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零距离 （3）

 

老张掂量着警棍，眼前仿佛出现那个寒冷的夜晚。当他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顾大爷时心中滚过的种种疑团。为什么一个六旬老人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暴乱现场？为什么有人写匿名信指出顾大爷是一起谋杀案的唯一证人的时候他就被人用棍子打死了？难道真是明目张胆的杀人灭口？凶手怎么知道匿名信的事？顾大爷当时满脸是血，白色的头发被黑色的血粘在一起。他已经不能为自己辩解，也不能站出来作证了。

 

杜秋月走过来看看那根棍子说，“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七六年的时候你们已经结婚了吧？”

 

“结了七八年了，我们老大都能打酱油了。”

 

“那么平乱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哥们儿朋友还有联系吗？”

 

“老侯从来不把朋友带家里来。要说动乱的时候，那时候他整天不着家。有时候晚上都不回来。我怕他出去惹事，只要一回来我就想办法不让他走。可是一个大活人，我那看得住呀！第二年我们老二就出生了。谢天谢地，自打老二出生，他也跟着消停下来，再也不往外面跑了。晚上从来不出门。”

 

老张还希望能找到当时的照片，好进一步寻找侯大勇当时一起造反的几个同伙。无奈箱子已经见底。杜秋月似乎并没有她和侯大勇结婚前的其它物品。她说的有道理。文革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当时咱们这样的家庭没有照相机，要照张像还得去照相馆。自己家里照张全家福都不容易，谁没事跟哥们儿朋友一块儿出去照相呀。有那个钱还不如喝酒呢。”

 

老张拿着警棍和袖章对杜秋月说，“这两件东西对破案很有用处，我带走了。给你开个收据。”

 

“警察同志，不要收据，多麻烦呀。这些东西你就是不拿走，我们留着也没用。早晚得扔了。这些衣服您看有用吗？”

 

“其它物品你们自己看着处理吧。”

 

 

罗剑和老张先后脚走进办公室。吴可手里拿着四盘光碟已经等半天了。按照罗剑的指示，他搜集到中山淮海路口外围四个大路口的摄像记录，查过出事当天上午十点前后一小时通过这些路口的行人，没有发现一个穿风衣同时戴一顶遮阳帽的。罗剑拍拍吴可肩膀，让他别泄气。“查录像只是为了碰碰运气。凶手来去有很多不定因素。比如说，他可能早就到了，也可能事后藏在什么地方。或者住在附近，或者走小路来回，或者打车过来，或者在出事附近现买的风衣礼帽。总而言之，发挥一个侦探必须具备的想象力。‘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总之，你还有很多事可做，去吧。”

 

吴可刚刚警校毕业，到市局工作还不到一年。听了罗剑的指点，拍拍他自己那个没有想得那么复杂的脑袋，出去了。

 

办公室里就剩下罗剑和老张。老张用皮尺测量过警棍的长度和两头的直径，抬头看着罗剑说，“证实了，侯卫东就是我从前听说过的侯大勇。他几十年前手上有命案嫌疑。我怀疑至少有两条人命。”

 

老张的故事讲的很投入，好像昨天发生的事。

 

 

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当时老张进局里上班不久，赶上他值班，碰巧接到门口警卫送来的一封信。信封上写明文革冤案调查小组收，落款“蒙冤者家属”，没有署名。那天疾风暴雨，电闪雷鸣。老张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细看来信内容，不知道因为冷还是来信内容让人不寒而栗，他觉着浑身一阵一阵直起鸡皮疙瘩。信上说被害人叫罗文鼎，生前是武城医学院副院长，还是一位留学美国的医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为人正直，原则性强。文化大革命前曾经因为考试作弊开除了一个叫侯大勇的医学系三年级学生。他认为医生是最高尚的职业，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考试作弊不仅说明学习不努力，还暴露出一个人品质低劣。不合格的医生必须及时清除，免得将来犯职业错误。其实，他并不认识侯大勇，也没有个人恩怨。可是侯大勇却因为这件事对罗文鼎恨之入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刚刚被开除不久的侯大勇纠集医学院内部一伙人成立了武斗组织“红色狂飙”。他们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带头给罗文鼎副院长贴大字报。诬陷他是美国特务，专门打进共和国内部实施侦察和破坏活动，是医学院广大师生的敌人。大字报一帖出去，吸引了不少不明真相，对外国特务普遍充满敌意的年轻人。一时“打倒罗文鼎”，“把罗文鼎拉下马”的呼声大振。侯大勇乘机隔离、批斗、甚至殴打罗文鼎。后来，中央号召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另一派群众要求摆出罗文鼎特务嫌疑的具体证据，侯大勇等人拿不出证据，越来越感到孤立。最后居然想出杀人毒计，并且制造了罗文鼎“畏罪自杀”的假现场。

 

一个寒冷的早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侯大勇等三人悄悄将罗文鼎带出医学院，躲在当时反帝路，也就是现在的中山路旁边一排备战用的砖垛子后面。当一辆卡车驶过来的时候，三个人一起将罗文鼎从砖垛子后面拉出来，将他推下便道。罗文鼎当场被车撞死。卡车司机当时吓晕了，稀里糊涂地默认了侯大勇三人捏造的“畏罪自杀”的说法。罗文鼎死后，“红色狂飙”组织停止活动，侯大勇等人也销声匿迹。

 

可是侯大勇万万没想到，他们害死罗文鼎时，现场附近还有一个目击者。他就是医学院存车处看自行车的顾大爷。顾大爷七五年退休在家，愿意向公安机关提供证词。经过多方了解，侯大勇后来改名侯卫东，现在市公交总公司当司机。

 

检举信最后希望公安机关根据上述事实和线索调查此案，将凶手绳之以法，替被害人伸冤。

 

罗剑等了片刻忍不住问老张，“调查组立案调查了吗？”

 

“第二天，我就把这封信送到当时调查组组长魏清手里。他不找我，我也把这事忘了。有一天，赶上北京闹动乱，武城也有不少人聚在中心广场不散。局里大部分警力都外调维持治安，偏偏又轮到我值班。晚上八点多钟，突然接到分居电话，说有一位群众被打死在街上，要局里派人勘察现场。我过去一看是一位老大爷，头上被硬器击中致死。奇怪的是，地上只有很少的血迹。经过调查，才知道死者原是武城医学院存车处的顾大爷。我当时脑子里像过电一样闪过一个念头，顾大爷的名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我猛的记起那封匿名检举信。上面提到这个武城医学院存车处的顾大爷是证明罗文鼎冤案的唯一证人。第二天，我就跑到魏清办公室，问他那封匿名检举信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抓紧找证人提供证词？如今唯一的证人死了，怎么办？我看只有下功夫查查匿名信的来源，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新的线索。你猜怎么着，魏清先说信交上去了，怎么处理是上边的事。问他交给谁了，他却转弯抹角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又说不知道信在什么地方。我也是年轻气盛，当时跟他吵了起来。我自己不记得，只是事后听别人说，我当时还骂了娘，拔了抢。事后，我被调到后勤处。理由是‘破坏安定团结，抵制两个凡是’，‘应该调离重要岗位，以免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等等。罗文鼎的案子不了了之。再后来，魏清被查出属于文革期间突击提拔起来的‘三种人’，发到外地去了。我本人的事很长时间没人过问，似乎我自然而然就该呆在后勤处。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想起我是魏清这个三种人的受害人。直到五年前才被调回刑警队。说实在的，比起罗文鼎这样的冤魂，我算什么？什么都不想说了。没想到，时隔三十年，那起冤案又浮出水面。当事人已经老了，过去的冤孽还纠缠着他们不放。我有一种直觉，侯卫东的死跟他过去做的孽有关系。”

 

“关于顾大爷的死，跟罗文鼎一案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里面的事情说不清楚。我当时到过死亡现场，那是武城市中心广场附近。表面上看，顾大爷好像参加了中心广场一小撮人鼓动的暴乱。实际上，根据顾大爷十二岁的孙子说，他当天晚上是被人叫出去的。具体什么人叫的他不清楚。只听到“街道开会”几个字。你想，顾大爷当时六十多岁的人，没事到中心广场凑什么热闹？我怀疑，他是被人打死，然后拉到中心广场去的。根据是现场只发现少量血迹，按照顾大爷头部伤势估计，出血量应该很大。联系到罗文鼎一案，我怀疑顾大爷的死是某些人杀人灭口。加上后来魏清被揪出来，保不齐他和侯大勇都是互相包庇的“三种人”。当然，我本人到了后勤处自身难保，查案子的事自然没有我操心的份儿了。遗憾的是，匿名信里只提到侯大勇，没有其他同伙的名字，顾大爷没来得及讲话就死去了。不过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写匿名信的人还活着，他一定恨透了侯大勇，恨不得侯大勇死。不过据了解，自从顾大爷死了之后，局里再没有收到为罗文鼎伸冤的匿名信，或署名信。不是写信的人不在人世了，就是通过顾大爷的死感觉到继续写下去面对的危险。”

 

“或者，写信人对我们的办案能力产生怀疑，特别是唯一的证人死于非命，告倒侯大勇难度更大。于是，他决定自己动手了断。说来说去，那封匿名信还在吗？”

 

老张两手一摊，“我是再没有看见过。估计已经被魏清销毁了。”

 

“今天去医学院合成神经毒的生化室回来，我有个想法，凶手很有可能是医学院的人。因为这种毒素太精尖了，一般人摸不着。听了你刚才的故事，更加证实了凶手和医学院的关系。你看，罗文鼎曾经是医学院副院长，四十多年前罗文鼎在中山路撞车自杀（或者被谋杀）。四十年后侯大勇也在同一个路段出事。两个人都是在被动情况下被车撞死。两起案子联系起来看，凶手之所以用神经毒麻痹侯大勇，造成中山路撞车事件，完全是在替罗文鼎报仇，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老张，我们有必要顺着罗文鼎在医学院的至亲好友这个线索查下去。”

 

“组长，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不过，假如侯大勇真的是因为几十年前的命案被人杀死了，他那是罪有应得，该死。我们继续查下去意义可就不大了。”

 

罗剑摇摇头。他觉着老张的话也许合情合理，却不合法。“老张，我认为追查凶手和死者是否该死是两码事。提到罪有应得，让我想起一部反映文革时期的电影。画面上一群造反派揪着一个走资派游街，走资派戴着高帽子，一路上被押他的人推推搡搡，背景响着高音喇叭正在播出的一片社论，其中提到‘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后来，这个走资派竟在一次批斗会上被拥上前台的群众活活打死。”

 

“这种场面文革时期很常见。可是，它和侯大勇罪有应得有什么联系？”

 

“那个走资派犯法了吗？他的死是不是罪有应得？电影结尾的时候证明那个走资派的帽子戴错了，他的冤魂终于得到平反。那么那些出手打死他的群众是不是有罪，罪有应得，该死？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最起码这部电影揭示了当时国家机器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走资派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证明有罪；第二，即使法庭宣判走资派有罪，刑法条例当中也没有将罪犯交给群众当众游街、虐待、殴打这些惩罚条例；第三，新闻媒体为什么可以代替法庭来宣判谁对谁错，谁革命谁反革命，谁可以让谁永世不得翻身？说来说去，只能说过去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公民脑子里缺乏法制观念，容易受蒙蔽和煽动。没有法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侵犯另一个人的尊严，甚至成为杀人凶手。回到手里的案子，侯大勇有没有罪只有经过法律程序诉讼审理才能判决。任何公民都没有权力取代法律，对另一个公民施以暴力。不管他杀的是不是罪有应得的人民公敌，谋杀就是谋杀。杀人者触犯法律，我们只能一查到底，将他捉拿归案，交给法庭判决。”

 

老张像在沉思。他知道罗剑说的没错。只不过真要像他说的那样，共和国公民当中再也不分好人和坏人，伟人和庸人，社会贤达和社会闲杂，有的只是守法的和犯法的人。这可是在中国耶，能行吗？

 

见老张不说话，罗剑慢慢平静下来。“老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新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人为的动乱，每次都有很多无辜的人死于非命。为什么同样是共和国的公民，仅仅因为观点不同，彼此之间便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为什么同样作为公民的领袖人物可以不通过法律程序就可以‘打倒’另一个公民？为什么国家的法制体系在动乱年代形同虚设，而一些民间团体和组织居然取代执法机关，公然指控、审判、剥夺一个公民的权利，甚至生命？为什么新闻媒体可以超越自身信息中介的职责界限，炮制舆论、煽动仇恨，制造公民之间的对立？我敢说，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过去的悲剧重演。如何避免才是关键。难道我们可以允许曾经受过迫害的人自己为自己伸冤，用同样的暴力去对付那些曾经迫害过他们的人？不，这种冤冤相报的原始程式已经过去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视甚至鼓励人民中间各种形式的对立和仇恨绝对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冤冤相报不仅不能伸张正义，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冤屈和遗恨。如果整个社会都能绝对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公民们自然会通过每一个案例慢慢培养自己的法制观念。”罗剑一边说一边从冰箱里取出两瓶饮用水，递给老张一瓶。“说了这么多，差点儿忘了您是老公安。我说的不对请多多教诲。我知道，过去有很多案子被人为的压住不审，以致正义得不到伸张，冤案得不到平反。我们没办法让历史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天做起，捍卫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想想看，如果我们不查下去，岂不是跟当年你的那个‘三种人’组长没什么两样了？”

 

“道理都对。你既然说了这么多，当然不能让你白费口舌。咱们就来个一查到底。关于罗文鼎，三十年前我了解过，他这个人性格古怪，也许跟国外长大有关系，在学校没什么亲近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归国华侨，连名字都是外国带回来的。她回国后没有工作过，也没有档案。罗文鼎死后，他的妻子便宣布和他划清界限，带着孩子搬走了。这都过去三十年了，从前了解不到的事情现在查起来更困难。不过还有一条线索，就是那位‘三种人’组长，我可以把他找出来。有时候我做梦都在想，当年那封匿名信到底被他匿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他当时一定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听说他在新疆劳改十几年以后，回了老家汉阳。”

 

“老张，我该谢谢你，毕竟法制战胜情理不容易。您这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终于跟我们八零后的新一辈站到一块儿了。”

 

老张摇摇头起身出门。罗剑看看表，想给顾大夫打电话。发现桌子上吴可留下的四张光盘，顺手拿过一张放进电脑。显示屏开始回放录像。

 

便道上行人络绎不绝。一辆计程车停在路边，车门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男子。他下车后回身从车里取出一个提包。好熟悉的身影！罗剑停止回放，盯住屏幕上静止的画面。那人身穿蓝裤子，夹克衫。再看放大画面上的人头部分，他确认看清楚了。那人不是别人，竟是自己的父亲！老爸一个人到中山路干什么？从时间判断，他到达中山淮海路口侯大勇出事地点的时间正是出事前后。难道他当时就在现场？

 

平时，父亲陆宏去什么地方不一定跟罗剑唠叨。可这次不一样，明知道中山路口的谋杀案归儿子负责，何况它是罗剑回国后负责的第一个案子，怎么对现场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呢？罗剑皱着眉头合上电脑，准备立刻给父亲打电话。电话刚刚拨通，他又挂断了。这么大的事，应该回去亲自问问清楚。

 

一路开车回家，父亲这些年的许多神秘举止像录像一样在罗剑脑子里回放。他为什么只字不提文革的事？经常早出晚归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他喜欢一个人关着灯站在窗前苦思冥想？还有，早上提到中山路的时候，老爸对这条路在文革时期的老名字显得那么熟悉，问他文革时来过武城没有，他却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难道他当年来过武城，是个造反派，三种人？

 

罗剑匆匆上楼，到了老爸单元门口反而停住了。见到老爸如何开口提问？想到自己能有今天，全都是老爸抚育的结果。就算现在长大成人独立，再不用靠着老爸了，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平时那种怀疑一切的口气跟他说话。最好能借着什么合情合理的话题让老爸自己讲出那天为什么会在中山路，看没看见一个穿风衣戴遮阳帽的人，帮他分析分析什么人能想到用神经毒杀人。还有，老爸为什么对文革时期的武城那么熟悉？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罗剑脑子里闪过，老爸也许有意不提去过中山路的事，那些他从来不愿意提起的秘密也许都跟侯卫东的死有关系！

 

老爸单元里静静的，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答应。罗剑拿出钥匙的时候，突然感觉心头一阵发紧，好像在提醒他这次开门的目的跟从前不一样。从前开这扇门的时候有回家的感觉，而这次却是存心窥探大人的秘密。

 

陆宏住的是个三居室。厅很小，一个房间会客，一个房间做书房，另一个是卧室。母亲走的早，老爸一个人也不讲究，东西扔的到处都是。罗剑的视线从衣架移到衣橱。他脑子里一遍一遍闪出侯卫东身后那个人穿过的风衣和宽沿遮阳帽，同时，他又害怕看到同样的风衣和宽沿遮阳帽。开衣橱门的时候，罗剑故意动作很慢。老爸的衣服一件件展现在眼前，每次证实不是那件风衣都让他轻松许多。突然，衣橱最里面传来“嗵嗵”两声，像是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罗剑猛的把衣服推到一边，发现掉在地上的竟是一幅网球拍。有意思，从来没听说老爸打网球。他捡起拍子，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挂牌子的地方。好在衣橱里没有发现风衣和遮阳帽。三间屋翻过来，也并没有发现这两样东西。所有地方都找遍了，只有床底下没看。他蹲在地上掀起床单往床底下看，除了一双耐克球鞋之外，什么也没有。罗剑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老爸的办公桌还是老式的，上面有块玻璃板。玻璃板下面压着许多照片，大多是他小时候的照片，最老的一张也是文革后，爸妈在农村插队时候一起登台唱歌的合影。

 

罗剑看完玻璃板又翻抽屉，没有找到任何老爸文革时期活动的记录。只找到一本英文书，好像是讲昆虫的，封面上一只屎壳郎的照片比实物放大了许多倍。大致一翻，里面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反帝路1967”。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