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郭沫若（2）

                                                                                         二
         随着建国后日益频繁的政治运动，文艺界首当其冲，每一次都是遍体麟伤。不论是自己的朋友，或是其他人被整肃，置身在这样的氛围中都会增加自身的不安全感。在友人们的记忆中，昔日豪放、浪漫的郭沫若，不再有开怀欢笑的时刻。
         在那个年代,做一个领军人物也有其不易之处，重要的场合都要出现，每次政治运动都要参与，还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所以后来有很多责备的声音冲着郭沫若，因为他表态太多，太醒目。等到岁月流逝，尘埃落定后，人们质疑他的有些言辞此一时，彼一时，互相矛盾，不知哪是他真实的心声。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的同时代人们共同的尴尬处境？ 只是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物，各有其不同的尴尬而已。   
        据《收获》主编靳以的女儿章洁思回忆，1959年第2期的《收获》有两个版本。原来编发的是《蔡文姬》。刊物已开始印发后，靳以接到郭沫若办公室紧急来电，原来郭沫若收到校样后，需要修改，不让发表。靳以只得将打好纸型的《蔡文姬》抽出，填补上其他作品，重新印刷、装订。已经开印的杂志装订了12本，于是那一期有了两个版本。 当年《收获》编辑彭新琪回忆道“郭沫若当时抽回去说修改，其实他很紧张，害怕出什么问题。……说明1957年反右，老知识分子心里害怕，特别是郭沫若，他当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十天一气呵成的美谈不再发生，对于自己酝酿已久的历史人物，郭沫若下笔时依然有无法消弭的困惑。不知道领袖会如何看？建国后他慎而又慎保持低调，即便是友人间书法相赠，他也以书写毛泽东诗词为内容，难得见到他书写自己的作品。诗人的郭沫若消失了。后来所能见到的只是政治口号式的郭沫若诗词，与他青年时的作品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从郭沫若和陈明远的通信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内心的挣扎，良知的煎熬和灵魂的痛苦。1966初，“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以群在跟郭沫若谈及陈明远关于郭沫若诗词研究的稿子时，也表明了这种预感。当时他问郭沫若:”现在形势变化较大，这些稿子恐怕一时不能印了，怎么处理好呢?”谁也想不到郭以痛苦的语调说：“算了吧，关于我的那些东西，最好都烧掉！＂他转而对陈说：“我看你还是恋恋不舍，确实舍不得么，我并不强制你。不过，我自己的文章，恨不得一把火烧掉，烧个精光大吉。”诗人的激情，在瞬息间闪现了一些回光返照。可是却笼罩上了深重的悲剧阴影。
        这样的话后来他又重复多次。1966年4月，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立即发言：”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的话许多人都不理解。后来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又说：“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可惜此凤凰已经不同于四十年前那只涅磐的凤凰。
        在这之前，1966年1月29日,他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辞职信言辞恳切，却又顾虑上级引起不必要的猜想。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接受。
       “文革”开始时, 有一段日子郭沫若希望人们把他彻底忘记, 他离开了办公室,谁也不告诉,住进了一个隐秘的住所。可惜熬不了多久，只能回家了。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文革”要搞十年，谁躲得过去？谁逃得过去？比起古代的文人，尚可找到地方隐居，或是像陶渊明一样“采撷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郭沫若却没有隐居的权利，他无处可避。