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母亲（5）

这时，躺在软卧车厢里的左文昱也睡不着。一天来，他心里一直捉摸着这次南下为什么搞得那么匆匆忙忙。连给家里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北京到上海途中又遇见那么多怪事，让他越想越理不出头绪。到了晚上，大脑没有白天那么多刺激和干扰，那些让左大夫感到困惑的疑问都纷纷从意识深层向表浅处升浮。他一会儿试着用逻辑推理，一会儿又发挥主观想象，结果非但没有想出什么结果，还搞得无比兴奋。闭上眼睛，脑子里依然跟白天一样明亮。

 

一天前，左文昱正在做手术准备，突然接到通知，说有两个中央军委办事组派来的干事接他给首长会诊。他一问，不是急诊。便请求做完手术再随他们走。没想到，两个干事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三个小时。一直等到左文煜下手术台。给首长会诊是经常的事，一般来个车接走就是了。派两个干事来请，事先并没有电话通知。这种情况，想来想去还是头一回。这是给那位首长会诊呀？

 

两个干事显然已经等的不耐烦了。其中一个年龄大些的说，“您就是左大夫？我是秘书处的王浩，他是司机小于。时间不多了，我们车里谈吧。”

 

等到三个人坐进车里。小于开车，王秘书回头对左文煜说，“左大夫，首长指示让我转达，您将要接受的是一项实战演习。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江西省南昌市后传达。我所知道的，就是一旦发生战争，首长需要估算在后方重建指挥机构需要多长时间。其中包括建立后方医院，在最短时间内为您这样的医学专家提供必须的工作条件。您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主要是保证首长的身体健康。保证首长健康也就是保证了最高统帅部的正常运行。您的火车票已经安排好了。途径上海去南昌。到站后有专人负责安排接送……”

 

“等等，王秘书，你是说，我们这是演习？”

 

“左大夫，不是一般的演习。是实战演习。到了南昌还会有新任务。”

 

“既然是实战演习，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助手呢？”

 

“当然要给您配备助手，我们已经成立了野战医院，目前正在训练新学员。到了南昌您就见着他们了。”

 

就这样，左文昱连跟家里打声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只身登上前往上海的直快列车。

 

软卧车厢里人很少，左大夫的包厢只有他一个人。王秘书想的挺周到，给他准备好一个搪瓷脸盆。里面整齐地放着一条毛巾、一块檀香味的肥皂、一个带盖儿的搪瓷杯子、牙刷和牙膏。取出这些东西都之后，显露出漆在盆底上的一行红字：为人民服务。

 

他一手拿着搪瓷杯子，一手拉开包厢门。过道小椅子上坐着一个穿灰色制服的年轻人，手里拿一本红旗杂志。看见左文昱往外走，很自然地点点头，指指身边窗台上放着的带铁盖的玻璃瓶子。

 

“水还没开呢。开车后乘务员会送到车厢里。”

 

左文昱点点头，退回包间。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听起来足有五六个人经过。接着，隔壁包厢的门被拉开了。嘈杂声从走廊移动到隔壁。很快，脚步声重新回到走廊，渐渐走远。隔壁又静了下来。

 

列车在轻快的音乐声中缓缓启动。左文昱心里突然掠过一丝凄凉的感觉，好像此行将永远告别亲人、家、和北京城。十几年安逸稳定的生活使他对旅行失去了年轻时的兴趣。这次实战演习是不是预示着不远的将来将要重新回到那个告别多年的战乱年代？

 

果然，列车开动不久，列车员就提着一把挺大的水壶给各包厢送开水。门被拉开的几分钟，左文昱看见那个穿灰色制服的年轻人还坐在刚才的位置上，翻看手中那本红旗杂志。当左文昱问列车员餐车在那头的时候，年轻人才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左文昱真的饿了。从下手术台到现在还没有正经吃饭。他决定到餐车去好好吃一顿。经过年轻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抬头。好像正被杂志的内容深深吸引着。相邻的一节车厢是九号硬卧，里面坐的满满的。只有靠近车门的六个铺位上有两张空着。四个身穿绿上衣蓝裤子的年轻人显然是一起的，其中三个人正靠在各自铺位上睡觉。只有坐在下铺的一位正从帆布包里拿出一瓶二锅头，使劲用牙咬开瓶子盖。

 

他的一个同伴从上铺伸出脑袋，“愣子，今天还喝呀？”

 

“喝！不喝干什么？想喝的赶快下来！”

 

“算了，别耽误事。”

 

“得了，明早晨才到呢。误不了。”

 

餐车里没什么客人。只有两个身穿绿上衣蓝裤子的年轻人面对面坐着抽烟，面前放着几盘菜，可是两个人很少动筷子。他们好像在小声争论什么。声音不高，但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好像谁也说服不了谁。看见左文昱在近处一张餐桌坐下，两个人的声音压得更低。间或一两个字说的很响，却听不出有什么意思。

 

左文昱叫了啤酒、蒜肠、炒菜，一边吃一边看着渐渐昏暗的田野和一闪而过的电线杆子。他怎么也想象不出为什么要把他调到江西做“实战演习”。难道战争的危险真的又要降临到这片和平安宁的土地上吗？

 

直到吃饱喝足，邻桌那两个年轻人还在低声的争论。他们面前的饭菜依然不见消耗。

 

回包厢的路上，左文昱注意到愣子正一个人喝酒。穿灰制服的年轻人已经不在走廊看杂志。左文昱找列车员开门的空档，那年轻人又回来了，还是坐在原先的位子上看红旗杂志。

 

左文昱刚刚躺下，就听见广播里发布寻人启示。请求列车上旅行的医生赶快与列车员联系，9号硬卧有一位旅客需要紧急抢救。左文昱想都没想就起身出门，却被一只手拦住出路。那个看杂志的年轻人突然小声说出他的名字。

 

“左大夫，车上一定有别的医生。您就放心休息吧。”

 

左文昱一阵诧异，“你是谁，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王秘书安排的警卫员，专门护送您到上海。”

 

“警卫员？王秘书怎么没有提起派警卫员的事？”

 

警卫员进一步压低声音，“我的任务是暗中保护您。”

 

“我很好，不用保护。你既然是警卫员，一定知道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是医生，怎么能见死不救，等着别的医生呢？万一病人等不及别的医生赶到怎么办？”

 

左文昱推开警卫员，大步向九号硬卧走去。到了一看，愣子卷缩在铺位上，酒瓶子在地上来回滚动。几个同伴站在地上正不知所措，一个劲儿催列车员加速开进下一个车站。列车员正不知如何是好。看见左文昱走进来，好像看到希望。

 

“您是医生吧，快帮着看看！”

 

几个人让开路，让左文昱通过。愣子满脸发紫，大张着嘴，浑身一阵阵微微颤抖。小桌上放着一包花生米。左文昱明白了。他对周围的人说，“来两个人，把他扶起来，面向车窗。”

 

然后，左文昱从愣子身后抱住他，左手握拳放在他的上腹部，右手用力拍击左手。他感觉到愣子腹侧中线偏右的部位有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用手一摸，不是长在肚子上的肿块，而是一只手枪！几秒钟的迟疑之后，左文昱又继续用右手拍击左手。拍到第四下的时候，愣子一张嘴，从里面飞出一个什么东西。“啪”的一声打在窗户上。接着，愣子开始剧烈的咳嗽起来。

 

左文昱知道愣子已经脱离危险，可是他自己却被刚才那个意外的发现控制着，站在原地没动。他不知道自己救的是什么人。这个叫“愣子”的人如果不是身负重任，怎么能带枪上车？如果执行任务，又怎么喝成这样？让二锅头和一粒花生米把自己打到了？左文昱感觉到自己的沉默让周围几个人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两个架着愣子的年轻人已经回头看他好几次了。

 

左文昱终于开口说话，“让他坐下吧，没事了。”

 

愣子坐下的时候，手枪把子从绿上衣下面露出来一小部分。一个年轻人立刻站在愣子前面挡住围观者的视线。同时代表愣子向左文昱表示感谢。

 

左文昱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开始和周围的人们一一握手。最后一个竟是王秘书派的那位警卫员。回到包厢以后，左文昱听见隔壁有人敲门。然后就是短暂的对话。之后，一切恢复平静。他小心地拉开包厢的门，冲着警卫员招招手，示意让他进来。

 

警卫员叫刘大力，看样子才二十出头。左文昱让他坐下，他却坚持站着谈。

 

“小刘，你既然是警卫员，身上带没带枪啊？”

 

刘大力对这个问题显得很敏感。“您为什么问这个？”

 

“好奇。我想知道假如遇到什么危险，你能不能保护我。”

 

“请首长放心，没有抢我也一定能保证您的安全。”

 

“这么说，你没有带枪？”

 

“首长，这次我是执行一般保卫任务。规定不允许带枪。现在和刚解放的时候不同，拿枪的敌人已经被消灭了，剩下的都是不拿枪的。我一个人对付三五个不成问题。”

 

“我相信你。可是，有个情况值得你注意。我刚才救的那个人就带着枪。和他一起的其他几个人估计也有抢。你说，他们是在执行‘特殊保卫任务’吗？”

 

“首长，您肯定他带着枪？”

 

“小伙子，我也当过兵，打过抢。如果我摸的不错，他带的是‘五四式’手枪。”

 

刘大力沉思片刻。“首长，下一站我就到了。会有其他人接替我护送您到上海。”

 

“我不用人护送。小刘，能不能告诉我，王秘书为什么派你保护我？又不是第一次出门，从来没有保护的必要。难道，你们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吗？”

 

“我的工作是警卫。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一片大好，我们也要保持革命警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当然，去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首长外出都加强了保卫措施。您是大夫，您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中央首长的健康。我这次接受保卫任务，不光受王秘书指派，听说总理也有指示。”

 

列车到了一个小站，刘大力没时间继续说下去。左文昱望着刘大力在站台上消失的背影，陷入一种不会有答案的思索。这个刘大力的出现和消失，和那吞没了他的夜色一样神秘。

 

不知不觉，左文昱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天色大亮，列车距离上海已经不远。他拉开窗帘，远远看见前方一座铁桥越来越近。列车在接近铁桥的时候停下来，足足停了三个小时。当列车再次开动的时候，左文昱坐在窗子边上细看，发现河道并不很宽，两边河岸上整齐的站着一列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沿河岸一字排开，每人之间大约相隔十米远。人数不少，一眼看不见队列的尽头在什么地方。士兵门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和银白色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左文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是不是实战演习。列车经过每一个有建筑物的路段，都能看见解放军站岗。而且，列车越接近上海，铁路两边的战士也越多。

 

到上海站停稳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左文昱很想看看那几个带枪的年轻人干什么呢。经过隔壁包厢的时候，门开着。里面已经打扫的干干净净。到了九号硬卧一看，几个年轻人都不在了。跟列车员问起，才知道几个人已经在两站前提前下车。而且，那几个人和隔壁包厢的首长是一起走的。

 

“你说他们是提前下车？”

 

“对呀，他们买的去上海的票。怎么，有事吗？”

 

“没事，就是不知道哪位病人恢复的怎么样了。”

 

上海站警戒很严。除了解放军站岗外，还有不少警察疏导乘客。负责接站的干事已经说因为列车晚点，从上海到南昌这段路只好改乘飞机。不管坐什么，左文昱脑子里想的都是刘大力此时在干什么，几个带枪的人为什么提前下车，隔壁包厢坐的是什么首长，为什么报纸上反复强调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只字不提有什么危险。没有危险，为什么出动那么多军人沿铁路线站岗？

 

那天是九月十一日。

 

很多年之后，左大夫才听说当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毛主席突然改变南巡行程，乘专列提前离开上海北上。林立果的几员大将原本计划利用主席南巡的机会对他实施暗杀，没想到主席竟然提前返回北京，搞的联合舰队乱了阵容，不得不仓促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