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好书
有历史家说，希特勒是20世纪里最重视意识的独裁者。错！他不知道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在意识上比希特勒重视得多，强横得多也愚蠢得多。
德国的纳粹革命运动是1931年开始势旺起来。希特勒是1933年1月上台的。到1933年3月到6月，他已经把所有的德国组织纳粹化了，连男子合唱团都免不了。对同盟他的德国国防军和教会，希特勒尽管心里不乐意，暂不去触动，那怕教堂公然不挂纳粹旗。到1933年的夏天，希特勒胸有成竹地对部下说，革命要停下，德国需要有一段时间稳定。次年，他清除了要“二次革命”的党内急进派。在20年代时，希特勒说要打倒资本家的，他上台后知道那是不利于经济复苏和发展的，他就全改了。他不是一轟而起，先破后立的，他是一步步来搞的，还配有相应的法律的。希特勒搞革命比毛泽东有效率，不冒进和适可而止。
德国人民是非常爱好音乐的，德国有很多的音乐厅歌剧院和音乐节。纳粹在音乐上的意识是这么几点：1，阿里安人种的音乐是简单的，和声的；犹太人的音乐是复杂的，不和声的。2，通过立法和行政的途径，消灭犹太人的音乐。3，爵士音乐是低人种的美国黑人的东西，要反对和排除的。4，纳粹提倡古典的浪漫主义的音乐，反对现代的音乐。
最容易的事是开除犹太音乐家的职务。1933-1934年，2000多有国际名声的犹太艺术家移民出了德国。重要的音乐团体的犹太人头头当然都被开除了。但柏林交响乐团的犹太演奏员还有留任的。希特勒的排犹是法律定义清楚，什么样的人算犹太人，然后再步步升级的。
希特勒青年时就喜欢反犹太人的作曲家Wagner。他直接给歌剧院钱，亲自去参加Wagner的十天音乐节。在希特勒的坚持下，每年举行的纽伦堡党大会时，演Wagner的音乐会。1933年，希特勒分发了1000张免费音乐会票给党的官员们。等希特勒走进他的包厢，发现他的官员们都不来，宁可在啤酒屋喝啤酒。希特勒发脾气，把官员们从啤酒屋里叫来。下一年，在严格的命令下，官员开场时来了，休息时溜走，结束时再来露个脸。再下一年，希特勒也算了，票子就卖给大众。尽管希特勒的提倡，Wagner的音乐，1932-1933 的季度里演出了1837场，到1938-1939的季度里演出减少到1327场。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原来是共产党出身的。他对音乐本身的认识，和对音乐该取怎么样的政策，比希特勒深刻，也比毛泽东手下管音乐的要深刻得多了。
戈培尔知道，音乐里的和声不和声，没有那么明确的界定的。古典的莫扎特也有不和声的。戈培尔知道，希特勒自己就喜欢爵士音乐，他只是要把美国黑人列入低等人种里，背书纳粹的优等民族。 德国青年也喜欢爵士音乐，他戈培尔本人也喜欢美国的歌舞。
戈培尔的想法是，老百姓在第三帝国里生活得很辛苦，日常生活里有很多压力和烦劳，需要有音乐那么一个使心灵逃离苦恼，放松精神的地方。老百姓卸轻烦恼后才能更好地在第三帝国里生活和工作。 这点，江青姚文元就不懂了，毛泽东还知道在适当时要调节文艺政策，让老百姓有个松气的地方。
戈培尔的政策，是让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有自治自主的领域，国家不要去管！有名的交响乐团还是演他们的音乐，名指挥家还拿指挥棒。深夜的广播里还有些爵士音乐，进口的爵士音乐唱片还是可以出售。 到1939年9月1日，帝国音乐检查办公室发布禁止的爵士音乐，总共只有54首。
1945年4月，柏林所有60岁以下的男子得加入民兵，保卫柏林。柏林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被招集入伍，演奏家的一个手指受伤，他的艺术就完了。军备部长得知后马上免了他们入伍。4月12日，柏林交响乐团还演出。16日，苏联红军开始攻柏林。
教育部长Rosenberg比戈培尔“革命”得多。Paul Hindemith是德国的第二号作曲家，他是现代派，而且以前是公开反纳粹的。他该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但他得到大人物戈林的保护，在纳粹的帝国音乐署里还有个大职务，他照旧作曲，他的交响乐还演出。德国的姚文元们在Rosenberg的支持下写文章攻击Hindemith，这也引起柏林交响乐团指挥写文登报反击，问“政治诽谤也可以用在艺术上？”即使Hindemith受点名批判，戈林还找他替空军写音乐，他的交响乐还在演出。后来Hindemith移居美国。
Richard Strauss （1864-1949）是希特勒德国的国际闻名的头号音乐家，戈培尔任命他做了帝国音乐署的主席。他接受的动机是保护他的犹太儿媳妇。也为了保护马勒和德彪西。还希望他能影响爱好音乐的希特勒。在戈培尔的指示下，盖世太保把他儿子和媳妇叫去审问，要他儿子离婚，他儿子断然拒绝，盖世太保没有办法，因为犹太人和阿里安结婚后就不能抓去集中营。媳妇的母亲被关进集中营，Strauss坐了他的大轿车到集中营大门，在门口大叫，我是作曲家Strauss，没有用，他无法保护亲家的25个人死在集中营。
任命他做了帝国音乐署的主席时，Strauss在日记里写道，我认为戈培尔之流是德国的耻辱。戈培尔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不幸的是，我们仍然需要他，总有一天，我们会有我们的音乐，再也不用这个老朽的神经病。”
德国的历史家福气，有这样的日记。在毛泽东中国，任命马思聪做音乐学院院长时，也许也有姚文元之类的党书记写同样的日记。
1935年，Strauss的新歌剧上演，他坚持要把他的犹太合作者的名字写在剧场的广告上。为此，希特勒和戈培尔都不出席。Strauss写信给他的那个犹太合作者：“你相信莫扎特作曲时，良心上会想阿里安吗？我只认二种人，有才能的人和没有才能的人”。
Strauss看不起轻音乐的作曲家Franz Lehar, 后者是希特勒喜欢的。为此戈培尔教训Strauss ：“明天的音乐是和昨天的不一样的，Strauss 先生，你是属于昨天的。” 戈培尔还想禁演Strauss的歌剧，这给希特勒否定了。
老百姓家里的音乐，纳粹更是不管了。门德尔松是犹太人，他的音乐是禁止的，老百姓在家里照唱他的歌。德国有很多唱歌团体，名义上都纳粹了，但唱什么歌，自己决定，只要没人去回报。
Lale Anderson 在1939 唱红了一首歌，说的是一个士兵在军营外路灯下对心爱的姑娘的离别之情。唱的是女性，更是引人伤感，士兵能回来吗？姑娘会嫁人吗？戈培尔不喜欢这个有损士气的悲观的歌，但不禁止。1942年，Lale Anderson和逃亡到瑞士的德国犹太人通信，又不答应戈培尔要她到波兰去露面的要求而被捕。但1943年又允许她在音乐会唱歌，除了那首路灯下之外。在音乐会上，听众要她唱那首歌，听众看她实在不肯唱，听众们干脆自己大声唱了。这样的事，在毛泽东的中国一定不会发生。
盟军的士兵们早也从德国广播电台里听到这个歌，也喜欢上了。盟军当局将它翻译成英文，叫做《My Lili of the lamplight》，并由英国人唱。到战争后期，英国还向德国兵播放那个歌的德文版。
就是在这样松的气氛下，德国在纳粹统治下，没有产生伟大的音乐作品。
毛泽东政权的音乐是歌颂毛泽东及其政权的，鼓励老百姓不怕牺牲地为毛泽东打仗。
毛泽东对西方音乐是从心底里排斥的。只是看在对外形象的需要，让交响乐存在，难得演出个把场贝多芬。傅聪得了个肖邦奖，面上有光而已。姚文元还只是个小文人时，看到了本德彪西印象派音乐的书，他还没有看懂书，就舞起棍子打起人来了。音乐家贺绿汀看不惯，写文章驳了几句，就遭张春桥严重的秋后算帐。其实，德彪西是推陈出新的古典音乐的革命派，符合毛泽东的造反思想。张春桥姚文元都不知道德彪西，看到印象派三个字，就顾名思义地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了。
现在来看，贺绿汀反驳的立场很低也很可怜。他文章说的是你姚文元是位有声望的年轻批评家，怎么会误读误解德彪西，人家（外国人）会认为我们的被称为‘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批评家，原来水平这样低。这影响不好。借对外影响有害来规劝姚文元“对印象派音乐与绘画到底是些什么内容恐怕也不见得完全清楚。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一点研究工夫，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
贺绿汀的三哥是毛泽东的中学同学，贺绿汀是老革命，他们真能够见得到毛泽东的，但是不敢到毛泽东那里去讨个说法。他们不敢说，“主席，德彪西是造贝多芬反的人，你提倡造反有理的，怎么批德彪西啊？” 为什么？因为贺绿汀吃西方音乐这碗饭，在共产党里就矮了一截。
希特勒禁止爵士音乐，因为那是低人种的美国黑人的东西。这和希特勒的思想意识是一致的。照毛泽东的思想意识，美国黑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阶级兄弟的音乐怎么可以禁止呢？毛泽东的言行不一，意识理论和行为自相矛盾，这就是一个例子。
毛泽东政权把爵士音乐彻底禁止。 中国作曲家本来就很少，49年前有个陈歌辛写了一首出色的爵士音乐歌，《玫瑰玫瑰我爱你》。陈歌辛后来成了右派，饿死在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衣服给人剥光，暴尸于田野。
毛泽东政权更出不了伟大的音乐作品。可以传世的没有几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其中之一。作曲的是陈歌辛的长子陈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