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一叶周

温柔的海是美丽的,汹涌的海充满了挑战。生命的历程如同沧海,个体的生命是汇聚成大海的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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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名校中的华裔校长田长霖(1)

(2010-08-22 11:47:11) 下一个
       位于美国加州北部的伯克莱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充满了自由派气息的名校。70年代风靡全美的反越战运动,伯克莱大学堪称燎原之地。在学校南大门有一个不大的广场,被称为自由广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那里表达观点,发表言论。至于有没有听众,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经常见到有人在那儿滔滔不绝,可惜只是听者寥寥。
      说到自由的校风,还可以举出一例:有位学生为了抗议学校用动物做实验,就爬上了学校最高的塔,在塔顶悬挂了一个“人巢”,并接连数日躺在里面。警察只能等在塔下,等着那个学生抗议完了下来自投罗网。还有一次,十几个男女学生不知为了什么,在校门前广场上脱光了衣服,裸体示威。还有一位学生坚持数日,一丝不挂的走进教室上课,为此校方不得不采取对策,设置禁令。
       就是这样一所名校,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位华裔校长以他在世界科技界的声誉和管理能力,成功地引导着该校走过了一段艰难时期,他的努力在美国学术界得到广泛赞誉。他就是田长霖。
       田长霖是世界著名的工程热物理学家,来自于台湾的一个难民家庭。移民美国后拿到了奖学金读了大学。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工程学院的院士,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他曾经是美国内阁能源部长的候选人。从校长职务离任后他频繁往来于两岸三地促进科技合作,并曾受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邀请为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献计献策。
     1997年夏季,我数次走进田长霖校长的办公室访问他,和他的每一次对话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美國居住这些年,由於職業的關係,接觸了不少移民的故事,感悟最深的是,一個移民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如何擺脫現存的社會偏見,克服自身的狹隘和孤功自傲的情緒,積極參與社會。只有發揚自己民族文化的優勢,和本土文化交流、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那年夏季選舉前,加州的選民激烈地爭論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存廢,平權法案的建立標誌著少數族裔爭取平等權益的一個里程碑。有了平權法以後,少數族裔的選民在就業和求學方面都得到應有的照顧。這年加大校董康耐爾提出廢除平權法的提案,引起民權人士和學生的抗議,田長霖校長不同意加大校董會廢除平權法的決定,毅然宣佈辭去校長。當時我策划制作的電視記錄片《平權法案備忘錄》用意即在於為當時的歷史爭議作一個見證。
       自从排華法案在1943年太平洋戰爭以後被廢除,以後的移民不會再受到該法案的直接困擾,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被关进旧金山湾畔的“天使岛”,接受无休无止的审查。但無形的歧視和不平等對待仍然彌漫在日常生活中。田長霖校长談起一段在大學求學時的难忘经历。那时他給導師做助教,導師習慣稱他Chinaman(中国佬)。起初他不知道那是一個羞辱中國人的稱呼,每次都乐呵呵地答應。後來和他相熟的白人工程師提醒他:這是一個白人對華人侮辱性的稱呼,尤其不能讓他在學生面前這樣叫你。田長霖這才恍然大悟。他即刻去找導師交涉,他說:以後請你不要用Chinaman稱呼我。教授問:那麼我怎麼稱呼你呢?田長霖說,你可以叫我長霖。教授不悅道:你們中國人的名字這麼複雜,我怎麼記得住这么多奇怪的名字,什么叮当、镗零……。田長霖堅持道:你可以不叫我的名字,但請不要再叫我Chinaman。由於他的堅持,從此以後教授只好不再用這個侮辱性的稱呼,但他也堅持自己的原則,不再稱呼田長霖的名字。每次叫他,都只说:hello, hi……
       谈到平权法案对于少数族裔的必要性,田校长尖锐地指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而不是单一的社会。世俗的人们眼光中也不是无色的,还是会对各色人种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他以自身的经历为例,说明”玻璃天花板”的阻力无处不在。所谓”玻璃天花板”,也就是在少数族裔的成长和升迁路上会有一种无形的障碍,谁都不会明确去说,可是在作决定时,却会受到世俗眼光的影响。田长霖说,他每天都在不断地顶,有时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他说话时表情生动,一手撩起前额的头发,露出了光洁的前额。并风趣地补充了一句:这也使得我的前额看上去很平坦,没有皱纹,这样的唯一好处是人们看不出我的实际年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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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滄海一葉周 回复 悄悄话 这里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当初,平权法曾经极大地帮助了处于弱势的亚裔。所以对于该法案的存废,不能以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做判断。田校长曾经反复强调过这一点。
5speed 回复 悄悄话
作为一个申请大学的孩子,“平权法案”充满了种族歧视,一个聪明的中国孩子,却很容易“合法”地被一个分数不及他/她的非洲孩子/墨西哥孩子“顶插”。这是否公平?

伯克莱大学表达的观点往往极端自由,言论也常常是偏激的。“平权法案”导致一些懒惰的黑墨青年过于依赖这种“赔偿”或“补偿”状态,这反而消蚀了他们的发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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