。
前面一群人挡住去路，仿佛在围观什么。他们下了车。
凄切的哭声。
他们挤进人群。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坐在地上痛哭。身后那间小屋显然是他家，洞开的门上倒贴一个“福”字，可见里面放着一具棺材。
窗户边贴着一张纸，上写：“小偷先生，请高抬贵手。我一孤寡老人，只靠微薄的终身俸⑩度日，请您不要再偷我的东西了。拜托拜托。”
一问，才知是这么回事：这个老兵的家里屡次遭窃。他把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藏在棺材里，昨夜也被偷走。他举目无亲，今后何以度其天年？他痛不欲生。
围观者大都面呈冷漠之色。如今台湾连串门作客的情况都越来越少，谁去管他人的事情？
黄植诚用沉沉的目光望着老人，紧咬嘴唇，良久，掏出几张钞票，放在老人脚下。
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
“这人钱多。”
黄植诚倏然回头，微微发白的面孔上有一种凶狠的神情。
“谁说这话？再说一遍!”
朱晁把他拉走了。
在车里，他频频回首，眉宇间露着痛苦的神色。他还在想着那可怜的老人。
“那个老兵，”朱晃说，“丢了那么点钱就痛不欲生，因为他得靠这点钱活下去。你知道吗？那个姓王的最近盖了一个别墅，里面抽水马桶全是用K金打造的!”
黄植诚猛地刹车，盯住朱晁：
“真的？”
“一点不假!”
黄植诚大声骂道：
“什么玩意!”
车过中山南路，他们下车买饮料。忽见一个女人从一幢十分漂亮的小楼里走出来。朱晁对黄植诚说：
“这是六福银行总经理的太太，是个富婆。”
女人在墙根站住了，从手提包里拿出厚厚一叠钞票，又取出打火机，把钞票点着。
行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她一张一张地点。当灰烬随风飘去时，她像孩子一样地大笑起来。
朱晁问：
“太太，您这是做什么呀？为什么把钞票像废纸一样烧掉呢？”
“我丈夫以赌博的方式扔掉钞票，我也要扔!光他一个人扔，不成!”说话时他眼里闪着可怕的光。
“那为什么又要到街上来烧呢？”朱晁脸上挂着鄙夷的笑。
“为了让别人知道!为了上报纸!”
黄植诚的表情近似冷酷，一言不发地看着。
十二
同日中午
从故宫博物院出来，他们去找马宝盟。
在黄植诚的几个朋友中，马宝盟家里是最有钱的，而黄与他关系最一般。他们原是中学同学，近几年几乎没什么来往。如不是朱晁相邀，他不会来的。听说马这几年性格改变极大，他倒也有兴趣看看。
进了庭院，钢琴之声盈耳，但音符杂乱无章。走入客厅，两人大吃一惊!
马宝盟坐在一张很高的椅上，正用两只赤裸的脚丫弹琴。过去马宝盟是很爱好音乐的，琴也弹得不错，然而用脚能弹出什么名堂来？真正是见所未见!
两人忍俊不禁，马宝盟却那么认真地弹着，每一下都十分用力。他的脸色沉重而庄严，双眼失神地望着天花板。怎么，眼中还有晶亮的东西？
他知道有人进来，但根本不望一下，继续弹着，弹毕，才与黄植诚他们见面。
黄植诚问：
“你这是干什么？”
“弹琴。”马宝盟淡淡地说。
“应该用手才对。”
“手？”他不屑地一笑。“用手弹使不上劲，不足以抒发我的情感和苦闷。用脚，弹得有力哦。”
朱晁问：
“老伯在家吗？”
马宝盟幼年丧母，是跟着父亲长大的。虽是这样说，其实父亲几乎没有管过他，成天价忙于生意场和风月场的应酬。
“不要提他!”马宝盟眼睛里突然射出凶光，大叫，“不要提他!”
黄植诚愕然。
“我恨他!”
他们父子关系一直不好，黄植诚以前知道这样一件事：马宝盟妈妈去世不到半个月，爸爸就把别的女人带到家里过夜。十三岁的宝盟冲到寝室外，把门砸得山响。
爸爸不知何事，把门打开，他像疯子一样冲到床前，尖声喊道：
“这是我妈妈的床，不让你睡!”
女人惊恐地睁大双眼，用被单紧裹身子。
“宝盟，不许胡来!”爸爸喝道。
宝盟的小拳头雨点般地落在那女人身上。
爸爸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他没哭。
他不顾一切地把床单、被子、枕头朝床下拽：
“这是我妈妈的东西，不给你用!不给!”
他拖着许多卧具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破口大骂。他把卧具放到自己房间里，凝注良久，凄怆地叫了声：
“妈妈!”
他趴在卧具上痛哭起来。
虽说黄植诚知道这事，但以前并未见到马宝盟在提到爸爸时脸上露出如此凶狠的神情。
他们坐下。朱晁把电视打开。
正在广播讣告：“宋故立法委员漱石先生治丧委员会……”广播员声调沉重，画面上出现的人个个都在哭泣。宋是台湾一位很有名望的人呢。
马宝盟大笑：
“喜事!可喜可贺!”
黄植诚觉得笑声有些刺耳，说：
“这哪里是喜事!”
“怎么不是？人死了是最大的喜事!”
“什么意思？”
“你瞧嘛!”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芸芸众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民百姓，一开话头，说不到三句，大多愁眉苦脸，牢骚满腹。实在是，这世界上烦恼的事太多了。”
他的话使黄植诚吃惊。
“死是一种解脱，永久的解脱。一切烦恼都没有了，有多福气!”
朱晁环视着极其豪华的客厅，说：
“宝盟，你的生活条件这样好，怎么会又是苦闷，又是烦恼的？我不理解。瞧瞧你这屋里，什么东西没有？录音机、录相机、电视机，一应俱全，尽可以解闷嘛!”
马宝盟哼了一声：
“这些玩意算个屁!能为我解闷？我把它们看得如同拉圾一样。”
“你说得太过份了。”朱晁不相信地说。
马宝盟脸色蓦地沉下来，用手指着朱晁的鼻子：
“太过份了。这话你说的？”
朱晁点头，还笑笑，但不大自然。
“好，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他用脚拨掉电视机的电源，从茶几上抓起一个烟灰缸。
黄植诚道：
“宝盟，你要干什么？”
话音未落，马宝盟已经狠狠把烟灰缸对着电视制掷去!轰然一声响，荣光屏粉碎!一团青烟喷出来。
看见黄植诚和朱晁脸色有些改变，他忽然笑了：
“别在意，咱们看录像吧。不过有言在先，我可没有X级的片子。我讨厌男女关系，讨厌到极点!”
黄植诚的确没见过马宝盟和哪个女孩子来往过。朋友们私下议论说，这是因为他从小深恨爸爸与女人乱搞，童心受到伤害的缘故。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部片子，看了看，自语：
“《来世做什么》，就看这一部吧。”
把片子放进录像机时他突然说：
“这名字倒蛮有意思!你俩来世想做什么？”
黄植诚不假思索地说：
“做自己。”
朱晁说：
“我也还是想做人，不过我想做个女人。男人的事情太多了。”
马宝盟不屑地一笑：
“我最懒。来世我不要做人了，还嫌烦不够吗？变块石头什么的算了，还做人？”
朱晁笑了。黄植诚也笑了，不过他觉得自己的笑中有点苦味。
《来世做什么》是部哲理片，一开始便用字幕提出许多问题：
“人生一世要什么？要钱还是要尊严？要安稳还是要刺激？……”
马宝盟旁若无人，大声回答着。
“要刺激!”
──要上帝还是要魔鬼？
“要魔鬼!”
──要爱还是要恨？
“要恨!”
──要生还是要死？
“要死!”
他说毕，又哈哈大笑。
黄植诚默默地想：他怎么变成了这样。
朱晁说：
“宝盟，你变得这么爱笑。”
“是吗？你听这诗!”马宝盟说，“人生就像杂烩汤，贫贱富贵一锅装；等闲是非都不管，先笑一场再开张。”
“你编的？”
“我抄来的。现在我看报，别的统统不看，就看时报的《笑我人生》，里面有可多这样的诗!”
没过两分钟，他脸上忽然又换了一副冷酷的仇恨的表情，死死盯住墙角──其实那儿什么也没有，长发从额前耷拉下来。
“笑？笑个屁!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可笑的？人人都那么丑恶!我不笑，我恨!我是恨到了极点才笑的!”
看完录像，马宝盟留二人吃饭。饭桌上，他说：
“你们知道不？昨天我到警署走了一遭。”
“怎么回事？”
他说出一件事来。
马宝盟讨厌男女关系到了一种憎恨的地步，甚至不能容忍别的男女在他面前做亲热状。昨天中午，他围着自家的院墙在毫无目的地绕圈子，忽然看见一对青年男女相互依偎着从一旁走过。
他觉得眼睛被刺痛了，用手捂住。
那对男女也许看中了这块僻静地方，偏偏停下来。男的倚墙而立，女的投入他怀抱。
马宝盟呻吟了一声，想转身走，但这是他家的院墙外，他实在无法忍受这对恋人在离他只有咫尺的地方做爱!
他们亲嘴了。
马宝盟大喝一声：
“滚开!”
他冲过去把那对恋人扒开。人家哪里肯依？两下里动起手脚……
警察把他们带走了。在警署，他态度高傲，对警察们不屑一顾。他根本不怕判刑。他甚至希望自己被判刑。他说：
“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
“你不怕死，年青人？”警长问他。
“不怕!活着比死了还要痛苦。”
“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他大叫：
“老子马宝盟，今年三十大寿!”
黄植诚们向他告别。他把他们送到大门，突然又紧紧抓住他们的手，说：
“不，你们别走!”
他脸上浮现着痛苦的和怅惘，方才那种凶狠、仇恨、冷酷的神情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别走，跟我在一起吧。我寂寞，天天都寂寞极了。”
黄植诚忖道：精神空虚。
马宝盟继续说：
“我好怕寂寞。这些日子，我天天花钱雇人到我家来谈话，一晚上五百块。可我依然寂寞。”
他们还是走了。
轿车在宽阔的中山大道上奔驰，两人都不说话，心情沉重。
红灯。车停下来。黄植诚说：
“他变成了这样!又可怜，又可卑。是他爸爸把他变成这样的。”
“他爸爸？”朱晁不以为然。“你不以为是我们这个社会把他变成这样的吗？这种人并不少。”
黄植诚俯在方向盘上，眉头拧得很紧。绿灯亮了，他没看见。后面的汽车喇叭乱鸣，他才把手伸向钥匙。
过了一会儿，朱晁问：
“听说你对杨凤有意思？”
黄植诚不可置否。
“你怎么知道的？”
“她说的。”
黄植诚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这种没影的事，她同别人说什么!又想问问她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说的，态度如何，但自尊心终于使他没说出来。
“植诚，我劝你一句，别在她身上下功夫。”
黄植诚沉着脸问：
“为什么？”
“据我的看法，你不是她所需要的那种男人，她也不是你所需要的那种女人。”
黄植诚心里有点烦，说：
“别说这个了，说说你自己的事吧，那个案子究竟怎样了？”
“全部调查清楚了。”
“姓王的有问题吗？”
朱晁不回答，却问：
“上个月他投资在北市建了一所妇产医院，这事你可知道？”
“听说了。”
建造医院的钱，全是他今年偷税漏税得来的。你想想数目有多少!”
“可靠吗？”
“全部证据在手!”
“起诉!”黄植诚用拳头捶了一下方向盘。_是他今年偷税漏税得来的。你想想数目有多少!”
“谈何容易。”朱晁叹口气，“阻力重重啊。”
“不管有什么阻力，你一定要起诉!”黄植诚斩钉截铁地说，“我支持你!”
“你？”朱晁笑了，“你没有后台呀。”
“只要正义在手里，管他什么后台不后台!”
“你知道他有个怎样的后台？”
“怎样的？”
“说出来定叫你惊得飞了三魂，走了七魄!”
他低声说了几句。黄植诚紧抿着嘴没作声，过了会儿才道：
“别管他，照样起诉!不论是谁，总得讲是非嘛!”
朱晁笑了：
“在有些地方，在有些时候，是非是完全可以颠倒的!”
“那你怎么办？总不会不了了之吧？”
“当然不会，让我再好好想想。”
十三
同日傍晚
幕烟四合。台北亮起万家灯火。
黄植诚驱车回家。
如同以往，妈妈在等他，不过不是站在门口，而是在巷子口。也许是等急了。
昏黄的路灯使妈妈瘦小的身子变成一个剪影，背显得驼得那么厉害。黄植诚觉得妈妈一天天老了。他好难受。
小时候，只要他放学回来晚了，妈妈总要到巷子口来等。巷子里有些凸凹不平的地方，她总怕天黑黄植诚看不见摔倒，其实儿子闭着眼睛也能走回家，但她就不放心。唉，难为慈母心!
“妈妈!”
“植儿，回来了？妈已经把莲子和白木耳用冰糖熬好，放在冰箱里了。快去吃吧。”
这样的话说了不知多少遍了。
黄植诚吃莲子时，妈妈就坐在桌子对面用深情的目光望着他。
“好吃吧？这白木耳听说是从大陆弄来的，好贵哟，一斤的钱比一台录音机还多呢。我怕以后不好买，给你买了十斤。”
“妈，太贵了。”
“谁让你爱吃呢。”
“好，你也吃一点。”
“你吃吧，这些东西我不喜欢吃。”
黄植诚用汤匙盛着莲子，送到妈妈嘴边。妈妈依然不吃。
一粒莲子掉在地上，黄植诚吃毕，把它捡起来掷进空碗。妈妈拿碗到厨房去洗。他忽然想起有件事要同妈妈说，跟进厨房。
他看见妈妈把那粒莲子用水冲冲放到嘴里。
他有些难过，但没说什么。说又有何用？妈妈就是这样的人。
吃毕饭，哥哥嫂子回屋去了，妈妈在灯下算帐。每天晚上她都要把一天的花销记下来，精打细算。黄植诚见她皱着眉头，不住叹息：
“不应该买，不应该……”
“怎么啦？”
“我以为家里没针了，上街买了一包。没料想回来一拉抽屉，里面还有两包针!能用好久呢。实在不应再买。”
一包针，值几钱!
那十斤白木耳呢？
妈妈拿出一叠钞票来数，把中间那些皱了的和脏了的挑出来。黄植诚知道这些是预备明天先花掉的。
那些新的她很小心地锁进抽屉里。
这时，一个邻居打电话来，向妈妈借钱，说要为儿子办婚事。
妈妈不假思索地说：
“要多少，说吧!”
黄植诚听见耳机里传来声音：
“四万，行吗？”数目真不小，相当于黄植诚两个月的薪水呢。
“行。”好爽快!
妈妈立即从抽屉里往外拿钱，全是新的。
黄植诚深深地望着妈妈。
妈妈就是这样的人：生活俭朴，但花多少钱在儿女身上，毫不心疼，若花在自己身上，便要再三掂量；如果她买错了东西，或不慎丢了钱，哪怕极少，也会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可是别人向她借钱，她会毫不犹豫地要多少给多少。如不还她，也从来不要，她说那样做多不好意思；她常常教育孩子们要多存些钱，说“手里有钱，心里不颠”，然而有时她又把钱看得那样轻。黄植诚记得这样一件事：他上国小时，家境贫寒，常吃不饱饭。一天，做买卖的七叔来看他们，把一叠厚厚的钞票递给妈妈。妈妈说什么也不要。七叔把钱往她手里塞，说：
“我是植诚他爸的亲兄弟，嫂子莫见外!”
妈妈依然不收。她使劲推开伸到面前来的钞票。黄植诚现在还记得当时妈妈脸上是一种怎样冷漠的表情。
后来妈妈对孩子们说：
“就是饿死，咱也不能要别人的钱!”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妈妈脾性一点未变。
妈妈是个好人。
夜阑更深。
黄植诚一觉醒来，听见厨房里传来哗哗的水声。
是妈妈，这不会错。哪天她不是操劳到半夜才休息。
他披衣下床，想劝妈妈早点去睡。
他轻步来到厨房外。
歌声!低低的、有些沙哑的、然而是非常动听的歌声。妈妈在哼歌。这歌的调子真好听。一勾弯月挂在窗外的树梢上一动不动。它也被歌声吸引住了？
黄植诚站地黑暗中，默默听。他听过妈妈哼歌。妈妈不常哼歌。
妈妈在洗衣。家里有两台洗衣机，妈妈不用，说它洗不干净。
她一面洗一面哼唱，灰白的长发垂到了胸前。她洗累了，仰起脸来。
她微笑着凝注着天花板的一角，灯光照在她脸上，使那些深深的皱纹看不见了，她仿佛变得年轻。在这一刻黄植诚觉得妈妈真好看。
妈妈本来就是好看的。黄植诚是在十五岁那年知道这一点的。
一天，妈妈不小心把一个女邻人的牛奶打翻了，那人骂她是老东西、丑老太婆和其它难听的话，妈妈一句嘴也不还。回到家里，黄植诚听见妈妈小声地自语：
“骂那些难听的话干什么？你年轻，我也年轻过，但是我漂亮过，你漂亮过没有？你年轻又怎样呀？你不好看哩!”
以前黄植诚从未想过妈妈好看不好看，听了这话后他细细打量妈妈，真是不假!妈妈虽已垂垂老矣，但那凋残的模样里还隐隐约约透着一丝美的余韵。年轻时她一定很好看。
妈妈仍在微笑着凝注着天花板，仿佛若有所思。歌声似有似无。黄植诚突然发现，这微笑与妈妈平时常显露出的那种谦卑又似羞怯的微笑不一样。她在想什么？是歌声使她想起前尘往事？
他听七叔讲过妈妈一些事情。
妈妈是成都附近的人，年轻时的漂亮在那一带是出了名的。传说她家旁边有一个花园，因为她的缘故，有好些花许多年不吐花蕊和香气。后来她走了，花又重新结苞吐香。
黄植诚不相信七叔讲的这个故事，但相信妈妈年轻时是很美的。
到妈妈家求亲的人踏破门槛!
有些小伙子甚至自动跑来。
那时的妈妈是个很傲气的姑娘呢。她一点也不怕那些小伙子，把他们堵在门口。
“你要干什么？”
小伙子们常常无言，半晌才吭吭哧哧地说：
“……想，想看看你。”
妈妈笑了。
“这是正面。”她用手拉住门说，然后转过身。“这是背面。“看过了吧？”随即把门关上。“再见。”
爸爸出现了，他带着许多人住在离妈妈不远的地方。
爸爸长得不好看，而且有许多病。原来他是上天的人，因身体不好被淘汰了。
爸爸是个好人，老实人。一次，他在路上拾到几块钱，在那里整整坐了一夜等待失主。
有一家房子失火了，他奋不顾身去救，头发烧掉许多，衣服成了碎布条。
他还常帮别人做些好事。
妈妈爱上爸爸了，要嫁给他。
爸爸大惊：
“我有病呀!”他不会说假话。“另外，我，我……难看。”
妈妈说：
“只要两人能一起好好过日子，臭也香!”
好一个“臭也香”!
许多人劝妈妈：
“跟谁不行？偏偏跟他这个有病的人!他不会有出息的。”
妈妈说：
“你们只懂皮相，不懂骨相。你怎么知道人家不会有出息？”
过去追求过妈妈的一些小伙子怀恨在心，当着妈妈面骂爸爸。妈妈说：
“丑话还讲个好说哩，别开口就骂人!莫忘了一句老话：当你用两个指头指着别人骂时，还有两个指头是指着自己的。”
妈妈和爸爸结婚了。
那好日子的情形自不必说，可好日子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多病的爸爸便留下妈妈和四个孩子先自去了。
爸爸在弥留之际，抓住妈妈的手好久不松开，说：
“对不住，为了我，这些年苦了你啊。”又说，“你待我那么好，这辈子却没法报答你了，我心里苦。人没有下一辈子，如果有，我还是要跟你在一起……”
热泪在他脸上奔流。
妈妈哭着说：
“别说这样的话。”
爸爸说：
“有句话我想了好几天了。死了的人一了百了，该做打算的，是活着的人。我替你想好了，我去后，你再找一个好人吧。”
“这是什么话!我不会再想别的了，只有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你放心吧。”
爸爸咽气了，可还紧紧抓着妈妈的手，别人老半天掰不开。
那时妈妈还是年轻漂亮的，有许多人劝妈妈再找一个，说：
“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丢开。你还年轻嘛，找个好的没问题!”
妈妈却说：
“人在人情在，人死了也丢不开!你们不要再用这种话来遭踏我的耳朵!”
后来人们看妈妈确实没有再嫁的意思，便不再劝她。
光阴如梭，转眼二十多年过去。妈妈当年的诺言实现了：四个孩子都长成了人，个人很有出息。为了孩子，妈妈这些年是怎样含辛茹苦的，无人知晓!
妈妈变了，很厉害地变了：满脸皱纹，满头苍发。丰满的身体也像缩水似地变得瘦小。昔日的美貌只能在那干瘪了的面庞上捕捉到一个依稀的影子。对于一个女人，这副生活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啊。不仅她的相貌改变了，连笑容都变了，做姑娘时那种富于热情和有些高傲的笑变成了谦卑的和沉重的了。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她坐在镜前或窗前，想着年轻时那种种事儿，她的微笑才会变得像以前那样。
她并没有就此而休息，仍然为孩子们──包括哥哥姐姐的孩子们──操劳着。看样子，她是要一直操劳到闭眼睛那天为止了。有人劝她：
“孩子们大了，个个都挺出息的，你也该歇息歇息，享享清福了。”
妈妈说：
“我不会享福，也不是享福的人。另外，我觉着，施比受更有富。”
这就是妈妈!
每当黄植诚想到这些，他都会产生一种对不起妈妈的感觉，甚至鼻子酸酸的。妈妈给予自己的太多，而自己回报妈妈的太少。懂事的他从很小时起就立下一个心愿：长大后一定要报妈妈的恩。他是格外孝顺的。
他六岁时妈妈曾对他说：
“等你长大了，妈妈就老了。”
几天后，许多客人来家里吃饭。一个客人不住地朝小植诚碗里夹肉，说：
“吃，多多地吃肉，只有这样，才会很快长大。”
植诚却把肉夹回盘里。
“我不吃。”
“为啥？”
“我不要很快长大。”他认真地说，“妈妈说，等我长大时，她就老了。我不要长大，我不要妈妈老。”
客人同声称赞：
“好个孝子!”
植诚看见妈妈转过身去用手抹眼睛。
他上国小的时候，妈妈每天出去卖菜，挣钱养活全家。为着能把菜卖光，要起个大早。菜担很重，妈妈一人挑不动，总叫两个哥哥中的一个与她同去。
哥哥们那时十几岁，正是贪睡的年纪。每次妈妈来叫，他们都不愿起，叫了这个那个倒下，叫了那个这个倒下。
一回，妈妈叫了许多遍，哥哥们就是不动。妈妈气得流泪了。
“睡吧，睡吧，大家都睡。大家都饿死。”
大哥说：
“妈，天天起这样早，我好困。……妈，难道你不困？”
妈妈无语，去收拾菜担，良久，叹了口气，喃喃道：
“我和你们还不一样是九个月生出来的一个人!没法子，要活呀。”
黄植诚在被窝里听着，心头猛一酸，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妈，我同你去!”他从床上跳下来。“让哥哥睡觉，我去!我不困。”
哥哥们起来了，他们不愿让年幼的弟弟这么早出去。黄植诚执意要去。
那一日，哥仨一起同妈妈去卖菜。
以后，横植诚天天都要帮妈妈卖一会儿菜再去上课。
多少年过去了，妈妈那话一直留在他心里。
他常想：妈妈和我们一样是个人，可她吃了多少苦!我一定要好好报她的恩。
黄植诚长大了，与此同时也明白了：儿子要报母亲的恩，是永远报不完的。母爱拳拳，他为妈妈所做一切，岂能报答妈妈的恩情于万一!
他心里常怀着一种负疚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每每看到妈妈流泪、叹气、操劳、显出老态，都会极其难受的。有时，妈妈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动作也会使他难过。
一次，嫂子买了一个法国制造的会生孩子的洋娃娃。只要把洋娃娃衣赏里的拉链扯开，便从肚子里“格登”跳出一个初生的婴儿来。嫂子拿回家当场给她儿子做试验，儿子乐得抚掌大笑。妈妈却发出一声呻吟，捂着眼睛低声道：
“这叫什么玩具呀？”
她脸红红的走了。
黄植诚望着妈妈的背影，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难过的感觉。
他真想把洋娃娃扔到窗外去。
他对妈妈是百般孝顺。
现在他没有走过去。他不愿打搅妈妈的思绪。他回屋了。
他躺在床上，想着妈妈的那些事，许久不能成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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