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毛泽东，邓小平没有资格跟美国人平起平坐

最近在北大微信群的讨论中，个别同学极力赞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同时极力贬损毛泽东，这是一种相对原始简单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完全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国际环境基础之上。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毛泽东建立了与世界超强的相对平等的关系。没有毛泽东建立这种与世界超强的相对平等、没有毛泽东开创中美之间的合作，邓小平根本没有资格跟美国人平起平坐。

西方自工业革命开始（甚至更早）就以世界先进文明自居，而把东方视为落后、不开化、野蛮。确实，从那时开始，西方在科技、艺术、学识方面一直领先，并且一直在高速创新，而中国则在走下坡路，甚至退化到无法读懂祖先的科技、数学著作。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状况。

1949年6月，毛泽东痛切地写道，【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提到与美英的关系，毛泽东重温了孙中山得出的教训，【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 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毛泽东认识到【“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等中国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能力，与西方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就有生意可做了】。平等是关键。否则，新中国不过再次沦为西方资本的游戏场、不断被西方公开侵犯或者潜规则，命运不会比印度强多少。

因此中国首先必须解决的是民族地位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基因行不行的问题。在朝鲜战争之前，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基本不算人。当时的加州宪法明确将 CHINESE 排除在人权之外。【西方对朝鲜人与中国人的对待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朝鲜人中国人不是像西方人一样的人，而是接近畜生。。。】（"Western treatment of the Koreans and the Chinese was dictated by a deeply rooted conviction that they were not people like themselves, but near-animals..."( Hastings p307))。但朝鲜战争初步改变了西方的这种错误观念，当联合国军在中国军攻击下全线崩溃，世界惊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数年，毛泽东就开始寻求与美国恢复关系。1959年，毛泽东表示最希望去密西西比河游泳。中国政府多次发出信号，但美国都毫无例外的予以了忽略。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大国俱乐部会员的实力，联合国其余四国都是核武大国，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还在台湾国民党政权手上，后者不过是美国的附庸。

但随后中国的工业与科技发展令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在战略领域的各种突破，一次次震撼了美国。即使到今天，中国也是全球掌握某些关键技术的唯一的非白人。中国在战略科技上的成就毫无例外的出自毛泽东时代。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最坚强的反共斗士尼克松意识到，从美国的安全角度考虑，必须与中国修复关系。

有兴趣的可以读读尼克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的论文。尼克松的分析否定了通过抢先打击(preemptive strike)而遏止中国的方案，他正确判断中国的强大已经不可阻挡，在50年后中国总体实力将超过美国，中美合作才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当毛泽东亲自否决中国外交部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建议，明确指令邀请美国人来华的信号发出之后，美国政府也做出了对等的反应。尼克松亲自到北京，紧紧握住了毛泽东的手。这是1972年。七年之后，当邓小平访美，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副总理的身份握住卡特总统的手时，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1973年底，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栽培下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明显放在接班人位置。1976年4月，邓小平虽然被再次打倒，但毛泽东托付对邓小平加以保护。以毛泽东的智慧与谋略，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邓小平继续中国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在对比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时发现：虽然印度令某些人羡慕地被"西方先进文明殖民"了300年,很多方面起点比中国高, 独立后当之无愧地成为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并且获得了美苏的各种援助,但到1970年代，印度已经在各方面大大落后于中国，印度工业、科技、教育水平落后不说，光是人均寿命，中国达到了68岁，而印度只有52岁。Amartya Sen结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 注） 

中国由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走向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之后，经济潜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国家实力进一步高速增长，这是不可否认的。但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问题也形成了国家民族的隐忧。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金钱、利润、享乐，是中国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注："China's relative advantage over India," argues Harvard economist Amartya Sen, a native of India's West Bengal, "is a product of its pre-reform [pre-1979] groundwork rather than its post-reform redirection."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7/aug/10/news/mn-212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