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山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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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清华：陈寅恪昧于情势；冯友兰“与时俱进”！
蓝山烟霞
说明一下，这篇短文不是要褒贬谁。只是对前辈的事情作一点评说，看看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所启示？首先破题：昧，糊涂。“昧于情势”就是对情况和形势认识不清，比较糊涂。“与时俱进”就是思想紧跟潮流，能合着时代步伐一同前进。
为什么说陈寅恪昧于情势，而冯友兰就算得上是“与时俱进”呢？我们只要看看二人的生命轨迹，就都一目了然了。
陳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歷史學家，古文學家，語言學家。通曉十多種語文。专于魏晉及隋唐史。《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其代表作。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中文及歷史教授（1925-1948）。
在本人看来，陈寅恪在什么时候，或者在哪些方面“昧于情势”呢？
首先是出国留学。“为什么要留学？”陈寅恪好像不太清楚，看起来就像是：“留学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陳寅恪自1902年12歲开始，先后留学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直到1925年35岁才回到中國。
陳寅恪三次出国留学，累计共14年，时间跨度23年。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張大学文凭。只有一张復旦公學（大學預科）文凭。陳寅恪留学14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具備了閱讀蒙古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突厥語，西夏語等十多種語言的能力。
可是作为中国魏晋隋唐史的研究者，陳寅恪真的需要这10多种语言吗？可见陳寅恪在设计自己的人生这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上非常糊涂。一个人用10多年时间去学一堆无用的知识，实在是对生命的极大浪费。
其次，陳寅恪在政治上也比较糊涂。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三民主义”虽然谈不上是完美的，但它所代表的共和政体，比起腐朽的满清王朝，毕竟进步很多。
但陈寅恪一方面推崇怀有“满清情节”的王国维，另一方面，将“三民主义”贬为“俗谛”，即庸俗的东西。认为只有摆脱了这个“俗谛”，才有学术自由，也才能发扬真理。
中共执政后，1953年曾邀请陈寅恪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提出就职的两项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陈寅恪只好继续任教於中山大学直到去世。
中共自己都说：“共产党人是最讲政治的”。陈寅恪居然天真地认为，在中共执政下，自己可以拥有一块“完全不问政治的小天地”，这就不是天真，简直就是糊涂到了“不识时务”的地步了。
和“不识时务”的陈寅恪比起来，另一位“学术大师”冯友兰却又“太识时务”了。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南阳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美国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代表作有“三史”等三套中國哲學史著作；“六書”等六本自成體系的哲學著作。
馮友兰1918年畢業于北大。1919年考取公費留學資格，冬赴美國留學。1923年夏論文答辯通過。1924年获博士學位。1923年馮友兰論文答辯後即回國，历任燕京大學等校哲学教授。1928年起任清華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1929年兼任文學院院長。馮友兰从青年时代起，在设计自己的人生和高效率地利用时间方面，就远远胜过陈寅恪。
而馮友兰在认清政治形势，善于把握机会方面，更是陈寅恪望尘莫及的！馮友兰历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三个“朝代”，竟然都能左右逢源，屹立不倒，令人啧啧称奇。
1934年馮友兰獲邀出訪捷克及蘇聯，回國后分別就蘇聯見聞及歷史唯物主義作兩次演講，觸怒國民党當局，遭逮捕審訊，但不久即获释。
事後馮友兰迅速向國民党靠攏，不久即加入國民党。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馮友兰隨清華大學先迁長沙，再迁昆明，其党籍關係中断，1939年再次加入國民党。任教西南聯大期間，馮友兰與國民党高層往來密切。1945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友兰被選為主席團成員。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月5日馮友兰即致信毛澤東，自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告誡他“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1952年馮友兰由清華转入北大，仍任哲学教授。
馮友兰多次檢討自己歷史問題，在國内外数次公開表示新理學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敌”，是“拥护國民党政权”等。并經常配合政治形勢，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运用。
1966年文革開始，馮友兰被抄家关入牛棚。1968年毛澤東表示“北大有個馮友兰，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如果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还得去找他”，馮友兰得以離開牛棚，恢復自由。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馮友兰出任四人幫掌握的“梁效”寫作班子顾問，相继發表一些批孔和反复古等文章，為江青集团效力。1976年四人幫垮台，梁效寫作班子遭彻底清算，冯友兰亦遭長時間关押審查。
1980年起，冯友兰開始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自稱是“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至1989年完成，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觀念貫穿全書始終。1990年11月26日，馮友蘭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享年95嵗。
像冯友兰这样善于察言观色，明哲保身，在各个时代都能很好地生存的人，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是比较少见的。
冯友兰这样做，究竟应该算是“善于观察风向，见风转舵”的政治投机？抑或应该算是“敢于不断否定自己，与时俱进”的进步行为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实在不是简单地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本人以为，陈寅恪与冯友兰，在为人处世方面可以说是两个极端。我们作为后来者，应该怎样以两位“大师”为借镜呢？
本人以为，应该有一点陈寅恪的“率真”，但不可变成迂腐；应该有一点冯友兰的“圆通”，但不可变成油滑。
网友诸君，你的看法如何呢？
---（完）
的确，这种举动不是“天真”“糊涂”，而是一种态度。如果以为陈师真的等那一纸护身符那才是真的“天真”了。
说到“与时俱进”，我觉得梁启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先与老师康有為合作，推动戊戌變法；后又与孙中山联合，鼓吹中国走革命共和之路。他甚至为自己设想中的共和国取名“大中华民主国”，与后来的“中华民国”很贴近。
清华早期有昙花一现的“国学研究院（1925-1929）”，梁启超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2011年清华百年华诞，发布《百年清华光荣榜（共25人）》，“四大导师”中只有梁启超一人光荣登榜。
谢谢您。我是完全的文科背景，但也喜欢和理工科的人讨论人文，因为讨论跟理工也没用，我一无所知。我觉得“与时俱进”这个词和意义都是对的。陈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这个世界就在晚清；王国维1927年自沉昆明湖，因为他觉得他所毕生追求的道统已经失去了。他们都有很强的遗民心态，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是脱节的（我这样说也是中立的）而冯总想追赶，总想让自己去适应。想想20世纪中国，短短一百年，就从满清到老袁，袁到蒋，蒋到毛，毛到邓，太快了，有几个跟得上！
关于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据本人所知，清华校方的说法如下：
【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典出《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5年冬，梁启超先生来校，以《君子》为题发表演讲，提倡“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他认为清华应该是培养君子的地方，勉励大家“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此后，清华即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并制作校徽。】
看了一些前辈的资料，觉得文化人的政治立场甚至为人处世的态度，不仅取决于世界观和价值取向，也与性格有关。性格偏执之人，不会轻易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如果认识正确，这是优点。但如果认识本就是错的，那么这种偏执就成了缺点。
本人对冯友兰，陈寅恪，王国维等大师的看法，基本是“中性”的，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人出身工科有关。本人学工，对这些人文大师并无全面了解，自觉不可遽下结论。同时工科人的逻辑思维也决定了本人不会以简单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分类法来看人。
我知道社会上有一种所谓“四大无耻文人”的说法，好像冯友兰，郭沫若，臧克家就在其中，第四个是谁我记不清了。如此臧否名人，本人并不是很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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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等旁人，如果选择陈王或冯郭当朋友的话，"后"者可能沾光发达，"前"者不会出卖你，
你愿意选谁呢 ？ 我选陈王两位大师。
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是极端尊崇中华文化道统的人，搞考据的人，
穿越会别的时代，凭只样片语，就要和古人谈话聊天，兼探古人的隐私而还原失传的历史，
耐心，细致，严谨，洞察力，公正，中立，多才，博识是他们的特点，
王和陈都是本领域的世界级别大家，就我知道，数第一的吧，他们对人性的了解和改朝换代的看法就不是一般人的深，
陈很早就读过资本论，不可能不知道新朝的特点和可能的举动，留大陆也许有人老眼差，大不了一命而已的心志吧，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古代文天详就是一例。
陈在清华讲课时，堂堂爆满，可能很多学生上街去搞政治了，每次很多其他教授都跑来听课，故号称”教授中的教授“，
从当年我读到这段故事时，我的领悟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在高层面是相通的“，所谓大道归一，到底有多少后来所谓大师从陈那里获得了多少收益，只有听课的后来那些牛人心里明白，当绝对不是去听陈吹牛，陈一生是个君子，跟他接触的学校一般员工和身边人员觉得他很和气，好心，好人。
而的《人间词话》， 那是对古往今来的诗词的境界的总结，是最高学术经典（学界共识），我手里有一本，常看，也想学古诗。
王光靠《人间词话》就流芳百世。诗词即是艺术，也是记载历史的人性的东西，学术能到此境界且被公认，那双慧眼应该是何等的锐利。
两人虽古板，但都是真真正正的牛人，作人也是君子。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他们两当之无愧。
冯幼兰不熟，不感评论，大概如郭末若一样的游走在政治和学术之间学官吧，
不过时势所逼，自己说出否定自己的学术成果的话，也是人性的一种吧。
对于我等旁人，如果选择陈王或冯郭当朋友的话，后者可能沾光发达，后者不会出卖你，
你愿意选谁呢 ？ 我选陈王两位大师。
谢谢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较视角，关于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性格，和政治的关系。
大多数人都会是听说冯友兰，郭沫若，胡绳，但不知陈寅恪，王国维，傅斯年，李济。其实是因为后者跟革命，尤其是共产党疏离，所以被自然屏蔽掉了。这也可见政治的厉害。
回复康无为的评论:
本人是工科出身，数10年前就听说冯友兰，但不知陈寅恪，王国维。现在回想可能是因为陈，王二位去世较早之故。
阁下的评论比较专业，也许更接近实际。谢谢！
做学问主要靠IQ，二人都高。但识时务还要靠EQ甚至人脉，这方面性格孤僻的陈寅恪比冯友兰要略逊一筹。
在学术上，陈寅恪虽然被曾任清华外文系教授的吴宓推崇为当时“中国最有学问的人”，但其学术成就似乎又比不上冯友兰。冯友兰荣登《百年清华光荣榜（共25人）》，而陈寅恪则落选。
“既然陳只知道作自己的事，就不值的大家廢筆墨，何況他的學識對中國和世界的確影響甚微。”
呵呵，只要欣赏他的后人觉得值得为他的生命书写就够了。 据我所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我。这种东西，至少影响人的良知，存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影响某个人人的行为方式，在适当的时候就会产生事功价值。这都难说。 人的看法不可太短视。：）
更何况，即便从比较功利的角度来看，也“值”了。他活着的时候，凭着寥寥数语而非大部头就得到梁任公等巨擘的认可，受聘清华；在同代风流人物里，他受到了承认和敬重，这就够了。国共两党都给了他不敢怠慢的尊重，这也“值”了。
陈寅恪生前也没想到自己逝去这么多年以后会成为学术界的谈资。人家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因为世俗标准中的 好家庭出身，物质的充裕，求学机会，在社会上立足，还有名声，人家本来轻易就有，无需去刻意追求。
回复康无为，xushaoyan，原鸣子，wenjuyuan， xyy 的评论:
谢谢各位网友的阅评！诸位的观点或分析，使本人受益良多！
提前祝各位春节愉快，幸福安康！
既然陳只知道作自己的事，就不值的大家廢筆墨，何況他的學識對中國和世界的確影響甚微。
值得探讨。
其实陈更象西方概念的独立文人。
冯象政治家或政治家的秘书。
陈等于竹林七贤或曹雪芹蒲松龄。
冯等于古代进京参与政治的文人。
二者都不成功，最后都不伦不类。
这不是天真。所谓天真，是不知可能的风险而为之。而凭陈的阅历，他对统治者没有幻想。他这个做法，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所作的抵抗，是一种姿态。是知其不可，仍坚持为之。他的祖父是当年唯一公开鲜明支持戊戌变法的省府大员，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个做法是家风的传承。
“一个人用10多年时间去学一堆无用的知识，实在是对生命的极大浪费。
陈只是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随着他自己的心而已，又没有伤害和干扰他人，所以没什么应该不应该。 对于出身和经历像他一样的人来说，他无需去用功利和目的性很强的手段去做 “职业规划”，他的生命体验是自己的，是浪费还是丰盈也是他自己说了才算。
“其次，陳寅恪在政治上也比较糊涂。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三民主义”虽然谈不上是完美的，但它所代表的共和政体，比起腐朽的满清王朝，毕竟进步很多 ”
这些他明白的，但很多朝代兴替之变无法用简单粗暴的一元发展观来标明“进步”与否，对于个人来说，逝去的时代有他熟悉和热爱的生活方式，这和大叙事的政治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