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分析的背后

国内的研究者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有“权力垄断说”“体制弊端说”“改革失败说”“蜕化变质说”“精英叛变说”“党群脱离说”“腐败亡党说”“和平演变说”“斯大林模式说”“民族矛盾说”“军备竞赛说”“舆论失控说” 等等的分析。

本文是看看这些分析背后的哲学思维，观察水准和分析动机。

这些分析的背后，看得到受毛泽东的矛盾论的影响。毛泽东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找出主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了，这些伟大而简单化的教导是很深入中国大陆人的心的。 于是教授级的研究者们也要去找个主要矛盾并发挥一番了。

世界上的事千变万化。有的事可以有二个或者二个以上平行的等同的因素（或者说矛盾）在作用的。 解决了主要的矛盾不等于其他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毛泽东死前有几个病，他能找出主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迎刃而解吗？显然不能。

毛泽东在延安做上领袖后，需要建立理论来支持他的地位。他的实践论写得比矛盾论好，后者是拼拼凑凑的，苏共党校就不欣赏它。  他的简单化的绝对的哲学，少有人敢质疑，除了怕他手里的专政之外，也是因为中共领导层的水平低下。这里举个二个例子。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

那时，毛泽东已经天天读二份大参考，读了15年之多，还不懂，人权的权是权利Right，他手里的权是权力power。完全二会事！听毛泽东讲话的领袖们，也不知道！我猜，像胡乔木之类的秀才没有看出问题来。据说，胡乔木为了党和主席的威望，为了几个字都和毛泽东争执不让的。这里他为什么不争呢？ 

第二个例子。史载：华国锋指示公安部以追查“总理遗言”为重点，要日夜加班。公安部领导请示其他谣言还查不查，华说：“抓住查‘总理遗言’这个重点，其他就迎刃而解了。” 其他的谣言，时间地点内容人物都可以和“总理遗言”不搭界的，怎么“就迎刃而解”呢？

我们的这位伟大的哲学毛老师，还教导我们，矛盾的共处是相对的，暂时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一直斗争到另外一方面灭亡。毛泽东是喜欢仇必仇到底，将革命进行到底。其实，许多矛盾是能长期共存的，有的可和而解的。

矛盾论原先只是毛泽东加强其统治地位的装饰。 后来他也自我陶醉在歌颂里了，以为自己的辩证法真有几刷子，也许可以预测粒子物理里将来的新发现，人们会说那是听了毛泽东的话才发现的。 毛泽东要请日本的一个核物理家来谈粒子的分与合。要谈话，毛泽东需要核物理的背景知识，于是命令复旦大学替他准备背景材料。那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要写一篇文章把中学生提到物理博士的水平。

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的背后，还可以看到时下大陆研究者对苏联不甚了解和想当然，想当然后觉得它符合我的思想知识经验等背景，就认定它是对的，就写进文章了。这是当今大陆的我思必直的文风。

舆论失控说就是个例子。 从中国的舆论控制标准来看，苏联的舆论早在斯大林时代就和中国大不同，就失控了。苏联的真理报，主编是政治局委员，没有中宣部这个婆婆来仔细控制的。中国人民日报的主编是六级干部，可以对他说三道四的人，多得是。苏联的报纸是报道新闻的，除非某新闻有特别的意识上的顾忌，其他都可报道。中国的报纸是教育人民动员人民的，新闻报道是为此服务的。民可使之而不可使之知之，不需要告诉老百姓的事，不要去报道。真理报天天报道苏联各地领导人的任免，除非极个别的由政治局关照的例外。中国的人民日报，除非极个别的由政治局关照要报道的任免外，从不报道任免，那怕是省委书记那样的大官。

原先，中南海的门卫兵对出入的领导要敬礼。有干部说，如果国民党特务在外面看到步行走出来人，受到敬礼，那就是领导，特务跟他走，就可以把他暗杀了。报告送上去，没有人质疑，中央批准了对步行出中南海门的领导们，其实是对次次级的领导不敬礼。

同样的事和人充斥着中宣部和报纸。他们做的事就是无事生非，小事放大。比如，投票结果的报道，上次报道的是全票当选，这次毛泽东比全票少一票，他们就决定，不报道，其他人的得票数当然也只好不报道。以后呢，也以不报道的为好。彭德怀张闻天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长期不得参加政治局开会，所以政治局开会的名单，怎么能见报呢？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到现在还是这样。你们读者问了也不必回答你。中国的读者们，本来是高小水准，在毛泽东时代退化到小学一年级，文革时退到幼稚园水准。而且，要降低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水平，容易得很。说香港台湾美国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很多人相信了。80年代初，对要到美国去进修的科学家们，学习班里的政治辅导员真诚地说，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晚上是饿着肚子睡觉的。科学家们没有质疑，怕被取消出国。 

苏联的读者是中学程度。他们真想知道的话，大城市有外国报纸，中等城市有外国共产党国家的报纸。他们听短波广播不犯法。斯大林不花力气在降低读者水准上，读者水准到了中学程度，也不容易被愚昧化的。

苏联的宣传制度有章程，比较对老百姓开放。比如，五一节的游行是现场直播的。 一向如此，电视台照章办事不必请示。 1990年五一节，游行队伍里的拉脱维亚等国人，突然在列宁墓前不走了，吹口哨，叫“戈巴乔夫辞职”“打倒列宁的迷信”。 列宁墓上苏共政治局委员们个个铁板了脸，电视台直播，这些都让全苏联人民看见了。 但退一步说，不直播，莫斯科人那时也可以从外国新闻和电视里里看到。一句话，不是舆论失控，而是苏联人民获得资讯的能力和需要资讯已经发展到了那个程度。 

本文开头提的那些苏联解体原因，都是国内的研究者们为执政党找前车之鉴，防止之道的。不是真实的历史的分析。我没有看到“人民不满说”，“人民失望说”，“人民成熟说”。其实，苏联的解体是因为人民太不满意，太失望了。苏联能有这样的平和过渡，不开一枪，说明了苏联人民及其党政军的成熟。对比中国，文革时为了打倒或者保一个省委书记，二派斗得你死我活，拿得到枪就开枪，拿得到炮就开炮，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吗？ 

下面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苏联与中国的反差。

1990年叶尔钦到苏联各地22天，回来说，“我看到了太多的眼泪，听到很多话。 它会在我心里许多年。 我不能休息，直到这些糟糕事被解决。” 建国后周恩来回延安去看过，那里老百姓非常苦，据说周恩来流了泪。 但这并没有给了他为人民谋幸福的勇气。  

叶尔钦第一次访美，他和一位亲信去看超市，那里有三万种商品，不要排队。叶尔钦回到旅馆后的那天，他真正地成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尔钦有独立见解，他不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改好的了。
中共的王震到英国去访问了工人家庭，见他们生活那么好，王震说的是“如果再加上共产党的领导，那就是共产主义了。” 差别就是这样的大！ 

戈巴乔夫要辞职前，他还掌握KGB, 外交，中央银行和军队。叶尔钦的付总统 Alexander Rutskoy反对苏联分裂，他办公桌后面挂一张苏联地图。 他听到Belovezh Agreement签订后到克里姆林宫，要戈巴乔夫逮捕那签字的叶尔钦和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总统，戈巴乔夫回答：“我们不能打，那是犯罪。要考虑我们人民的生活。”  这样的道德基线，是毛泽东及其敬仰者没有的。 

那时的苏联国防部长，Yevgeny Shaposhnikov 元帅，心里想的是军队是国家的，不是我自己的资本，我不可以趁此乱世来掌权。我规规矩矩地服从国家，服从法律。 在戈巴乔夫交军权时，叶尔钦违约，而戈巴乔夫要坚持原来的做法时，他做了和事佬，完成了交接。  

（写于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