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鲜为人知的讲话
作者：井冈山
以下毛主席的讲话，皆出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属官方资料。笔者去图书馆查阅时，发现其厚厚如砖头，两大本（上下两部）。我刚读完几页就有了疑问，这样违背“历史”的毛主席讲话，官方怎么敢公开出版呢？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政治家的思路：这样两部砖头，有谁会去读呢？放心吧！中国人是不读书的，读书也只读教科书；等到他们明白过来时，一切改造的事业都已经完成！
现仅从笔者所阅读过的部分摘抄几段，共飨如下：
1.“—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2.“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对调查中发现“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的浮夸风现象的批评）
3.“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对“共产风”现象的批评）
4.“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1958年11月）
5.“经济学家很‘左’，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指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1958年11月对“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批评）
6.“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同上）
7.“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
8.“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1958年毛泽东谈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三）
9.“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10.“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同上）
11. 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 1959年10月4日。）
12.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成立公社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办相当大的中型水库，过去不能办的工厂、学校、托儿所等现在也能兴办了。（毛泽东同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4日。）
13.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体现文件的通俗性例子：
1959.5.6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
14. “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1959年4月26日毛泽东对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的批语）
15.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在去年)……总要有一种希望。我们是希望团结，还是希望分裂呢?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1959年8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
16.“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簿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泽东传》（下）：中间派对“前三十年”的良心评价：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编者按：凡敌人赞颂其敌方的话，不会假；凡地方批评和反对其敌方的话，不会真。
毛主席说：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战略上就是这样。
17. “他（杜勒斯）说：‘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王稼祥同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11月12日）
中间派评论此事：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18.“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地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19.1959年12月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他接着写道：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注释：
对表论——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
20.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21. “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22. 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蒙哥马利《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访华观感《我同毛的会谈》，如此评论毛：
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60年6月16日下午版）
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的例子：
毛泽东为纠正“共产风”对指示信稿的修改：比如，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毛泽东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泽东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
23. “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
(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
24.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277页）
25. “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
26.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229页）
27.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28. 两年都不要，一年多（指包产到户）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242页）
29. 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同上）
30.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3日）
31.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248页）
32. “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
“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33.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63年11月毛泽东对《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修改）
34. “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3年2月28日 ）
35. “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 1963年5月7日 ）
36. 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 1963年5月12日 。）
37.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27日）
38.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听涛克己谈话记录， 1964年1月5日 ）
39.“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加写的一段话，手稿，1964年1月）
40.“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决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1964年3月谈话记录；《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341页）
41.“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 1964年6月11日 ）
42.“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
从刘少奇的一段讲话中也可侧面上看出当年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严峻性的一致认识：
“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刘少奇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43.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毛泽东听取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1965年6月16日 。）
44.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 是吹牛皮、放大炮吗? 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 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 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 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 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 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5、341、342页）
45.“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
（1965年1月谈话记录；《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376页）
46. 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目）
47. 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 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 2002年1月18日 。）
48.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 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6年5月5日 )
49.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王任重日记， 1966年6月11日 ）
50.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指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1966年7月8日 。)
51. “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1966年8月8日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52.“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 1966年8月12日 )
53.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 2002年1月18日 ）
54.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 1966年8月29日 ）
“资改派”这样分析毛的心情，我看是公允的：
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437页）
55. “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 1966年8月28日 ）
56. “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毛泽东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谈话记录， 1966年10月1日 ）
57.“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 1966年10月24日 ）
58. “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6年10月25日 ）
59.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 1966年12月21日 )
60.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93—696页。)”
61.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7年1月17日 )
62.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 1967年2月3日 )
63.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7年12月18日 )
64. “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 1967年2月12日 。)
65.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 1967年5月18日 )
66. “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 1967年3月3日 )
67. “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7年5月16日 )
68.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69.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
70. “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 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 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 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 1967年9月16日 )
71. “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 1967年9月17日 )
72. “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 1967年9月18日 )
73.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邓小平是不是要保? 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 1967年9月20日 )
74.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 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7年9月30日 )
75.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指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 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 (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 1967年10月3日 )
76.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 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 (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7年10月12日 )
总结文革理论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归纳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77. 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 1968年5月8日 ）
78.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 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 1968年7月28日 ）
79.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 1968年8月8日 ）
80.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8年10月5日 ）
81.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 1968年10月13日 ）
82. “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9年4月11日 ）
83.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 1969年4月13日 ）
编者：这就是政治家的眼光和胸怀。
84.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 1969年4月28日 ）
85.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 1969年3月15日 ）
86. “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关于珍宝岛事件的讲话记录， 1969年4月28日 ）
87. “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59页）
88. 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89.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66、1567页）
90.“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对陈伯达“天才论”的批判：《我的一点意见》，手稿， 1970年8月31日 ）
91.“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92.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语，手稿， 1971年3月15日 )
93.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泽东同刘丰谈话记录， 1971年8月27日 ）
94. “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毛泽东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的传达记录， 1971年10月4日 ）
编者注：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605页，有这样一段话：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突然引起太大震动，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这件事，暂时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在九月十八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二十八日，扩大传达范围到地、师一级……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
从这段话看出，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大局，这对于现在的记者和媒体宣扬的“新闻自由论调”，所谓“民众知情权”等等看似进步的，实际上有时又很有害的浅薄的民主、自由观念，是一个有力的、不证自明的回击！！！
95.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记录， 1971年11月20日 ）
编者注：“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来源同上）
由上面的讲话，和以前很多类似的讲话中看出，毛主席的治政手段是温和的，他总是强调教育为主，不管对男女老幼，对于同辈、同事，总是强调要“教育”。他处在风口浪尖、豺狼虎豹的政治环境中，使用的却是像课堂上教育学生般的温软的手段，这种和风细雨一方面为他赢得了贤者的形象，可是另一方面也注定了他的政治革命无法彻底，正如养虎为患，妇人之仁，必会存留祸患。政治的残酷性特征，注定了政治家是需要有铁血手段的。
96. “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形势）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 1972年12月10日 ）
97.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1970年5月21日 毛泽东针对美帝侵略柬埔寨行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98.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 1972年7月24日 ）
编者注：从上知，主席并未主张全民学外语，更反对把外国的东西不分好坏的都学进来。
99. “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634页）
100.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 2002年1月18日 )
101.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 1973年7月4日 ）
102. “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 1973年7月17日 ）
103. 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当场念《读＜封建论＞呈郭老》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对江青讲述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情况”，1973年8月5日）
104.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 1973年12月12日 ）
105. “他（指邓小平）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人家有点怕你（指邓小平），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同上）
106.“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 1973年12月15日 ）
107.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 1973年12月15日 ）
108.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的谈话记录， 1973年12月21日 ）
109. “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 1973年12月21日 ）
110.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 1974年2月22日 、25日）
111. “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毛主席指示要点》，《中央讨论文件》（1974）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5年1月3日 印发)
112.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泽东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关于理论问题），1974年12月26日）
以上是“资改派”对毛泽东思想自相矛盾的评价：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就注意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当时张春桥写过文章）。在他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但这些认识，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715页））
113. “她（指江青）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5年1月；《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717页）
114.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75年5月3日 ）
“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 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手稿，1975年5月4日、5日）
编者注：由上可见，毛的政治手段是多么地温软。
115. “（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的插话记录， 1975年11月4日 ）
116.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毛泽东同江青、张春桥的谈话记录整理稿， 1975年7月14日 ）
117.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这部小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118.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
119.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20. “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
121. “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指华国锋）办事，我放心……国内问题要注意。”（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122. “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49－151页）
123.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 1977年3月22日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